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縣奪豐水庫北岸的懸崖峭壁上有一處石窟，當地人稱之“仙人洞”，相傳為殷太師比干之子林堅（又名林泉）出生地。洞口四周遍布摩崖石刻，這些文字多無時間記載，且內容晦澀含蓄，落款就更罕見，要么干脆省略，要么僅有只言片語：樵夫、道人、槐石翁、夢醒主人等，藏頭露尾，欲言又止，給古洞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此洞果如傳說所云，還是另有隱情，這里究竟發生過怎樣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

    一

    清《淇縣輿地圖說》載：“石山壁立，仙洞漏天，祠宇十余，咸倚半巖……北倚山崖，有林泉之勝。”不僅寫出了這里的山勢挺拔，洞穴奇妙，更重要的是寫出了林堅在此出生，有其居住的勝跡——長林石室。

    商朝末年，紂王昏庸無道。丞相比干冒死勸諫，被紂王剖心。紂王仍不罷休，又派兵前往比干家中抄斬。比干夫人陳氏得知后，懷六甲身孕星夜逃出朝歌，因一路顛簸，跑到城北長林石室即產下一子。群兵追至，捉到陳氏，便問孩子姓名。陳氏急中生智，指“林”為姓，指“泉”為名，母子方得以脫險。武王克商后，建立周朝，詔回陳氏母子，封其“英烈夫人”，賜比干之子為林姓，將名字“泉”改為“堅”，希望他將來能秉承父志堅貞不屈。此后，朝歌民間為紀念忠臣，便在林堅出生地大修廟宇。據當地老人回憶，仙人洞原來規模很大，有山門過廳和寨墻，還有3間三層高樓，每年正月初八廟會，周圍群眾都來此祭奠忠臣、祈求平安，盛況空前。歲月滄桑，因淇地歷經戰亂，廟宇多次被毀。上世紀60年代，因修筑林（州）淇（縣）公路，仙人洞外則的山崖被劈去5米多寬，當初的部分遺跡已不復存在，所幸的是，仙人洞、長林石室、灶君洞、碓臼窯等遺址至今得以完好保存。

    二

    洞口上方有一則題記，名曰“仙人洞記”。全文600余字，為工筆楷書，字體雋秀雅致，除少數字體因摩崖石皮脫落難以辨認外，大部分仍清晰可見，通讀全篇，方了解大概意思：一位自稱樵夫的人“天性雅愛山水，隱居高尚，不樂為時勢羈鞿。”尋幽訪谷，欲找一個理想歸宿地。“深入優巍涉淼，謁睿圣之神祠，過彌陀之寺洞，慨世代旭易，吊今昔廢興。至于斯，遙望山巔嵬峰聳翠，上出重霄，崖壁石像一列，詢諸山□，古傳仙人所居，彼門超化之遺跡也……樵夫匍匐而登巉巖，山險崎嶇阻塞，怪石連連，駭畏難升。”崖壁上有一石洞，洞內鳥雀、蝙蝠縱橫，狐貍、毒蛇蟠曲，“樵夫”挺進并驅盡它們，名之曰：“安樂窩”。洞上方有一巖石“峻岌可危。名之曰：‘爤柯巖。’巖前一峰正方□□，壁百仞，其下澄水潺潺瀠回，映帶左石。薄春，月出東方，光徹上下，取名：‘釣郎峰。’西一巒孤立澳側，爭為壯麗，取名：‘□□臺。’稍行洞左，再攀崇阿懸巖，□峙□，有水涌石根，清流澈湍，兩浣順流而東也，名其水曰如斯泉，嶺曰：‘觀瀾嶺。’樵夫樂斯勝景也，”于是，在此定居下來，并捐錢糧，雇工匠開鑿擴建石窟，砌石階，壘寨垣，“結石廬，更數年始告成，合曰：‘仙人洞。’襲其舊也。”整日青燈黃卷相伴，“樵夫”倒也自在，偶有舊友來訪，談古論今，切磋詩詞，“息古今，渺萬物，俯八極，有感于懷，鼓□石高□震于峰壑，余韻遏□云空。”勝似神仙的日子，“樵夫”徜徉其中，樂此不疲，“不期老之將至，步履艱難，情隨事遷……更有趣于田園、窗草、□魚、陶菊、周蓮、山水之樂矣。”無怪那位姓朱的忘年朋友感涕光陰荏苒，逝者如斯，鐫石來記述。現如今世人已不知“樵夫”的真實身份了，就連家鄉人看“樵夫”，猶如“樵夫”眼中的仙人一樣，實在是可悲啊。“樵夫為誰？斯郭姓登名，字天衢甫，‘瞻淇’乃別號也，官河南彰德衛經歷，不仕。其子宗隗□溪、宗儀□溪、宗伋右溪，以儒業著名也。□士籍古大雄郡黎陽世家也，今系北直隸大名府浚縣永清鄉永清里六甲民籍。”
縱觀全文，可獲取以下信息：

