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神徽　　

金面具

　　“文化基因”和神話的起源

　　記者：在您即將出版的新著里，“文化基因”是一個重要關鍵詞，它跟生物基因有什么差異?在當今“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情形下，“文化基因”究竟扮演何種角色?

　　朱大可：長相各異的各大文明，必然具有顯著的共同性。我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神祇擁有共同的文化基因，這基因隱藏在神的名字里，并形成一個可資辨認的記號，我稱為“神名音素標記”。這些可以清晰辨認的音素，分別代表不同神格，由此形成以神格為軸心的神系。例如，水神系的標記是N，地神系的標記是D，日神系的標記是S/H，等等。水神系的華夏代言人，無疑就是女媧，地神系的代表，是鯀和大禹。禹的上古音以G開頭。日神系的代表，是帝舜(G)和帝俊(上古音以H開頭)，這樣的例子可以無限舉下去。這些神系是跨地域和跨文明的，它們超越了種族的有限邊界。

　　記者：按照您的觀點，是否可以認為，目前中國各地每年都舉行的各種儺祭，就是對N神系，也就是水神的祭奠呢?

　　朱大可：不錯，正是如此。根據對N音素的辨認，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指認“儺”就是水神，而儺祭就是對水神的祭奠。但這個水神究竟是哪一位，目前還沒有結論，也許她就是女媧，因為在華夏神話體系里，能夠受到如此熱烈而持續祭拜的大神，只有女媧一個。“儺”，應該是她的別名。易中天說女媧的原型是青蛙，這是很輕率的說法。隱藏在神話背后的不應當是文學想象，而是神圣宗教。

　　記者：除了采用神話語音學方法，我記得您還采用了一些圖像比較學方法，來考察古代神祇的來歷。您能否給我們的讀者也扼要介紹一下?

　　朱大可：前不久《東方早報》發過我一篇文章，說的是對良渚神徽的辨認。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位學者能告訴我們這個公元前3000年的神徽，究竟刻畫的是哪一位大神。但經過圖像比對就能發現，良渚神徽有兩種圖式，第一種是來自玉琮，它跟南美印加帝國日神維拉科查的黃金面具十分相似，第二種來自反山七號墓的玉梳背，跟玻利維亞境內印加帝國太陽門上的日神維拉科查浮雕完全一樣。因此，我的結論只有一個：良渚神徽刻畫的是一位日神。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羽狀帽冠是太陽芒線和鳥羽的復合象征，而這跟史載東夷族群的日神崇拜和鳥神崇拜完全一致，所以大致可以推定，良渚神徽刻畫的日神，應該就是少昊。

　　記者：令人感到費解的是，中國古代神話都是一些碎片，沒有完整故事，更沒有描述民族起源的歷史，但少數民族卻都有宏大史詩，如蒙古族《江格爾》、藏族《格薩爾王》、柯爾克孜族《瑪納斯》、赫哲族《伊瑪堪》、鄂倫春族《摩蘇昆》、納西族《黑白之戰》等等。您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朱大可：你給我出了一道難題。是的，究竟是誰制造了一場漢神話的浩劫，將它們全部消滅掉?這的確是一個難以索解的謎語。此前的歷史學家都將先秦文化的毀損簡單歸咎于秦始皇焚書坑儒，后來又算上項羽焚燒咸陽的舊賬。但實際上，早在戰國時代，尚未經過秦帝國烈焰的洗禮，上古中國的宗教神話、歷史事件、典章制度等文字記錄，就已提前灰飛煙滅。而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那些春秋戰國的諸侯們。這個四分五裂的貴族階層，為擴張權力、疆土、人口和財帛，努力創立“新制”，推行各種“革命”舉措，卻苦于孔子之類的守舊派人士的反對，因而焚毀了上古傳下來的重要典章，以免被人拿來當做反對改革“新政”的武器。而焚毀的文獻，應包括整個夏、商、周三代的儀典、法規、詩歌和歷史，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宗教神話。這是發生在先秦的“文化革命”，即使再強悍的文化，也架不住連續三次的大規模焚毀。

　　華夏文明的開放特征

　　記者：作為一個世界文明史的觀察者，您能否用最簡潔的語言，為我們的讀者描述一下全球上古文明的形成特點?

