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不能獨獨怪罪元遺山。忻州市文聯的李千和則認為，元好問根本就沒有參與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趨炎重利的劉祁所誹謗。一個“獨”字在這里是語氣助詞，不是單獨的意思，郝經是在向世人疾呼，元遺山是清白無辜的。

　　關于元好問氣節問題的爭議，崔立碑事只是其中之一，還有另外兩個焦點：一個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問曾寫信給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請他保護資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給元好問回信，但元好問舉薦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這一驚世駭俗之舉，是有關他一生名節的重大公案，而實際上卻是他高瞻遠矚，見識卓越的鐵證，是他維護中原文化的一大貢獻”，山西大學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編的《元好問集》中如此評價這一歷史事件。后事也證明，那54名知識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記錄，他們對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個焦點就是1252年，晚年的元好問覲見忽必烈，請他任儒教大宗師。尊一個不通儒學的蒙古統治者為儒教大宗師，這似乎趨勢逢迎。然自金滅亡后，元好問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職，一介布衣又何需趨炎附勢！這在敬仰他的后人眼里似乎更像是某種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賤的政治地位，引導游牧民族的統帥能“以儒治國”，“以漢法治漢地”。

　　然而一名舊臣，沒有隨主殉國，沒有戰死疆場，沒有樹起反元復金的旗幟，也沒有歸于山林，反而與新朝“眉來眼去”，這樣的行為終是引來了種種流言蜚語。元好問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在蒙古大軍圍城時，元好問曾竭力謀求救國救民之策，“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見……以先進文化的傳承、社會進步和人民利益為重，將封建的個人名節置于次要地位，終于做出了不朽的歷史性貢獻。”李正民先生對元好問晚年的文化活動做出了高度的評價。

　　奈何，舊朝老臣，以一己之力為著自己的理想奔走，為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苦苦擔當，全然不顧世俗的道德評判，其內心的焦慮，外在的困頓可想而知，“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世上有幾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歷史的塵煙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塊壘，這高高的塊壘上刻著兩個字———遺忘。本文作者：陳力方，摘自《山西晚報》【原標題：訪三晉歷史名人故里之三十六：元好問兩朝文人的才情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