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專家論證會舉行。圖為專家合影。資料照片
 

中華書局版《史記》修訂本。資料照片
 

　　10月19日，一部“老書”擺上了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的書架。還是《史記》，百三十卷，2000多年前司馬遷嘔心瀝血的杰作;還是中華書局點校本，整整10冊，54年前郭沫若遒勁的題簽一如當初。

　　但這又是一部新書，封面變成了淺米色，有了草綠色的書脊，6000多處標點改動，3000多條新撰校勘記。《史記》這部“老書”，煥然如新。

　　點校本《史記》的修訂出版，標志著1978年告竣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程，歷經30多個寒暑更迭，新篇續寫;而2006年啟動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春去秋來走過8個年頭，也終于開花結果。

　　動蕩中寫就傳奇

　　直到現在，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蔡美彪依然記得，1958年9月舉行的“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吳晗、范文瀾組織，歷史學家尹達、侯外廬參會，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地圖出版社總編輯張思俊在座，年僅27歲的蔡美彪是會議的記錄者。這次原本為了標點“前四史”而召開的會議，作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決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亦即著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正是這個決定，拉開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出版的序幕。

　　一年之后，1959年9月，顧頡剛領銜點校的《史記》率先出版。同年12月，陳乃乾負責的點校本《三國志》付梓。1962年6月，點校本《漢書》問世。從1963年起，參加點校工作的大多數學者，匯聚在北京翠微路的中華書局大院集體辦公，各史點校順利進行。然而，1966年開始的“文革”，使點校工作陷于停頓。直到1971年，點校工作才得以重啟，學者們再次聚首中華書局。

　　不知是誰把1973年拍攝的一張“標點二十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傳上了網。顧頡剛、白壽彝、唐長孺、楊伯峻等端坐前排，張政烺、啟功、王鐘翰、趙守儼等笑立其后，令眾多網友連連驚嘆——當年的點校陣容竟如此“豪華”。其實，點校隊伍的“陣容”還不止于此，王仲犖、盧振華、傅樂煥、鄭天挺、孫毓棠……這個新中國成立之后最為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的背后，凝聚著新中國文史學界眾多名家宿儒的心血。

　　“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參加點校工作是不署點校者名字的。只是在‘文革’結束后重印時，才在《出版說明》中一一列出歷次參加點校工作者的姓名。當時，這些專家只能隱姓埋名做無私的奉獻，但并沒聽說過有哪位老先生對此提出過異議。”時任中華書局編輯的黃克回憶，老先生們除了工資，沒有一分錢的額外收入。“今天想起來，真夠委屈這些‘國寶’級專家的。對于這一切，老先生們毫不計較，爭分奪秒，踏實工作，一心要將被耽誤的時間搶回來，將被耽誤的工作補上去。”

　　翻看當年留存的點校檔案，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感慨頗多：“這些標點、分段、校勘、體例等的討論，校勘記的初稿、修改稿，不僅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點校工作的記錄，而且為傳統的文獻整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現在通行的古籍整理范式、標準，都是通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逐漸形成并定型的。”

　　新世紀再啟程

　　百余位文史專家，積二十年之功，使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一時間成為海內外學術界最權威、最通行的版本。但學者們明白，標點、校勘絕非易事，“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畢其功于一役并不現實。點校本固然成績斐然，但還不能稱之為“定本”。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從開始到中輟再到完成的19年間，是我國歷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校點工作在立足文化建設的同時，也不免成為一項特殊的政治任務。”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這樣反思，“由于是政治任務，在人員配置、工作條件、圖書資料調撥等方面，給予了充分的保證。同時，在整理時間方面限制嚴格，相關的學術準備方面遠不充分，海外善本根本不可能用到，前代的成果也僅利用了一部分。”

　　學術隨時代的進步而發展，古籍整理與出版也應當與之俱進。進入21世紀，學界關于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2006年4月，北京香山，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專家論證會舉行。一張珍貴的合影再次廣為流傳。此時，坐在前排的是任繼愈、何茲全、馮其庸、田余慶等先生，立在后排的有傅璇琮、程毅中、安平秋、陳祖武等名家，與30多年前那個“豪華”陣容遙相呼應。

