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墓前石牌坊上，大書“仁德垂范”。

    引子

　　PREFACE

　　兩個人各拿一把手槍，背靠背站立，然后各自向前走五十步，轉過身，隨著公證人一聲口令，他們同時開槍，打死誰誰倒霉。

　　這是決斗。曾經在歐洲盛行。

　　中學時，我沉迷于十九世紀歐洲小說，對這樣的情節印象深刻。某種場合，某個貴族受了侮辱，拿起手套扔向對方，這意味著一次挑戰。雙方約好公證人、時間、地點、武器，一次決斗就發生了。

　　這是公平決斗。不論身份、地位，皆親身相斗，不用打手，也不用“代駕”，絕不會偷襲和暗算。

　　規則被嚴格遵守，孱弱或卑劣者，將名聲掃地、生不如死。

　　不僅個人決斗，戰爭也如此。騎士精神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恪守規則，視榮譽勝過生命，勝負重要，勝得光明正大更重要。

　　騎士們遵從的戰爭規則：不攻擊非戰斗人員——尤其要保護婦女兒童；不對毫無防備的騎士發動攻擊——須等對方披掛整齊再進行戰斗，俘虜了騎士待如上賓——陪同吃飯喝酒沐浴。

　　由于騎士精神的存在，那時歐洲戰爭的死亡人數一直較低。1644年馬斯頓荒原之戰，雙方共死亡四千人，被視為英國規模最大、最殘酷的一次戰爭。

　　摧毀這個傳統的，是拿破侖。在橫掃歐洲的過程中，拿破侖確立了作戰核心目標：不擇手段，消滅敵軍有生力量。這種戰爭觀延續到20世紀上半葉，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把屠殺演繹到極致。西方學者認為，直到伊拉克戰爭，人類才又回到了對戰爭進行自我約束的有限戰爭時代。

　　中國有沒有過“騎士風度”？答案是肯定的，宋襄公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他是在恪守一種既定的規則，一種“君子風度”。以宋襄公的失敗為標志，戰爭禮儀被摧毀，戰國時期，一場戰爭動輒死亡數十萬人。

　　中國和歐洲對比，騎士風度的喪失，早了兩千多年。

　　北京大學教授李零在討論中國傳統俠義精神的文章中，兩次提到宋襄公。他認為中國的“男子漢”與西方貴族騎士不同，中國人崇尚忍耐和氣量。宋襄公代表的貴族規則在嘲笑聲中崩塌，“兵不厭詐”興起之后，能忍耐、有謀略、擅長隨機應變，成為中國男性英雄的特點。

　　在某些西方人的印象里，中國人有了一個特點：狡猾。客觀地說，這不只是偏見。

　　“兵者詭道”與殺人盈野

泓水之戰后，隨著《孫子兵法》中“兵者詭道”、“掠于饒野”等原則的廣泛運用，春秋時期尊禮重信、“治兵以禮”的傳統走向覆滅。“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規模殘酷的戰爭，一直持續了幾百年……

　　泓水之戰后，在日趨殘酷的戰爭背景中，中國誕生了一位舉世公認的戰略家——孫武。不止在軍事領域，在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他至今仍是廣受推重的人。

　　《孫子兵法》主張“兵者詭道”，“兵以詐立，以利動。”“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成為取勝之道，為了勝利，可以“掠于饒野”，“墮其城，毀其國”，為了勝利，可以不擇手段。

　　當所有將領都奉行這些原則的時候，戰爭就越來越殘酷，破壞程度也越來越大，如孟子所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戰爭越殘忍，人心越涼薄。

　　顧炎武曾比較春秋與戰國之不同：“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治兵以禮”與君子風度

　　泓水之戰中，宋襄公一次次放棄有利戰機的奇特之舉并非心血來潮，而是恪守當時再度為人重視的周王朝的戰爭規則:“治兵以禮”，“正而不詐”，體現的是一種仁義精神、君子風度，只是他所處的時代背景發生了變化。

　　泓水之戰，面對強大的楚軍，宋襄公一次次放棄有利的作戰時機，最終慘敗。他為何要這么做？如果以成敗論英雄，泓水之戰中的宋襄公怎么都難以理解。兩千多年來，人們對這次奇特的戰爭做出了很多闡釋。

　　南京大學教授顏世安認為，自齊桓公創霸運動以后，中原諸侯國確實勃興起禮儀道德的風潮。他推論，正是有這樣的背景，性格主觀偏執的宋襄公，才做出了那樣奇特的選擇。

　　闡釋各有不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宋襄公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他其實是在恪守一種由來已久、當時再度為人重視的戰爭規則。

　　周王朝建立后，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宗法制和土地國有制，周王把土地分封給諸侯，叫“建國”；諸侯把土地賜給卿、大夫，叫“立家”。

　　周王室強大的時候，諸侯不可能相互搶奪封地。戰爭多以顯示力量, 或使對方屈服為目的。在此背景下，周王朝的軍事思想是“治兵以禮”，奉行“仁義之兵”，強調用兵應該“正而不詐”，“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明其理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

　　雖然是戰爭，也強調仁義精神，不往死里打，嚴格限制戰爭的程度與范圍，不允許無節制地使用暴力。“君子不重傷, 不禽二毛”，都閃爍著仁義精神。

　　當時打仗與決斗很相似，雙方約好地點、時間，列好陣勢，擊鼓作戰。

　　春秋前期，禮崩樂壞，夷狄南北夾擊中原，各國普遍缺乏安全感。齊桓公洞察此情，以“尊王攘夷”相號召，做事極有君子風度，歸還以前侵占周邊各國的領土，率兵救燕存衛，因此獲得諸侯擁戴，成為春秋第一霸。齊桓公的舉動，引領“仁義之兵”的傳統再度復興。但隨著周王室的衰落，禮崩樂壞不可避免。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國大地上，似乎不可能像歐洲那樣小國林立，相安無事，有一種內在的力量，推動實現大一統。

　　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用地理因素解釋歷史，認為是黃河、季風氣候、400毫米降雨線等三大地理因素，導致自然災害頻仍、與游牧民族的沖突不可避免，在這樣的背景中，小國無法生存，必然形成大一統的帝國。

　　從春秋前期開始，各諸侯國之間的攻伐、兼并日趨激烈，“治兵以禮”的傳統不可避免地走向覆滅。宋襄公恰好處在節點上，泓水之戰的慘敗，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