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學者說：“商丘是由幾千年的歷史堆積成的，是一本很厚重的書。”這啟示我走進商丘，尋蹤訪古。

    位于商丘南郊的燧皇陵有些冷清，但這里卻是被稱為“中華第一火種”的地方。中華民族的祖先燧人氏在這里發明了鉆木取火，族群告別了茹毛飲血的生食時代。

    閼伯臺又稱火神臺，位于商丘市西南，傳說帝嚳代高陽氏為天子后，封其兒子閼伯于商丘管理火種，稱為火正。閼伯死后筑臺葬之。因閼伯管火有功，被后人稱為火神，便在臺上建閼伯廟以紀念，后稱火神廟，亦稱火神臺。閼伯在商，主辰星之祀，其后很多朝代亦在此研究天文，觀測火星（即商星）運行規律，并在每年正月初七在此進香，群眾謂之朝臺，逐漸形成了盛大的廟會。閼伯臺周長約270米，寬約35米，全為夯土筑成。臺上除閼伯廟外，還有大殿、拜殿、東西禪門，配房、鐘鼓樓等清代建筑。臺下有戲樓、大禪門等建筑。元大德年間（1297-1307）建，明清多次修葺。閼伯臺是商朝部落觀測商星的土丘，傳說“商丘”即由此得名。

    商丘，是商業始祖王亥的故里。相傳王亥是商朝成湯的七世祖，擔任商部落首領時馴服了牛，發明了單轅輪牛車，帶領商族人趕著牛車拉著貨物，到其他部落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其他部落稱他們為“商人”，其運去的貨物被稱為“商品”，這便是我國最早的商業活動。為紀念王亥，商丘市在相鄰閼伯臺的地方修建了萬商廣場，同時也為市民提供了一處良好的休閑活動場所。

    商丘，是西漢王朝的發興之地。西漢的商丘稱睢陽，是梁國的國都。梁孝王劉武是漢文帝劉恒的兒子，漢景帝劉啟的胞弟，享有“天子待遇”，這種特殊待遇給古睢陽帶來了繁榮。《史記·梁孝王世家》載，梁國乃“膏腴之地”，又逢“文景之治”，社會安定，百姓殷實，國庫“金錢且百萬巨，珠寶玉器多于京師”。梁孝王為“潤色鴻業”，在睢陽建造了規模宏大的皇家園林——梁園，又稱兔園。唐代詩人李賀在其《梁臺古意》中稱其“梁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人；臺前斗玉作蛟龍，綠粉掃天愁露濕。”一幅美麗的宮觀臺榭圖躍然紙上。

    經濟的發展必然促進文化的繁榮。梁孝王酷愛文學，經常召集天下文人雅士相聚梁園賦詩作文，傳誦千古的枚乘的《七發》和《梁王兔園賦》、司馬相如的《子虛賦》、鄒陽的《上梁王書》等均產生于此，對后世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漢代以降，近百位文人學士追尋梁園勝跡，留下了難以勝數的詩詞賦文。南朝宋惠連的《雪賦》、唐朝李白的《梁園吟》、杜甫的《遣懷》、宋朝歐陽修的《十二月詞》等都為人稱道。

    唐代的商丘，是中原通往江淮的交通要道。天寶十四年（755）冬，安祿山、史思明起兵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叛軍為打通睢陽南下江淮，與前來支援睢陽防守的雍丘防御史張巡展開了一場你死我活的睢陽攻防戰。張巡率軍日夜苦戰，堅守10個月，經大小戰斗400余次，終因饑餓、疲憊至極而城池淪陷，張巡被俘，英勇殉國。但睢陽之戰極大地削弱了叛軍實力，阻住了叛軍南下，保全了江淮，為最終平定“安史之亂”立了大功。張巡及其將士的壯舉，1000多年來一直被世人傳頌。商丘市政府為紀念睢陽保衛戰的英雄事跡，修復了張巡祠，來此憑吊者絡繹不絕。

    元朝在商丘建歸德府。如今的歸德古城建于明正德六年（1511），已有500年的歷史，199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商丘一張亮麗的名片。城池內方外圓，形似古錢，磚城周長3.6公里。城門為拱劵式，至今保存完好。寬闊的護城河碧波蕩漾，形成了“城在水中，水在園中”的獨特風貌。城內地勢呈龜背形，共93條街道，把全城分割成了200米見方的眾多小塊，格局如同棋盤。據說在古代的八卦中，9是最大的數字，而3是萬物之源，即所謂1生2、2生3、3生萬物，93條街道也由此而來，喻涵著吉祥。

    商丘是人才薈萃的風水寶地。這里是春秋戰國思想家孔子的祖籍，莊子的故里；還出了漢代經學博士戴德、南朝駢賦大家江淹等眾多飽學之士；宋朝范仲范曾在這里的應天書院求學任教，并在商丘落戶；巾幗英雄花木蘭更是家喻戶曉。僅在明嘉靖之后至清初，歸德古城內就出過兩位大學士（宰相）、五位尚書，還有十幾位侍郎、巡撫、御使、總兵和文人雅士，因此也留下了眾多的文物古跡。被稱“清初文章第一家”的侯方域的故里——壯悔堂便坐落在古城深處，侯方域與秦淮八艷之一的李香君譜寫的“桃花扇”的愛情絕唱，至今仍使多少才子佳人為之動容。

    由于黃河泛濫改道，戰亂頻仍，商丘曾經飽受磨難。改革開放以來，商丘，這座古老之城，正在譜寫嶄新的時代進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