　　朱大可：簡單地說，亞洲各大上古文明的關系，可由“一座山”和“一條路”加以描述。這座山就是喜馬拉雅山。幾萬年以來，就在非洲智人向全球移民的同時，喜山發生了最后階段的多次隆起，這些隆起具有重大意義，它向東重塑了黃河長江，推動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誕生，向南重塑了印度河和恒河，推動達羅毗荼文明和雅利安文明崛起，向西重塑了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推動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崛起。喜山是亞洲文明之父。但喜山同時也制造了巨大的地理屏障，所以需要另一個事物來加以調節，那就是“絲玉之路”。路是用來解決山所制造的難題的。山是一個點，路是一條線，它們編織成一個生長、傳播的面，點、線、面都齊了，由此構成了人類早期文明的完整景觀。

　　記者：如果按照您的思路，我們就不僅擁有因非洲同源而形成的人類文化共同體，更應該有一個亞洲文化共同體。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朱大可：不錯。來自非洲的共同文化基因，加上“絲玉之路”推動的大規模交流，在上古時代促成了一個“亞洲文化共同體”的誕生。這個共同體的地域范圍，東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地中海東岸，囊括華夏文明、印度/伊朗文明、中亞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敘利亞文明。這些文明之間的彼此溝通、學習和融合的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平庸想象。

　　記者：大多數學者認為，由于嚴重地理障礙，在交通工具不發達的上古時代，這種交流是極為罕見和不可思議的，因此，華夏文明只能是獨立發育和生長的結果，您對此如何解釋?

　　朱大可：上古時期的交通的確比較艱難，但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不堪。早在公元前5000年，家馬馴養已經實現，而此后2000年內，單峰駱駝和雙峰駱駝的馴化和使用也已普及，加上載物支架的發明，運輸工具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在我看來，除了冬季惡劣氣候以及群山起伏的帕米爾高原(舊稱蔥嶺)，沒有其他因素可以阻止人類貿易和移民步伐。蔥嶺盡管地勢險惡，但其中有若干相對平順的山坡、山口和峽谷可以通行。成功穿越，不僅需要謀略和膽識，更需要精確的地圖、優秀的向導，以及能擊退盜匪的武裝力量。

　　記者：您如何評價目前流行的“國學熱”和“國粹熱”?

　　朱大可：“國粹”跟所謂“純漢族血統”一樣，是一個典型的偽概念，把國學簡單地定義為“國粹”，在邏輯上很容易導致極端的排外性。“國粹說”無視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任何優秀的民族文化均非源于自我封閉和自我純化，而是對“外”開放、兼收并蓄、博采眾長、不斷自我更新的結果。“國粹說”的本質，是以自閉的方式，向狹隘民族主義后退。我已經說過，以排外為特征的民族主義，通常是個人自卑情結投射在民族版圖上的結果。

　　先秦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強烈的開放特征，是因為在漢代以前，國族敘事的原則尚未建立起來，東亞地區跟中亞、南亞和西亞，由此形成“亞洲文化共同體”。東亞文明不是孤立自足發生的事物，而是這種共同體的一部分，并由共同體中多種文化原型所塑造。先秦文化吸納了當時全球文明的精華，并加以改造、深化和本土化，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體系。而軸心時代以后，從兩漢、魏晉、唐宋到明清，中國文化仍然置身于活躍的世界交換體系之中。

　　記者：為什么東亞地區是一個移民圣地?它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以致北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突厥人，還有雅利安人，矢志堅韌持續不斷地向這片土地進軍?

　　朱大可：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東亞政治地理的特殊結構。5000多年以來，在整個亞洲版圖上，基于頻繁的戰爭，由西向東形成逃遷式移民浪潮，這個浪潮推動器物和文化交流，尤其是推動先進的西亞(西南亞、南亞)文化向東部流動、傳播和植入。這個前赴后繼的移民浪潮，受到太平洋嚴重阻攔，只能像泥沙一樣減速、停止并沉淀下來，堆積在東亞地區，形成豐饒的文化堆層，刺激本土文明的發育和生長。

　　記者：其實中古的絲玉之路在貿易的同時，也伴隨著一個移民過程，我們大家都已看到，唐朝首都長安，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而唐朝的中國，應該也算得上是移民國家。那么唐朝的興盛，是否跟李唐王朝的移民政策有關?

　　朱大可：這是肯定的。盛唐的活力源于其精英的混血性，比如唐太宗的祖母獨孤氏是鮮卑人，而李白也有突厥人血統，當然，還更源于文化上的高度開放。例如，中國民樂現有樂器體系的形成，主要跟盛唐的全盤引進有密切關系。所謂中國民族樂器的主體，大多數是唐以來從中亞、西亞和南亞引進的樂器，如琵琶、二胡、揚琴和嗩吶等等，它們是支撐“國樂團”的核心樂器。沒有這些外部輸入的器物，就沒有中國民族音樂的完整表達。 （原標題：從文明和解到文化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