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和非遺保護都屬于國策，兩者都與現代化、全球化的國際大環境關系密切。城鎮數量之多少，城鎮人口規模擴大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中國是曾經的農業大國，農業人口長期占多數。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里，城鎮人口增長和比重大幅上升，農村人口減少和比重逐年下降，城市空間擴大了二三倍，全國城鎮化率達到50%左右。相比世界上發達國家而言，我國的城鎮化程度不高，如何穩步推進城鎮化已經成為一項較長期國策。

    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影響力日甚一日，文化同質化、旅游業發展、工業化、信息化、農業區縮減、移民和環境惡化等問題對傳統文化構成了嚴重威脅，傳統文化在應對快速的社會變遷中出現衰落、瀕危甚至消失的狀況，這已不單單是發展中國家及不發達國家所遭遇的問題。從1972年開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不斷推出保護人類文化和自然遺產多樣性的法案，2006年4月生效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尤其針對現代化和全球化沖擊下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我國作為這部國際公約的締約國之一，一邊在推動城鎮化，一邊在推進非遺保護實踐。

    若論城鎮化與非遺保護的關系，似乎存在著矛與盾的關系，因為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著現代化和全球化。城鎮化進程是人口從鄉村往城鎮聚集，由此帶來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動，即農業份額下降及二、三產業份額的上升，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向城鎮流動。城鎮化帶來的最大的變動還是人的變化：人員流動、身份轉換、社區聚落的打散與重聚、重新擇業、接受新商業模式、接受城市文化價值和倫理等，最終都關聯到人的生活方式的劇變和文化習俗的嬗變，而人恰恰是非遺的主體承載者，因此，城鎮化對于非遺傳承帶來的沖擊是傳統文化遭遇現代化、全球化影響的較集中表現。

    不過，不同文化類型的非遺在城鎮化進程中的處境各有不同。相對而言，那些對于文化空間不是特別依賴的非遺項目應付變遷的能力強些；那些特別需要在固定的文化空間里傳承的非遺項目應付變遷的能力弱些；那些傳承人眾多的非遺項目危機小些；那些原本就處于瀕危狀態的非遺項目危機大些。對于城鎮化，每個傳承人的感受和個人態度也不盡相同，傳承人的積極性很大程度決定于在新環境中的文化自我建設、自我修復的能力。

    客觀地講，非遺保護所涉及的傳統文化產業多數不是支撐地方經濟的支柱產業，如“燕京八絕”名氣很大，但給北京市政府貢獻的GDP微不足道；龍泉青瓷傳統燒制技藝已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文化影響大，政府收到的稅收少。而且越是城鎮化程度高，經濟較發達地區，非遺項目所關聯的產業占當地經濟比重就越小。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城鎮化進程中一味在技術上追求國際、國內領先，忽視小而分散的傳統文化產業對于民生的貢獻度。

    城鎮化的目的是志在富民，要說保護非遺也能富民，很多人可能心存疑問。保護好非遺意味著文化自覺，精神上獲得歸宿感，即精神富足。保護好非遺同時也能實實在在地解決就業、改善經濟、滿足許多民生需求。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以傳統手工技能為例，中國是世界上著名的傳統手工藝大國，不僅門類多、技藝精，至今還有眾多的職業手工藝人活躍于城鎮中。而在廣大鄉間尚有難以計數的人秉承古老的生活方式：亦工亦農，忙時務農，閑時做手藝。雕刻、繪畫、髹飾、家具、刺繡、印染、織造、木作、石作、釀造、制茶、烹飪、中醫藥炮制等技藝都關聯著百姓日常生活，雖屬于小技術或中間技術，但其實用價值依然存在，人文價值更是日益突顯。這一部分受保護的非遺原本就潛藏著巨大的生產力，只要對其實施好生產性保護措施，在生產實踐中激發其活力，一定能使文化主體在精神上受益、經濟上也受益。何況，四級非遺保護名錄項目中的傳統手工藝都曾經歷或千年以上，或百年以上的發展積累，早已形成深入人心的文化品牌，有的甚至具有國際知名度。那么，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政府作為決策者應在重視高新技術產業布局的同時，重視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人文價值以及品牌價值；尊重傳統手工生產方式和傳統管理、銷售方式；在新城鎮中為這一部分傳統文化產業留有足夠的存在和發展空間。

    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尊重歷史文脈，挖掘傳統文化產業價值，釋放傳統文化的活力，從而使城鎮化朝著特色化方向發展。傳統文化產業是由農村社區、鄉鎮企業、農民家庭、城市手藝人自主形成的產業，有歷史、接地氣的產業。近年來，許多國內知名的經濟與文化共同繁榮的小城鎮的崛起就是在尊重當地傳統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如蘇州鎮湖基本上是以刺繡興市、立鎮，消化了大量農轉非人員。鎮上聚集的繡娘有8000多人，另有3000多人從事刺繡品的銷售、設計、裝裱、運輸以及面料和絲線供應等，占鎮湖全部勞動力的70%左右。刺繡不僅是各個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還是當地最響亮的文化名片。鎮湖對于刺繡所開展的非遺保護與城鎮化建設是同步的，文化繁榮與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云南鶴慶縣新華村也是蜚聲中外的文化名村。該村“家家有手藝，戶戶是工廠，一村一業，一戶一品”，是東南亞最著名的銀器、銀飾品加工村。當地村民基本都投入到二、三產業中，手工藝的收入占到每戶家庭收入的2/3以上，實現了城鎮化。但是其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仍舊以私有、家庭作坊為主，保留了家族技藝代代相傳的傳統。古老的技藝、深厚的傳統，加上美好的自然環境，令新華村成為遠近聞名的文化觀光旅游目的地。福建仙游榜頭鎮在十幾年前還能看到現代軋鋼廠鱗次櫛比的工業化景觀，而今卻只能零星看到極個別軋鋼廠在生產，榜頭鎮壩下一萬多人口的村落已形成了年產值超5億元的明清古典家具產業。他們以仙作家具制作技藝這項省級非遺為核心恢復和發展出“六雕”（即木雕、竹雕、石雕、銅雕、骨雕、仿玉雕）、“六編”（即竹編、草編、藤編、藝編、塑編、棕編）技藝，使眾多傳統手工技藝在此獲得生命力。榜頭鎮的城鎮化同樣是以傳統產業為主，不僅成為仙游區域經濟的一大亮點，同時也使當地的城鎮化沒有走千城一面的老路。

    總之，承載著非遺的傳統文化產業，不僅可以有效緩解大城市的人口就業壓力，服務好民生；也可以使新城鎮延續文脈，讓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新型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的協調發展、互促共進，最終要建立起一個豐富多樣的、和諧發展的、良性互動的社會文化環境。城鎮化進程對非遺保護工作提出了挑戰，但兩者之間不存在不可解的矛盾。新城鎮的發展規劃應與非遺保護工作協調起來，決策隊伍中必須有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非遺傳承人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