本文摘自《大地》雜志 2008年10月16日 作者：王學泰 原題為：游俠與貴族精神

    我在過去寫的《話說游俠》里對“俠”作了新的闡釋，指出在先秦“俠”與“夾”是一個字，而“夾”的本義是指有人追隨。

    過去許多學者解釋“俠”往往受到戰(zhàn)國末年《韓非子·五蠹》篇中的“俠以武犯禁”、“廢敬上畏法之民，養(yǎng)游俠私劍之屬”等話頭的局限。實際上，論者只看見了“武”和“劍”，而忽略這些話的主旨所在。韓非意在指出一些貴族豪門窩藏“私劍”（屬于個人的武裝力量），不怕法律，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這些“俠”是“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而這個“殺生之權”在法家看來只能專屬于君主，任何“匹夫”（包括君主的親貴），不可據而私有。而韓非認為一些人要做俠，招攏“私劍”，其目的在于“肆意陳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約束）；而且成為“俠”，還要“棄官寵交”（官員放棄職責去結交朋友），這樣才能使自己的武裝力量壯大起來。可見韓非子盡管強調“游俠”的暴力作用，但他對游俠的理解還是在于“俠”有一幫子人（私劍）追隨和作為后盾，并非說“俠”本身就是暴力。

    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進一步闡釋“俠”：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

    這段話說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標舉的“俠”是春秋時的延陵季子、戰(zhàn)國時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們的共同點在于“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換句話說他們是因為有一幫追隨者（不管這些追隨者抱有什么目的）力量強大而彰顯于社會的。

    先秦貴族管理公共事務養(yǎng)成“俠”的精神

    “俠”是春秋戰(zhàn)國社會激變中產生的一個新的社會集團。先秦的“俠”多出身于貴族，因為只有貴族才有經濟實力和精神實力把人聚攏起來。

    中國古代是垂直組織類型的社會，依靠自然與人為的手段把人們組織在特定的社會網絡之中，每人各有特定的位置，上下有等，很少流動。統(tǒng)治階級是周天子、諸侯、大夫、士，被統(tǒng)治者包括庶人和奴隸等。

    人們之間除了垂直的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以外，很少有橫向聯(lián)系。春秋以前“大夫無境外之交”，大夫以下更不用說了。春秋以前的文獻資料，連“友”字都很少見，即用也多指“友邦國”（國家的朋友），或指兄長愛護弟弟，曰“友”。很少用以描述個人之間的關系，可見那時人們橫向往來很少。

    這種情況到了春秋時代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戰(zhàn)國時期這種變化更加劇烈，一些古代的貴族逐漸被消滅或被取代。貴族社會由松動到逐漸解體。

    這個變遷使得許多大夫、士從原有的垂直統(tǒng)治的系統(tǒng)中流離了出來，原有的飯碗打破了，他們要找尋新的飯碗和謀求個人發(fā)展自然要到各地、各國奔走，要廣拉關系，多交朋友，這是一種新產生的社會需求。《論語》一開篇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士人有朋友了，而且是從“遠方”來的，大約是“外國”。孔子對遠方朋友的期待和熱忱都是過去沒有的，在孔子時代這種交往肯定是新生事物。這種橫向交往是產生“俠”的社會基礎。

    誰才能招攏那些從原有秩序中游離出的游士呢？一是各國君主，追隨君主被納入主流社會，生存不成問題，發(fā)展也有可能。然而君主的容納量有限，有些就追隨了貴族豪門，司馬遷所說的“戰(zhàn)國四公子”就是典型。太史公認為他們是典型的貴族之俠。他們養(yǎng)了成千上萬的賓客，還包括“私劍”，成為有實力的集團，甚至掌握著“生殺之權”。這不僅影響著國內政治運作，而且波及國際，如魏國的信陵君竊符救趙，孟嘗君帶著他的門客流動于諸國之間，都是例證。這可以說是最早的的俠。

