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你所不熟悉的梁思成。1949到1959年間,梁思成深陷新中國政治運動的漩渦,他頻繁地進行自我否定和改造,有時也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同道。
■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即將出版
■ 追溯梁思成建國后十年的心路歷程
上世紀50年代,周恩來(左一)在中南海與科學家孟昭英(左二)、梁思成(右二)、馬大猷(右一)交談。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即將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出版。
這是一個你所不熟悉的梁思成。1949到1959年間,梁思成深陷新中國政治運動的漩渦,他頻繁地進行自我否定和改造,有時也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同道。建筑評論家朱濤在《梁思成與他的時代》中,用大量文獻和新的史料追溯了梁思成在建國后第一個十年里的心路歷程,探討了中國現當代建筑發展與政權更迭、政治運動之間的復雜關系。作者朱濤認為,究其原因,這是政治上的任意化導致建筑任意化。《梁思成與他的時代》即將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出版。
并非否定對偶像的崇拜
每一個在中國學建筑的學生都無法繞開梁思成,這個名字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越了建筑領域,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在1949年后政治遭遇的典型。
香港大學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濤對這個名字的印象是梁思成在1955年因“復古主義”受批判,又在“文革”中備受迫害。“但我完全不知道,在建國伊始,梁思成在忙著參與北京各種城建工作的同時,就已經開始接受一輪又一輪的思想批判,寫一份又一份的思想檢討了。建筑史研究對此幾乎只字不提,《梁思成全集》更沒有收錄這些材料。”朱濤在該書前言中說。
不過,朱濤認為,這并不是要把梁思成拉下神壇。他認為,梁思成的思想歷程充滿急劇的扭轉、中斷和切換,到最后徹底迷失。他構筑起的“中國建筑”體系也在任意化的政治潮流的沖擊下分崩離析。“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師在新中國成立的十年間,以沉重代價換來的精神遺產,不該被遺忘。他們的心路歷程與中國建筑文化的演變過程,以及與那個時代的互動經驗,在今日中國的語境中,仍有著極強的相關性。”
文學評論家梁文道看過該書后認為,朱濤的并不是要簡單地否定對一位偶像的崇拜;相反,“他把梁思成放回他的歷史處境中,讓我們看見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與局限、掙扎和痛苦。這恐怕才是對梁思成最大的尊重。在此意義下,我覺得梁思成仍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因為他的命運就是整代人命運的縮影。”
將梁思成的思想
納入歷史語境
在寫作這本關于1949年后的梁思成的著作中,朱濤陸續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在1949至1959年間寫的檢討。同時,他閱讀了大量史料,試圖了解1950年代中國發生的各種政治思想運動,以及它們對城市和建筑發展的影響。
“我認為1950年代的‘新中國建筑運動’是靠一篇篇建筑師的檢討展開的。在眾多建筑師的檢討中,梁思成,這個‘新中國建筑運動’的中心人物,寫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在朱濤看來,多年來對梁思成的讀解流于空洞的緬懷和頌揚,而鮮有將他的思想、作品納入特定歷史語境中,貼近而又動態地進行分析。
在《梁思成與他的時代》里,朱濤認為1949年將梁思成的事業分割為新舊階段。1951年,梁思成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檢查《我為誰服務了二十余年》,標志了這個轉變。1950年代的“新中國建筑運動”中,梁思成的檢查最具代表性,“構成了我們今天解讀他和一整代新中國建筑師的思想歷程、理解新中國建筑與政治之間復雜關系的系統的文本材料。”
新中國成立之初,梁思成積極改造自己,為的是把自己對中國古建筑的熱愛和學識,重新放置到兩個他自認為無比堅實的政治基礎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民族形式”的倡導和斯大林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方針。
1952到1954年,在“一邊倒”向蘇聯看齊的情況下,梁思成嘗試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與他自己對中國“民族形式”的倡導結合起來。梁提出了“臺基、屋身、屋頂”三段式構圖的中國“民族形式”構想,后被俗稱“大屋頂”。
情況發生了變化。“大屋頂”首先遭到了毛澤東的質疑:“大屋頂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與龜殼子”;同時,蘇聯建筑界1950年代中期也開始轉向。在此情況下,一場席卷中國建筑界的“反浪費、反復古、反形式主義”運動開始了,梁思成成了運動的中心批判對象。
“在意識形態和專業領域的雙重批判中,梁思成的學術自信受到重挫。他的學術生命,幾乎在此刻終結。”朱濤在書里寫道,“1956年2月,梁思成向毛澤東本人提交了入黨申請書,稱自己從此將成為‘再生的青年’,‘準備著把一切獻給您’。”
就這樣,從1949年底至1956年初的6年中,梁思成歷經各種思想改造運動。他在之前20多年積累下來的建筑等領域的知識、思想和成果,都被冠以“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標簽,一概加以否定。
“反右”開始之后,梁思成撰寫了“知識分子中第一篇反右文章”,躲過了隨后而來的風暴,并成為“反右運動”急先鋒,1957年下半年他還寫了大量批判斗爭檄文。
“大部分曾大聲鳴放的建筑師和學者,在運動中被打倒。從此,建筑界沉寂20年。”朱濤說,“1955年對梁的批判,從思想、話語上摧毀了他的建筑學術體系,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國慶期間,北京在城市建設上的一系列‘大躍進’,則以空間現實全方位地擊破了梁的建筑理想。”
1959年1月8日,鑒于在“反右運動”中的積極表現,梁思成入黨。同年3月,梁發表《決不虛度我這第二個青春》再次表達決心。 (原標題:1949-1959,一個你不熟悉的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