    一、隱士所描述的地理環境與史料記載或現存景觀相符，如“澳水”（淇澳）、“睿圣祠”（衛武公祠）、“彌陀寺洞”（前嘴石窟千佛洞）、“崖壁石像一列”等，據明、清《淇縣志》載，“淇澳綠竹”為古代淇水關勝景之一。武公祠毀于1958年，而千佛洞和“崖壁石像”至今尚存。

    二、在隱士入駐之前，已有仙人洞遺址。

    三、隱士投入資金修葺，擴大了建制。

    四、隱士在此隱居很長一段時間。

    五、隱士叫郭登，字天衢，別號瞻淇，系北直隸大名府浚縣永清鄉永清里六甲民籍，曾被任命為河南彰德衛經歷官職，不赴任或主動辭職。他有3個兒子，分別叫郭宗隗、郭宗儀和郭宗伋，以儒學著名。

    六、郭登隱居時期，曾有一位姓朱的忘年朋友造訪過仙人洞，并勒石志之。

    但是，題記也給人留下不少疑點：

    一、郭登隱居于何年代？

    二、郭登緣何到此隱居？

    三、郭登有怎樣的身世？

    四、郭登在文中提到的那位朱姓朋友的情況又如何？

    所有介紹都過于簡略，似有意留下一個迷題，待后人破解。好在有他的詳細地址和三個兒子的姓名，透露出一些難得的訊息，也為準確考證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據清《嘉慶·浚縣志》載，自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改浚州為浚縣，隸大名府，至雍正三年（1725年），改屬衛輝府。據此可斷定，郭登應生活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初期。《太平寰宇記》載，黎陽縣舊八鄉（即清源鄉、鹿臺鄉、長樂鄉、永豐鄉、君子鄉、純化鄉、永清鄉、長寧鄉）。《讀史方輿紀要》載，明洪武三年，改浚州為縣，編戶五十里（含永清里），后改劃為四十三里。清《嘉慶·浚縣志》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縣李士琳以四十三里小民遷徙無常，征收賠累，改為二十一所，至今便之。由此，可更精確地定出郭登生活年代的上下限：明洪武三年至乾隆二十四年。

    明、清時期的永清鄉對應現在的什么鄉鎮？查遍《浚縣志》不得而知。但《淇縣志》載，永清鄉位于淇河東，原屬淇縣轄地，明朝劃歸浚縣。另，郭登的號“瞻淇”，很可能取自《詩經》“瞻彼淇奧”一語。據此可知，永清鄉永清里在淇河以東，且應在淇河沿岸。遍訪淇河東岸人家，事情終于有了突破：在衛賢鎮交卸村的一塊墓地里發現一通古碑，上面刻有永清鄉字樣。這樣，大致范圍確定為前交卸、中交卸、后交卸、前草店、后草店、南紙坊、北紙坊、衛賢集一帶。

