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統(tǒng)說

    一統(tǒng)說是指那種要求統(tǒng)一思想、文化和輿論的學術(shù)主張。

    1．孔子

    孔子是第一個提出這種主張的先秦思想家。

    孔子自言“信而好古”，他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現(xiàn)實十分不滿，提出了一整套把局史車輪拉向后退的政治綱領(lǐng):顏淵問為邦。

    子日:“行夏之時，乘殷之貉，服周之冕，樂則《 韶》 、《 舞》 ‘舞同“武”) ， 放鄭聲，遠俊人。鄭聲淫，按人殆。”

    在這個綱領(lǐng)中，也包括實行文化方面的倒退，即觀賞樂舞時，只能演奏古代先王傳下來的《 韶》 （舜時的樂舞）、公武》（周武王時的樂舞），而舍棄現(xiàn)時的“鄭聲”一類流行樂曲。因為在孔子看來，《韶》 、《武》一類先王之樂很典雅。而“鄭聲”等新興樂曲則過于放縱了。此外，孔子還曾明確無誤地表示勺他“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放鄭聲，是孔子對于文藝問題的一個基本主張。這個主張的核心，就是用他心目中的正統(tǒng)的文藝斥退新起的異端文藝，恢復“雅樂”的一統(tǒng)天下。

    又據(jù)荀子和司馬遷講，孔子在為魯攝相的時侯，殺害了他的論敵、魯之聞人少正卯。應(yīng)該說，這是一種統(tǒng)一思想、言論的行動。

    2．墨子

    墨翟是先秦墨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他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為兼愛、準攻。尚賢、尚同、節(jié)用等十項主張。

    在墨子的“尚同”主張中，包含著使民眾的關(guān)于是非善惡的思想觀念歸于同一的內(nèi)容。用他本人的話來講，就是要“壹同天下之義。”

    墨子認為，現(xiàn)時天下之所以分崩離亂，是因為“人異義”，即人們各自懷有互不相同的關(guān)于是非善惡的觀念造成的。他說: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nèi)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勞；腐朽財物，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義，指善惡是非的觀念）

    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尚同、壹同天下之義，使天下人的思想認識歸于一致。壹同夭下之義，在墨子看來，是以民眾對于官長、下級對于上級思想的認同為前提的。他具體論述說:‘察鄉(xiāng)之所以治者何也？鄉(xiāng)長唯能壹同鄉(xiāng)之義，是以鄉(xiāng)治也。”“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

    “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他認為，只要統(tǒng)治者主觀努力，通過層層服從的辦法，就能使天下民眾都以統(tǒng)治者的思想為思想，以統(tǒng)治者的是非為是非，達到“壹同天下之義”的目的。

    人們也許要問:墨子主張使天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之義，那末。天子所持之義又從何而來呢？對此墨子是胸有成竹的。他的回答是:“天子上同于天”，即天子順從天意。天意又是什么呢？對此問題，墨子有極詳細的論述，恕不多引。概而言之，在他看來，天意就是“兼相愛、交相利”，就是反對強劫弱、貴傲賤、詐欺愚，就是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等等等等。原來，墨子在這里是將他自己的一系列觀點都說成是“天意”了。不僅如此。墨子更多次毫不含糊地宣稱:我墨子已經(jīng)掌握了天意，并且“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也就是說，我墨子所談；皆是天意。上至王公大巨，小至天下‘萬民，他們的治刑理政、文章言語，都要由我來判定是非對錯。

    所以，墨子的尚同、壹義之論，乃是一種企圖借助天的至高權(quán)威，以墨家學說統(tǒng)一天下人的思想、言論和行為的學術(shù)主張。

    3．商鞅

    商鞅為法家先驅(qū)之一，他于戰(zhàn)國中期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秦國灼變法事業(yè)，取得了國富兵強的成效，使貧弱為秦國一躍而為強大的封建國家。

    商鞍在變法中，提出了推行法令之教的主張。

    他認為嚴明構(gòu)法令是治國的很本，“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

    他希望國君“明法令”，用法令來教育民眾，用以統(tǒng)一人們的思想和言論，即推行“法令之教”。商鞍提出了貫徹這一政策實施的必要前提。他認為，要想收到以法令統(tǒng)一民眾的思想、言論之效，以下一些事情是必須做好的:一是使法令通俗易懂，”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二是樹立法令的權(quán)威，法令既定，不許下民議之，三要“為法令置宮也，置吏也，為天下師”， 由官吏負責對民眾宣傳法令和執(zhí)行法令。通過上述辦法，就能使國君的法令深入人心，民眾學習了法令就知所避，于是他們的思想、言談及行動就會集中到法令所提倡的農(nóng)、戰(zhàn)方面來，富國強兵的目標就指日可待了。

    商鞅主張，推行法令之教，必須“不用六虱”. “六虱:日禮樂，曰《 詩》 、《 書》日修善，曰孝涕，曰誠信，日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zhàn)。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nóng)、戰(zhàn)，必貧至削。”古代的《 詩》 、《 書》 <BR> 等典籍和泛濫一時的禮樂仁義一類說教，全都是危害農(nóng)、戰(zhàn)，禍國殃民的虱子，應(yīng)該掃除干凈。<BR> 既然《 詩》 、《 書》 、禮、樂等都是當去的東西，自然那些以學習談?wù)摗对姟?、《書》、禮、樂求取進身之階的人，也是非去不可的。

