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和雅言“固不自今日始”

    自古以來，漢語就有雅言和方言之分。今天的漢語，是歷史上漢語各方言不斷接觸與融合而形成的，并且至今仍然是雅言與方言的混合體。

    對漢語的前身，即先秦兩漢時期的華夏通語，古人有不少論述。論及雅言，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論及方言，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禮記·王制》），有各諸侯國“言語異聲”（許慎《說文解字·序》），有“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固常然也”（《顏氏家訓·音辭》）。第一條是說，孔子在教學、舉行正式儀式時，都使用雅言。后邊幾條是說，方言的存在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盡管人們對雅言、方言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今天中國境內的主體民族漢族在先秦時期也分居各地，甚至分屬于不同的諸侯國，但有一種可以實現相互交流的通語則沒有疑問。

    最有說服力的證明是春秋時期各國諸侯常常會盟，他們之間不需要翻譯就可以實現溝通和交流。《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戎人代表駒支的話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瞢焉。”并賦《青蠅》而離開會盟現場。

    這說明，參加會盟的諸侯國，語言與少數民族有別；由此可以反證，這些諸侯國之間可以用同一種語言溝通。然而，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通語，雖然可以在各種“外交”場合使用，但又有內部方言的差異。這些方言，有的差別很小，如秦、晉語；有些差別很大，如齊、楚語之間和秦、魏語之間。

    方言發展的辯證法

    在人類任何一種語言中，方言的作用與地位都非常重要。沒有離開語言的方言，也沒有離開方言的語言。

    漢語雅言和方言之間并無天然的鴻溝，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漢語的發展過程，是雅言和方言共同發展、相互影響、時而統一、時而分化的過程。

    雅言有書面語（文獻語言）和口語之別，方言也有文字記錄和口語之分。書面語和文字記錄，是從屬于雅言和方言并為其服務的。秦始皇能統一文字，卻并不能統一語言。每個時代有不同的客觀事物，隨著新事物的產生和發展，反映他的語言也會有所發展。例如，網絡語言就是互聯網產生以后才出現的一種新的語言形式。雅言和方言的運動與發展，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融合、分化、消解，構成了漢語發展絢麗多彩的歷史。

    方言的生命力很強，顧炎武說：“孔子傳《易》，亦不能改方音”，就是說，歷代人們口語所操持的都是方言，沒有任何人說的是“語言”，即便是播音員等專業人員，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保留著方言。但方言一定會變化，一部分與雅言匯合，一部分則與相鄰方言滲透交融，還有一部分保留原有的特質。在發展的過程中，有的雅言成分又分化成為新的方言或次方言。

    漢語方言是漢語歷史發展的產物，是歷史漢語的活化石。由于語言發展的不平衡性，古代漢語的許多元素此長彼消，不可避免地分別保留在不同層次的漢語方言中。共時差異與歷時順序交錯影響，方言成分混雜于漢語各個語言要素中，需要通過文獻方言學的“考古”發掘，才能窺見端倪。

    方言研究的廣闊空間

    漢語方言有分有合，互見錯陳，延續上千年，縱橫數萬里，要在這么大的一個范圍和時段內，將歷史漢語方言發展的線索及現代漢語方言的面貌描寫、解釋清楚，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需要很多年的努力。

    20世紀以來，不少學者對各個歷史時期漢語方言進行過研究。從時間上說，這些研究可分為對歷史漢語方言的研究和對現代漢語方言的調查整理兩類。前者從漢語方言史研究的角度出發，以古代文獻語料為研究對象，爬梳能反映當時方言的語音、詞匯及語法的文獻資料，通過整理、歸納與分析，找出規律和特點，分清漢語方言發展的層次，進而為漢語方言史的建立提供重要資料，這屬于文獻方言學的范疇。后者側重于田野調查、記錄分析，尋找共時差異，追源溯流。

    研究好方言，可以讓語言文字發展歷史不致斷裂。歷史上的這種斷裂為今天的研究造成了極大的障礙。例如，甲骨文是表義、表音和結構都非常成熟的文字，是系統化了的文字。從大汶口、半坡的陶符，三星堆的刻符到甲骨文，中間缺少關鍵的一環：這樣的符號是怎樣發展為文字的？20世紀在四川出土的200多個學術界稱為“巴蜀圖語”的符號，至今也不能識讀。

    現在，各界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方言保護與研究在國家語言工程中的重要性。2015年啟動的“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目標就是“收集記錄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口頭文化的實態語料”。起步了，就有希望。

    汪啟明（作者為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巴蜀方言與文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