    幾經輾轉，在衛賢鎮北紙坊村一位82歲的郭氏老人家里發現一套清嘉慶時期的《郭氏家乘》，郭登的名字赫然在目，真相終于浮出水面。《郭氏家乘》上卷載：“郭登，字天衢，號瞻淇。天性慷慨，孝友著聞，作養賢才，同急拯弱，新廟貌，修橋梁，捐義塚，施舟楫，公聽斷，推衣食，創祠堂，建精舍，葺仙洞，凡致孝鬼神、濟人利物之事，若切肌膚。官授彰德衛經歷，引身而退。容于行山淇水間數十年。考終前旬日，命道焚香誦經，散濟三日，正襟仰臥，與子孫永訣，其視死如歸若此。”郭登生育三子：宗隗、宗儀、宗伋，皆為儒學。《郭氏家乘》載：“宗隗，字士致，號雙溪，太醫院幕。宗儀，字士寬，號運溪，邑庠生貢，入國學限滿，吏部考授通判候。宗伋，字士信，號右溪，邑庠生。”清《嘉慶·浚縣志》中沒有郭登的名字，卻有郭宗隗和郭宗儀的記載：“郭宗隗，由人才官吏目；入仕身份為薦辟。”“郭宗儀，萬歷時監生；入仕身份為例仕。”從《郭氏家乘》中還可看出，郭氏家族龐大，家境殷實富有，有崇尚儒學之家風，與郭登父子同時期的族人中，多有入仕者，在同時期的《浚縣志》中均有記載。通過相互印證，說明《郭氏家乘》真實可靠。

    《郭氏家乘》的發現，不僅把郭登的生活年代框定在明嘉靖至萬歷年間，而且對研究郭登的生平和隱居的動機有了更翔實的佐證和依據。從《郭氏家乘》中可了解，郭登是一個樂善好施、教子有方、飽讀詩書的文化人，按照當時的道德價值標準評判，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君子。在世人對名利趨之若鶩的時代，郭登被任命為一個七品（或八品）小官后，不去努力地攀爬，謀求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卻引身而退，隱居山林，出于什么動機？在我們今天看來，有兩種可能，一是當時的政治環境跟自己的道德操守發生沖突，不愿與當權者同流合污；二是那個小職位不足以施展自己的杰出才能。再聯系到“仙人洞記”的內容，郭登奔仙人洞遺址而來，一定是有備而來，慕名而來，林堅為忠臣比干之后，比干犯顏三日直諫君，留下一世英名。衛武公政治清明廉潔，治國有方，歷史上無數文人墨客以淇竹來比擬他的高貴品質，描摹他的謙謙君子形象。無疑，作為君子的郭登對比干和衛武公景仰有加。從“仙人洞記”中還可以看出，郭登受老莊的思想影響較深，崇尚清靜無為、與世無爭。其實“更有趣于田園、窗草、□魚、陶菊、周蓮、山水之樂矣”一句，更直觀地表白了自己的心聲：自比陶淵明、周敦頤和歐陽修，表露自己“舉世皆濁我獨清”、“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質和“寄情于山水”的志趣。

    三

    仙人洞東側10多米的山壁上，依山雕刻一通石碑，碑文為一首詩《游仙人洞贈郭瞻淇主人》：“天外仙峰幾洞開，坐臨牛斗萬山回。攀崖有徑人誰到，鑿石無泉水自來。撫欄晴云春舞鶴，推窗明月夜沉杯。相逢不問長生訣，劉阮空懷去后猜。”落款為“黎陽朱侍御槐石翁題”，沒有題寫時間。留下墨跡的“朱侍御”是否為郭登在“仙人洞記”中提及的朋友？這位“黎陽的槐石翁”又有怎樣的人生經歷？

