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神社會和無神社會最大的區別不在這個功利上，在于有神社會想找一個朋友訴說自己心事的時候，他可以去找上帝，可以去找真主，也可以去找佛，上帝最大的特點是嘴比較嚴。

　　但在無神社會，如果你想把自己心里的話說出來，一定要找一個知心朋友，而朋友跟上帝最大的區別是他會把你說的話告訴別人。所以中國人的孤獨和西方人的孤獨是不一樣的，西方人的孤獨是傾訴之后，而中國人的孤獨是無處可傾訴。中國人因為心思上吊的人一般都是憋死的。《一句頂一萬句》里有一個意大利的神父，他來中國四十年，傳教只傳了八個徒弟。他特別想把一個有心事可以對他說的朋友帶到我們身邊，但所有人都覺得這個朋友是多余的。他在黃河邊碰到一個中國的殺豬匠，神父勸殺豬匠說你要信主。殺豬匠說為什么要信主？你信了主就會知道你是誰，從哪來，到哪去？殺豬匠說不信我也知道，我是個殺豬匠，從張家莊來，去李家莊殺豬，這就是中西文化最大的區別。

　　這樣的作品能否被其他的民族所接受？法文版十月份能夠出版，英文版、韓文版和其他文版本都會陸續出，但幾個語種的翻譯家共同給我反饋過一個意見，就是為什么你作品里的人物那么多，有名有姓的有上百個，以后寫作品有名有姓的能不能不超過五個人？他們確實忽略了我們民族的人在世界上是最多的。

　　劉震云：我不是著名編劇

　　米靜：有個美國作家說過，絕大部分人是生活在寂靜的絕望中。劉震云老師說中國人的這種孤獨狀態推而廣之，在全世界就能找到更多的知音和讀者。展開話題來談電影，劉老師是著名的編劇，請您談一下您喜歡的中國電影和外國電影。

　　劉震云：首先我不是著名的編劇，小說我寫得非常好，但我為數不多的幾個劇本卻寫得非常差，我覺得最差是因為我把寫劇本當成寫小說。

　　去年馮小剛導演把《溫故一九四二》改成了電影，他在拍攝期間最大的苦惱是劇本里老是出現八個字，前不見頭后不見尾。比如不是中國的軍隊就是日本的軍隊前不見頭后不見尾，拍起來要為它花很多錢！制片主任不敢見我，一見我就瘋了。另外劇本寫得太長，拍出來的素材能剪十個小時。但影院對馮小剛這樣大牌的導演也同樣要求不可以超過兩個半小時。

　　他得出來的經驗就是好的劇本不超過一千五百字，我對馮導說下次寫劇本的時候就寫兩頁紙，用文言文寫《一九四二》我可以寫。

　　劉震云：中國電影最缺哲學

　　另外一個比較老的電影《教父》是世界電影史上登峰造極之作。科波拉曾經拍過《教父》和《教父》的紀錄片，影片之所以登峰造極，不在題材暴力，里面充滿了性，也不在導演很年輕，有很多穿幫鏡頭，在于影片有一個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么暴力的電影，它的故事驅動力和發動機是什么？我覺得科波拉的水平快接近我了，他是個哲學家，雖然這是一部特別恨的電影，驅動力和發動機卻都是愛。每一次殺人，每一次黑幫的火拼，包括自己家族內部人的突然的暴亡，沒有一個是因為仇恨，都是因為愛。他開篇是馬龍·白蘭度演的教父金盆洗手，因為不想當教父，所以一塊做毒品生意的人要殺他。談話的時候他的大兒子說了一句話，有什么樣的分成？對方以為他大兒子想做，于是就想把教父殺了，這樣他的大兒子就可以做毒品生意了。教父最喜愛的是他的小兒子，準備讓他當國會議員，不準他染手家族事業。但當教父被人槍殺，躺在醫院的時候，曾經參加過越戰的小兒子挺身而出救了父親，然后他的小兒子因為愛把殺他父親的人給打死了。包括大兒子的死也是因為對他妹妹的愛，在收費站被輪盤的機槍掃射，最后小兒子成為了新的教父。

