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社會里，每年正月十一至十三，各流各派的民間曲藝如三弦書、墜子書、鼓書、琴書、評書、大調曲子書等藝人，不遠數百里甚至上千里，從省內各州縣和大河上下、長江南北各省會集于中原名鎮馬街，說拉彈唱，亮書賽藝。伏牛山東麓汝流域方圓數百里成千上萬個集鎮村莊的神社掌門人都要聚集馬街“寫書”，即挑選自己中意的說唱班子，談好說唱本子、場數、價格、吃喝待遇等，領回本村，在元宵節前后的正月十四至十六神社祭祀儀式上說唱三天，在娛神的同時更主要的是娛人，來歡度元宵佳節。這與魯迅先生文章中寫的“社戲”屬一類性質，是原始祭祀的活化石。汝流域百姓敬天敬地敬神靈，對說唱藝人也十分敬重，稱他們“說書先生”，將之與教人成才的教書先生、治病救人的郎中先生一樣待如上賓，即便他們是盲人或肢體有缺的殘疾人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還與說書人同教書先生一樣講的是“史”，前三皇后五帝，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楚漢相爭，三國鼎立等等，正像說書人開篇所唱“想聽文的《包公案》，想聽武的《楊家兵》，半文不武《三國戲》，諸葛一生忠漢廷”；說書人還將儒家經典納入書中來說，清人李汝珍長篇小說《鏡花緣》第八十三回“說大書佐酒為歡”里面說書人說的“大書”不是別的，正是儒家經典《論語》中一段“子路從而后”至“見其二子焉”。說書人的“講史”“說經”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社會教化，以說唱的藝術形式，弘揚著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忠孝節義”、“禮義廉恥”、“仁義禮智信”。

    一般把說書曲藝的歷史追溯到宋元瓦肆說話人的“講史”“說經”，宋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元有《武王伐紂平話》、《七國春秋平話》、《秦并六國平話》、《前漢書平話》、《三國志平話》等講史話本，說經的則有《孔夫子周游列國》、《孝經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其實早在唐代一些寺院的和尚為了吸引信眾，就把佛經中的一些故事或佛教的某些思想如輪回報應等編成故事，連說帶唱，叫“俗講”，這些故事的本子叫“變文”，敦煌卷子中有不少這樣的變文。韓愈在《華山女》一詩中就描繪過寺院俗講的盛況，“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廷。廣張罪惡恣誘脅，聽眾狎恰排浮萍”。華山女信奉道教，也仿效佛教俗講的辦法，“升座演真訣”，居然“觀中人滿坐觀外，后至無地無由聽”。那么隋唐的佛道說經是不是“說書”的源頭呢？應該說也不是。因為“說書”這種“講史”“說經”的方式早在春秋戰國之際已由墨翟所創立的墨家學派廣泛使用了。《墨子》一書中記載，墨翟將其弟子分為三類，因材施教，各學其道，各行其義，各盡其能，“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據研究，墨子“說書”類弟子有縣子碩、唐子、隋巢子、胡非子；墨子后學中的“說書”類傳人有相里勤、我子和孟勝、田襄子、腹。他們說的書是墨家學派崇尚的“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和墨家學派的十大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是“史”，“兼愛”、“非攻”、“尚賢”、“尚同”是墨家的“經”。

    墨子春秋末年生于楚國魯陽邑，即今天的魯山縣，出身于手工工匠之家，壯年周游列國創立墨家學派組織墨家團體，晚年葉落歸根回到故里堯山隱居完善其著作。汝流域是滋養他成為平民圣人的故土，也是他的弟子及后學聚集活動的重要區域，正因為此，即便秦漢時期在上層禁絕墨學之后，民間墨學的傳人還在墨子的家鄉頑強地堅持，直到近代魯山還有墨學“說書”傳人以“說善書”來繼承和傳播著墨子的思想學說。墨家主張“天志”“明鬼”，敬天敬地敬神靈，馬街書會這個民間文化奇葩在墨子故鄉汝流域得以存留至今不正說明它是由墨家“說書”所開啟并綿延演變而成的文化遺產嗎？（潘民中/文 李志勇/圖）（原標題：從墨家“說書”到馬街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