    至于那些有武力、有勇氣、有信義、守承諾的刺客，如《史記》中寫到的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等五人行刺報恩的事件。司馬遷雖然對他們的獻身、勇武、守信、執(zhí)著、一往無前的精神深致贊美，甚至說“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然而，他們只是有貴族派頭的“殺手”，還沒有俠的資格。因為他們還沒有追隨者，而且他們也非主動去干預世事，他們打殺只是報恩罷了。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時代游俠最多，人們也最愛談論俠，這就是漢唐。為什么會集中在這兩個朝代呢？因為漢唐皆屬于后貴族社會。它們的前代先秦和南北朝是貴族社會，到了漢唐雖然大一統(tǒng)的皇權專制已經形成，但貴族風習、意識并沒有完全消失。

    周代是貨真價實的封邦建國的“封建社會”，這個社會中天子、諸侯是位居“南面”的為君者，“士大夫”則是中下層施政者，用現(xiàn)代的話說他們是社會的管理者（官吏）和保衛(wèi)者（各階層軍官和車戰(zhàn)的軍士）。他們不僅是各有專職，而且是世襲的。我們說的貴族主要指大夫、士這兩個階層。他們思想行為有什么特點呢？上世紀40年代的“戰(zhàn)國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濟認為，由于他們長期負責公共事務，而且世祿世卿，養(yǎng)成“世業(yè)”和“守職”的觀念，并造就他們的榮譽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獨特的的人格。

    這就是一種“貴族精神”，為什么會形成這種貴族精神呢？因為那是長久固定分工的社會。“士大夫”世代作為社會管理者和國家的保衛(wèi)者，養(yǎng)成了負責公共事務和為國作戰(zhàn)的習慣，而長期從事于此，必然養(yǎng)成“忠敬勇死”的精神，必然習慣性地愛管一些與他關系不大的公共性的事物。我們翻閱一下《左傳》、《國語》，常常可以看到具有這種精神狀態(tài)的人物，直到《戰(zhàn)國策》中還不乏這類人物。

    先秦的各種學派開山人物都是秉承了這種貴族精神的，他們以天下為己任、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正是這種習慣于管理公共事務精神的發(fā)揚和“忠敬勇死”人生觀的體現(xiàn)。就是為大儒們所不齒的游士，其中杰出者亦非一些后世拘拘小儒能望其項背。如魯仲連、唐且、顏等人自尊自愛的態(tài)度也是不乏貴族色彩的。

    秦一統(tǒng)之后，以吏為師，鏟除一切民間思想。各個學派除了服務官府的，全部消失，游士更受到取締。然而“貴族精神”卻不是一時半會可以完全消滅的。民間秘密活動的游俠承繼了這種精神（如項羽、張良等），秦朝末年，他們也投入了抗暴和復國的斗爭。最引人矚目的“田橫五百士”就體現(xiàn)了先秦的貴族精神。

    游俠必需的四種品質

    那么，什么是游俠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有很具體的描述：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這包括了：

    一、勇于幫助他人解決困難，主動去拯救在生死邊緣的人們，不怕死，而且不求回報。也就是非為己，而是為他的。二、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們，不怕觸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觀念，也就是敢于反抗現(xiàn)存的主流社會中的一切。三、說話算話，言而有信，一諾千金，救人要救徹底。四、不逞強，不自我炫耀，作默默無聞的奉獻，為人低調。也就是司馬遷在另一處所說的“其私義廉潔退讓”。

    這四條也是后世公認的游俠和俠客們所應必備的道德品質，直至近代武俠小說如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小說在塑造大俠的人物性格時仍然基本遵循這個套路。這些品質的來源就是古之貴族、俠客們愛管與自己不相干事情，為解救他人的困厄而奔走，這正是古代貴族因為管理公共事務而形成習慣的延長，也就是林同濟所說的“忠”和“敬”。然而，此時已經不是貴族社會，處理公共事務大權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具體的部門和地方權力也是君主臨時授予的。那些有貴族余習的人們干預公共事務就是對皇權專制的挑戰(zhàn)，是與主流社會對抗。這種對抗本身就體現(xiàn)了“勇”和“死”。

    《史記》中的游俠魯國人朱家與漢高祖劉邦同時，在戰(zhàn)亂中他救過許多人性命，僅名聲卓著的“豪士”就有上百人，普通人更不用說了。他幫助人是從最窮的人開始，花錢無數，自己家中卻沒有余財，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助人不望回報，而且有回報也不接受。經過他救助的人有位至高官的，朱家終生不去見他。朱家的高風亮節(jié)，傳遍天下，函谷關以東的士人沒有不愿意與他密切交往的，但朱家卻很低調，很少交游。另一大俠郭解少年時，盜墓鑄錢，殺人報仇，無所不為，近于無賴，中年以后，改變以前的作風，以德報怨，他也像朱家等幫助處于困厄中的人們，而郭解為人更謙退，以德服人，并尊重各級官吏權威，不敢乘車進入本縣衙門的庭院，其威望反而更高。