    據《明史》和《浚縣志》載，朱應轂（？—1587），字德載，號槐石，明浚縣人。朱應轂，祖籍江蘇南京，祖父朱翊，舉人，父親朱天俸（1514—1584），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兒子朱舜年，萬歷四十四年（1616）進士。朱應轂萬歷五年（1577）進士，出任山東東阿知縣，《朱天俸墓表》稱其“出宰阿邑，入為侍御史，聲稱燁然”。朱應轂政績突出擢云南道御史，任御史時，清正廉直，進諫不避權貴。清《嘉慶·浚縣志》載其“諫幸山陵，論邊將冒功匿敗，言皆激切。”《明史》中多次記載他直言進諫的事。如“枷刑自劉瑾創立，錦衣獄常用之。神宗時，御史朱應轂具言其慘，請除之。”（《明史》卷九十五志第七十一）；“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輒祭告郊廟，受廷臣賀，蟒衣金繒歲賜稠疊。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其始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振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仆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干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御史朱應轂、給事中任應徵、僉事李琯交章抨擊。”（《明史》列傳一百二十六）。他甚至還敢直諫皇上，“萬歷十一年（1583）九月，禮部上疏，認為陵址既已選定，就應該欽定日期營建。但萬歷仍然不允，非要待兩宮圣母看后才能確定。為此，御史朱應轂以謁陵耗費太巨，陳請兩宮太后不必再去閱視……”（《風雪定陵》）。萬歷皇帝修建定陵，所用花斑石皆采自浚縣。朱應轂奉命到浚縣督采花斑石。正如清《嘉慶·浚縣志》所言：“惜不永年，未競其用。”朱應轂仕途僅僅十年，就于萬歷十五年（1587）早早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一生著述頗豐，有《槐石集》等。如今，浚縣縣志和《大伾山志》等書上關于他的資料非常少，浚縣大伾山上僅留有他的“杏花巖”題字和《東歸早過大伾山》詩刻。

    正是朱應轂來到了仙人洞。朱應轂于萬歷13年（1585）至萬歷14年（1586）間，因督花斑石開采榮歸故里。在家鄉，他聽說了郭登的傳聞，決定登門拜訪。一個春日，他登上了仙人洞，見到了年近古稀卻鶴發童顏、頗具仙風道骨的郭瞻淇主人，他鄉遇故知，兩人相見恨晚。主人熱情邀客人留宿作長夜之談，朱應轂欣然應允。夜深了，皎潔的月光從洞口投進來。兩人把酒臨風，談興正濃，不覺東方欲曉。旭日臨窗，春風拂面，青山如畫，澳水蕩漾，仙鶴翩躚，朱應轂撫欄遠眺，憶仕途如夢，慨光陰荏苒，觸景生情，心潮起伏，詩性涌動，欣然命筆，題寫了這首《游仙人洞贈郭瞻淇主人》。朱應轂對前輩這種“不入流”的舉動有幾分同情，有幾分羨慕，更有幾分敬仰，但礙于自己的政治影響，僅能低調從事，故未留下名字和題寫時間。遺憾的是這竟成了兩人的永別，朱應轂于此后一二年即英年早逝，終年五十歲左右。不久，郭登也從仙人洞離去，長眠于家鄉。

    仙人洞此后沉寂了一段時間，但它的故事并沒有結束，它在等待著另一位客人的造訪。

    四

    仙人洞左邊的石壁上還有兩處摩崖石刻，一處是一副對聯：“山門不鎖待云封，石洞無燈憑月照。”橫批是“安樂窩”。為楷書，無落款。另一處是一首《題仙人洞遺跡詩》：“峭壁層峰百丈巖，不起風雨來何年。仙人昔已升真去，留得遺跡至今傳。”落款為“夢醒主人書”沒有題寫時間，以狂草書寫。另據當地人講，石崖上還有一首詩：“幾縷落霞流水岸，數聲啼鳥夕陽間，更生一段開花處，白云北去又飛回。”因林淇公路拓寬被毀。這幾處石刻有無關聯？又出自何人之手？

    經書法對比和時代背景考證，這幾處摩崖均出自一人，他就是孫徵蘭。

    明、清《淇縣志》載，孫徵蘭，字九畹，號“睡仙”，淇縣南陽村人，生于明萬歷十四年（1586），卒于清順治十年（1653），天啟二年（1622）中進士，不久，官拜監察御史，“侍殿陛”，恭助朝廷議定國事。崇禎初期，轉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崇禎后期，任四川布政司參政。孫徵蘭可謂文武雙全。論武功，他曾監管綿道軍，分守上川南道，嚴振軍紀，善用奇兵，制服流寇，開拓疆野，使三巴(巴郡、巴東、巴西)一帶穩定繁榮。論文采，孫徵蘭棋琴書畫，詩文建筑，無所不通，他的詩寫得飄逸豪放，意境幽遠，著有《香國樓詩集》，有儒將之稱。尤擅長書法，舊時朝歌城南關驛道旁有座一丈多高的碑，上刻孫徵蘭書寫的“殷朝六七賢圣君故都”，其字遒峻蒼勁，力透石背。淇縣西部太行山上留下他的許多摩崖石刻，為山河增色不少。靈山寺東崖絕壁、武公祠、孫家寨、云夢山、衛輝香泉寺等處留有他的墨跡，字形多為館閣體，或雅秀剛勁，結構勻稱，或氣勢磅礴，風肥勁健，功力雄厚。最引人注目的，是云夢山水簾洞口的那幅《仙洞偶筆》二首，以狂草書寫，如行云流水，蛟龍騰飛，驚鴻展翅，飄逸、灑脫而雅麗，最能代表他的書法風格。