　　其他的比如香港黑幫電影殺人的時候沒有情感。但是作為觀眾看《教父》看到最后的時候，新的教父對其他幫派進行清理和血戰，我們的情感卻是站在小兒子那一邊，因為新的教父讓我們覺得特別解恨。我覺得哲學能驅動電影，也能驅動中國和世界。

　　米靜：謝謝，講得非常好。電影學院最缺以故事的角度講電影，我們會講音樂、燈光和攝影的方向，而電影真正的核心是故事，中國電影缺得最多的也是故事。

　　劉震云：缺的是哲學！

　　劉震云：馮小剛讓民族不好意思了

　　米靜：我們談一下您做編劇的兩部電影，《我叫劉躍進》和《一九四二》，在創作和改編的過程中，影片和小說間的異同，以及這兩部影片在國內外的反應。

　　劉震云：《我叫劉躍進》是馬導演的作品，她是一位非常有才華和見識的女導演，長得也很漂亮，之前她還拍過一個特別優秀的電影《我們倆》。我覺得她特別能掌握一個電影的內涵，就像狼和羊之間的關系，世人都知道狼是要吃羊的，但她通過這個電影告訴大家，羊有時候也可以吃狼，因為羊太多了。起用演員也反映了這個導演優秀的創作才華。選擇演員是導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她選擇的李易祥、秦海璐、陳瑾、劉信義，還有兩個非常有名的中國導演——尹力和高群書都有飾演角色。《我叫劉躍進》這部電影唯一的缺陷是投資太少了，如果當時多給馬導演兩三倍的投資，這個電影會更精粹，我期待和馬導演再次合作。

　　不管是尹力還是高群書導演，他們的演技都不比導演的才華差，因為他們在里邊演的是壞人。高群書最近一部作品是《神探亨特張》，把一個警察拍得很流暢，包括里邊的主題歌我也很喜歡。

　　《一九四二》是去年上映的，接連得了很多國際和國內的獎，像意大利電影節、羅馬電影節、伊朗電影節、香港金像獎。馮導演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歷時十九年把一部電影堅持拍下來，很不容易。《溫故一九四二》是最不適合改編成電影的小說，因為里邊沒有任何的情結和故事。如果故事是驅動電影最主要的因素，它就是零，那為什么還要改編成電影？他一定看到了大家認為重要的東西，背后的東西，里邊有個觀念就是這個民族對待苦難的態度。

　　老舍先生生前曾經說過一句話，他特別想寫一部充滿了笑聲的悲劇，這是一個哲學觀點，也是一句偉大的話。在拍這個電影的時候，包括對演員的輔導，情感一定要節制，死了人告訴演員不許哭，要讓觀眾笑。所以當我在首映式上看到《一九四二》中餓死三百萬親人的時候，大家在笑，我感到很欣慰。一個地主的女兒被賣到了妓院，第一次見嫖客，要給嫖客洗腳，端盆三次都沒有放到地上，嫖客說鞠三個躬就可以了，她還是放不下。嫖客就問她，你是不是不愿意伺候我？我換個小姐，你也別為難了。地主的女兒有文化，說，叔我愿意伺候呢，可是我吃得太飽，蹲不下。第一次來到妓院就吃得太飽，笑完之后觀眾自己不好意思，這個目的就達到了，要讓我們的民族自己不好意思一次，這是寫《一九四二》最重要的目的。我覺得馮導演是個目光與眾不同的人，他讓我們民族不好意思了一次，就像燈光，照亮了我們這個民族和心里黑暗的一角，這個民族不好對付！

　　米靜：《一九四二》我們都很喜歡，雖然它的票房沒有以前的喜劇電影好。

　　劉震云：這也是不好意思的一部分，如果要跟喜劇片一樣的票房，那會使我們特別不好意思，這個民族做的選擇從來都是對的。

　　劉震云：感人的故事可以國際化

　　米靜：您個人認為什么樣的故事，才能既受到國內觀眾的歡迎，也能受到國外讀者和觀眾的歡迎，甚至喜愛的呢？

　　劉震云：很簡單，感人的、人性的故事。民族和民族之間確實有很多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