　　不久之后，修訂工程啟動。任繼愈為總修纂，王元化、王永興、王鍾翰、馮其庸、何茲全、季羨林、饒宗頤、蔡尚思、戴逸任學術顧問，南京師范大學趙生群、北京大學吳榮曾、復旦大學陳尚君、華東師范大學裴汝誠等分別擔綱主持各史修訂，王堯、田余慶、安平秋、李學勤、袁行霈等進入審定委員會，皆堪稱一時之選。

　　“這次修訂一方面要將已發表的各種意見搜集起來，判斷其正誤，決定取舍，作為工作的參考;另一方面，新的點校工作是一項學術性很強的工作，要創造條件讓參加點校的專家充分發揮各自的學術專長，發現新的問題，得出新的結論，盡可能使之出現新的面貌，代表新的水平。”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對修訂工作寄予這樣的期望。

　　“‘二十四史’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幾千年連貫、完整歷史記載的國家，是中華民族值得驕傲的寶貴遺產。因種種原因，存在一些缺憾，大有修訂之必要。《清史稿》點校時做了校勘記，但當時未能出版，與其他各史不統一，是一大缺憾。此次中華書局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建議將《清史稿》的校勘記補上。我很愿意將有關資料貢獻出來，供參考使用。”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清史學家王鍾翰在世時有這樣的承諾。

　　專家學者的意見建議紛至沓來，修訂工作的目標逐漸清晰：保持點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學術優勢，消弭點校本存在的缺憾，并認真吸收前人與時賢的研究成果，使修訂本成為符合現代古籍整理規范、代表當代學術水平、能夠體現21世紀新的時代特點的典范之作;解決原點校本各史體例不一的問題，做到體例基本統一。

　　黃鐘大鳴的期待

　　率先完成的，又是《史記》。

　　天下遺文古事，畢集太史公。《史記》正文、注文皇皇300多萬字，涉及眾多人名、地名、器物、制度、古文獻，況且50多年前顧頡剛等學者已經設定了一個超高的標桿。修訂?談何容易。超越前人?更是艱難。

　　主持《史記》修訂的趙生群和他的團隊，如履薄冰，一刻不敢懈怠。由于過于勞累，趙生群一度住進了病房。中華書局的編輯不知就里，又像往常一樣，電話催稿。接電話的，卻是趙夫人。聽到千里之外趙夫人的啜泣，編輯心頭陣陣酸楚。

　　難是難，但科技的發展、學術的進步，給古籍整理帶來的便利，是50多年前無法想象的。這是趙生群的底氣所在。

　　“點校本時代，老先生們主要靠自己多年來積累的學識來點校，綜合質量很高，但在細節上難免掛漏。當時的文獻檢索途徑非常單一，很多文獻查不到，無從印證，無從判斷。現在，古籍數字化帶來的文獻檢索優勢，能夠解決很多當時不能解決的問題。”徐俊很自信。

　　趙生群的實踐，驗證了徐俊的自信，“借助先進的技術手段，有些材料一分鐘都不需要就能檢索到，所以有可能使點校工作做得更加充分、細致、扎實。在修訂過程中，我們把《史記》中的引文基本上核對了一遍，這對于標點和校勘有極大的幫助”。

　　“顧頡剛先生點校《史記》時，比較多的是以金陵書局本做底本，同時參考了清人張文虎的校勘，對其他版本參考得相對少一點。”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安平秋認為，當代學者對于近千年來《史記》的版本源流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而且有條件參考多種版本，這也是50多年前無法做到的。

　　的確，《史記》修訂選用善本之精、校勘規模之全，遠超前人：北宋景祐監本《史記集解》、南宋紹興本《史記集解》、南宋建安黃善夫刊《史記》、日本藏六朝鈔本、法藏敦煌殘卷……眾多具有代表性的《史記》版本參考校讎，很多復雜的學術問題與校勘細節得以厘清。

　　“經過我們大家的努力，修訂版‘二十四史’出版之日，就是古籍整理與出版的黃鐘大鳴而特鳴之時。”多年前，季羨林曾這樣評價修訂工程的價值。如今，點校本《史記》修訂業已完成，其余各史亦將陸續出版。季羨林期待的時刻，正在來臨。（原標題：古史新韻　黃鐘待鳴——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訂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