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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上官婉兒的詩歌超逸一般的宮廷詩歌的水準，但如果僅僅以其創作，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不過如此。能夠在唐代詩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主持者武后、中宗時期的宮廷文學活動，不僅影響于當時，推動了唐詩在形式上的成熟，也促使初唐詩歌在意境風骨方面向盛唐過渡。
 

    太宗時期開始，宮廷就盛行君臣唱和之風，帝王出游，必命群臣賦詩。在高宗、武后、中宗三朝，此風日盛。據有關文獻記載，從景龍二年七月起到四年為止，中宗行幸公主大臣莊園計43次，有時幾乎連日游宴不斷。其時朝中文士匯集，以帝王為中心的游宴賦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而這樣頻繁的君臣唱和活動往往都有上官婉兒主要參與，不少活動都有她代為主持。上官婉兒不僅要帶帝后賦詩，讓群臣屬和，而且還擔負評議眾人詩作，差第一代才俊之任。

    應制唱和就像考試命題作文，往往既缺乏詩歌最需要的靈感，又受到太多人事束縛，因此少見佳作，但是這樣的活動本身卻對詩歌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這樣的宮廷活動形成了重視文學的風氣，圍繞帝王為中心的游宴詩，幫助詩人熟練掌握了類書和文化精華，并熟練地運用于創作過程中。另一方面，游宴唱和活動是詩人們交流鍛煉的契機，能促使詩人勤于訓練，精通辭藻和音律，提高酬唱和即興吟誦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在評判的過程中，上官婉兒推行了自己的評判標準。這是一種不以形式至上，突破了唯美主義價值取向的標準，而這一價值取向的弘揚，顯示了以上官婉兒為代表的詩人群在初唐詩歌艱難徘徊中積極突圍的文化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