    孫徵蘭名聲顯赫，按說應堂而皇之很高調的在仙人洞題字，為什么不直書其名？難道有何顧忌？

    這還得從當時的政治環境說起。孫徵蘭晚年，適逢明末大動亂年代，李自成進京，清兵入關，崇禎王朝最終被清王朝所取代。作為一個被封建的忠君愛國思想塑造出來的明朝的忠實臣僚，不失自尊心和“民族氣節”，孫徵蘭為失去政權而哀痛，懷著憂憤的心情棄官遁回故里，但他畢竟是明朝的一位大臣，是“敵方”追捕的對象。為了免遭不測，他不敢在南陽村的家里生活，選擇了山林隱居，私下練兵習武，舞文弄墨，為“復國”做武裝和輿論上的準備。隨著清政權愈來愈鞏固，他的心情愈加抑悶失望，就以酒消愁，然后睡大覺，因此自號“睡仙”，表現他懷才不遇卻又不甘寂寞，企求超脫，以消釋自己的苦悶和悲憤。

    在朱應轂和郭瞻淇離開仙人洞60余年后，孫徵蘭也登上了仙人洞，并在此隱居了一段時間。此時，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很羨慕郭瞻淇主人的那份超然，于是取“仙人洞記”中的“安樂窩”來命名自己的居所。但他終歸不能釋然，因此在對聯里含蓄地表達了對“明”的追思和深切懷念，這與一水之隔的對面山壁上他留下的另一幅聯句：“圣從川湄千秋睿，德就山磨萬古明。”遙相呼應。而另一首《題仙人洞遺跡詩》的落款用“夢醒主人”，則表明“睡仙”已不再昏睡，人生快到頭了，對世事參悟透了，大夢也該醒了。

    孫徵蘭留在家鄉的所有摩崖石刻，有一個共同特點：要么不留落款，要么仍沿用明朝的年號，即使歷史的車輪駛進了清朝亦如此。這樣做基于兩種考慮：一是擺脫清王朝的通緝捉拿，二是表達對明王朝的眷戀和對清王朝的憎恨及抵制。因此，在仙人洞不留自己的“痕跡”屬情理之中，但又怕后人不知，于是，把一個“夢醒主人”交給歷史，留待后人去琢磨吧，他相信有人能破譯出。

    五

    仙人洞附近還有許多摩崖，因年代久遠石質風化和后來的修路施工，已永遠消失了，但其中有一方題記仍依稀可辨：“浚州衛縣第八都延慶村道人趙吉宣和（宋徽宗年號）二年（1120）十一月入洞。”另據當地人宋景新（82歲）回憶，仙人洞山崖上曾有古碑一通，碑高3尺多，寬2尺余，上書“林堅出生地”五個大字于正中，還有“長林石室，淇澳綠竹”等于其上。峭壁上曾有唐太常的摩崖石刻：“山里石窟樓上樓，淇水澳水綠竹悠，洞生林泉子逃逝，母子幸存仙人岫。”這證明，仙人洞在唐、宋時就已經存在，歷代都有高人名士在此隱居，這一發現，無疑給林堅出生地又提供了一條確鑿的證據。

    明、清《淇縣志》和其它史料對仙人洞記載較少，然而，仙人洞卻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淀，其歷史文化價值有待我們進一步研究發現。

    作者簡介：

    賈振君，鶴壁市淇河文化研究會會員，政協淇縣文史資料研究員，工作于淇縣地方史志辦。電話：13783928700   0392—7222204（辦）

    杜永沛，政協淇縣文史資料研究員，工作于淇縣教體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