    這些俠還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朋友遍天下，并受到普通人的愛戴，極具號召力量。漢初吳楚反抗朝廷，周亞夫奉旨討伐，到洛陽后，先拜訪大俠劇孟，把劇孟拉到朝廷一邊。周亞夫對人說“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他把得到劇孟，比作除掉一個敵國，或得到一個友邦。可見俠的力量，他們背后都有民間力量支持，在某種程度上俠客已經是與國家政府相對抗的民間領袖。在皇權專制的統(tǒng)治下，不允許有另外的集團性質的力量存在。漢代最有俠的品格的郭解最后也被滅族，可見統(tǒng)治者對游俠憎恨之深；然而郭解卻獲得了民間極高的評價“天下無賢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成為司馬遷為之著墨最多俠客。

    為什么司馬遷這樣謳歌游俠，他說“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人都有可能遇到急難。他還例舉自“虞舜”以來歷代圣賢遇到的種種困厄，圣賢尚且如此，何況我們這些“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此時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如果有朱家、郭解式的人物伸一把手，使之脫離苦海，當事者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對此，司馬遷是有切身體驗的，他因“李陵案”被囚于詔獄，命如懸絲，他企盼游俠來幫一把，司馬遷落空了，但他把這個殷切的企盼留給了后世，成為國人的三大企盼（明君、清官、俠客）之一。實際上漢唐之后，貴族的流風余韻，早已煙消云散，土壤沒有了，不會有更多俠出現(xiàn)，游俠的影響只存在于文字和傳說之中了。

    游俠不是那么好當的

    凡事有真必有假，游俠也如此。游俠主要是奉獻，不是那么好當的。于是有人借游俠之名以牟利。司馬遷說“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意思說有些人依仗宗族、朋黨和財力欺侮、奴役、盤剝無權無勢的窮人和孤弱。從有一幫人支持來看，很像游俠，可是他們干的事情，是與游俠相反的。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的讀者一般很同情性情看似亢直的灌夫，其實他正是橫行于家鄉(xiāng)潁川的土豪惡霸，乃至家鄉(xiāng)的兒歌這樣詛咒他：“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在政治斗爭中竇嬰、灌夫失敗，被滅族。灌夫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假游俠。

    近世的各種幫派黑社會也屬于這一類。上世紀30年代上海杜月笙正當紅時，他蓋家廟宗祠，遍請大江南北的藝人為他祝賀，楊度為他寫的《杜氏家祠記》美化杜說他是司馬遷《游俠列傳》中的人物“其行誼如古之游俠者流，慷慨好義，重然諾，能與人共患難，輕財貨而重交游，賓客甚盛，車騎日集。其門人有請求，無不立應，因是其名重大江南北，識與不識，咸慕其風。”這些贊美只是言辭，如果我們只用“為他人”和“反主流”這兩條衡量一下杜月笙便可以知道這位游俠的真?zhèn)瘟恕?/p>

    另外一種情況是有年輕人想學游俠，但由于自身的條件達不到游俠的標準，只是學了游俠的皮毛，如穿裝打扮、濫用武力等。《游俠列傳》中所寫游俠，他們?yōu)閯e人做了很多，但從不期盼回報，不逞強、不炫耀，言必行，行必果，為人低調，這是何等成熟的人格！想學游俠大多是青年人，因為青年人有熱血、有追求，期待不平凡，熱望實現(xiàn)自己從教育中獲得的正義理念。然而青年性格又是最不成熟的，他們的向往和能力發(fā)生了沖突，因而出現(xiàn)了許多名實不符的游俠。《樂府詩集》張華《游俠篇》序中說曹魏時，有楊阿若“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后世遂有《游俠曲》”。這是把聚眾惡斗，濫殺人當作行俠仗義。還有等而下之者，把吃喝玩樂，旗亭聽歌，青樓買笑當做游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