    于是，商鞍又提出了“淫道必塞”的主張。“奚為淫道？為片智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讓那些善于巧辯的人特到尊貴、四“處游說的人得到官職、從事文學而有私名的人得到榮顯，這就是“淫道”。淫道即邪路。要住國家富強，必須獎勵農(nóng)、戰(zhàn)而堵塞邪路，’淫道必塞”，使那些游離于農(nóng)、戰(zhàn)之外卜六虱之民在社會上根本得不到立身揚名向上爬的出路，從而把他們統(tǒng)統(tǒng)趕到以農(nóng)、戰(zhàn)求取功名富貴的正路上去。

    不僅如此，商鞅還進一步提出了抑制私家學派活動的意見:“搏叼、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曰陳其上。”

    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對于那些持各種與法令精神不合的各種私學觀點心勺隊那些集群結(jié)黨、自相標榜而誘毀他人的人們，對他們的活動要加以抑制。不僅不能讓他們由此得到富貴，而且不準他們私自議論刑政得失，更不允許他們刻意創(chuàng)立私家學說向國君進行兜售。明法令與去六虱、塞淫道、抑私學同時并舉，這便是商鞍為秦國統(tǒng)治者設(shè)計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基本內(nèi)容。不言而喻，這是一種以法令來統(tǒng)一全社會過思想、言論和學術(shù)時主張。

    4．孟子

    孟子生當戰(zhàn)國中期。當時的政治現(xiàn)實，是“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與此相適應(yīng)，當時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里也呈現(xiàn)一種“眾說蜂起”、“處士橫議”的百家爭鳴局面。孟子對這種社會現(xiàn)實十分不滿，于是他提出了救世之方，其中也包后他對于思想文化問題的主張。孟子對于解決思想文化問題的主張，一言以蔽之，曰:息邪說。

    在孟子眼中，當時流行于世的楊朱、墨翟之學，全是蒙蔽世人的邪說，只有孔子的學說才是有益人心的正道。他聲言:正、邪不兩立，楊、墨之道與孔子之道不能同時并存，‘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解決的辦法呢？只有一條:息邪說。具體一點講，就是“距楊、墨，放邪辭，邪說者不得作。”

    孟子這個人有點意思。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用米到處游說各國諸侯，向他們陳說自己的一套主張，勸說他們講仁義、施仁政、行王道。司是，他白己呢？對于自己這一派的論敵，他可是既不仁又不義，必置對方于絕境而后快，王道乎？霸道乎？

    顯而易見，孟子“息邪說”主張的實質(zhì)，是希望以孔子首創(chuàng)的儒家學說獨領(lǐng)風騷，進而統(tǒng)一當時的思想、學術(shù)界。

    5．荀子

    在以孔子學說統(tǒng)一思想和學術(shù)這一點上，荀子與孟子是完全一致的。不過，荀子提出了他自己的實現(xiàn)這種統(tǒng)一的方案。他的方案與孟子的主張相比似乎更“勝”一籌。荀子提出的方案是殺人，誅小人之梟雄。

    荀子是借講歷史故事的方式，來闡述他的這一主張的: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

    門人進間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

    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日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諦，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泉雄也，不可不誅也。

    這里說得十分明白，孔子所以誅少正卯，是因為少正卯身犯五惡（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須非而澤），而且“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構(gòu)成了對孔子學說的現(xiàn)實威脅，故而罪不容赦，不可不誅。

    這里真的是在講歷史故事嗎？否。實際是在以古喻今。試看荀子生活的時代，眾家諸子誰人不在如少正卯那樣聚徒成群、飾邪營眾、反是（即反孔子之道）獨立？“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泉亂天下，高宇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在者有人矣。”如被荀子點名批判的魏牟、陳仲、史魷、墨翟、填到、田驕、惠施、鄧析者流，以及被荀子視作冒稱孔子信徒而實際背離了孔子正道的子思、孟柯之屬，他們?nèi)�都各抱其說，而且他們的學說又都經(jīng)過了精心文飾，“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在荀子眼中，這些少、全都屬于和少正卯一類的人物，是小人之泉雄也，應(yīng)該仿效當年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將他們一一誅除。

    荀子主張用殺人的辦法來統(tǒng)一思想和學術(shù)，這比孟子的辦法要干脆利落得多，不過同時，儒家學派一向掛在自己臉上的那塊“仁者愛人”的遮羞布，卻再也掛不住了。

    6．韓非子

    曾經(jīng)作過荀子的學生韓非，提出了更加徹底和全面的統(tǒng)一言論、思想和學術(shù)的措施。韓非繼承了前輩法家商軼等人的“法教”思想，在其著作中主張誰行更嚴格的法令教育。他認為，法令教育禁奸止邪的作用比其他方式的教育都大得多: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xiāng)人憔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xiāng)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懼，變其節(jié)，易其行矣。

    由這個不才之子的改邪歸正的事例，韓非論證了法令教育門威力。池要求把法令教育普遍推開，施之于全社會。

    在韓非心目中的理想國度里，國君的法令居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人們舊言行皆軋于法令，沒有思想、言論的自由；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貴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軋于法者必禁。

    韓非主張國君要以法令作教材，以官吏作教師，對百姓進行普遍的法令教育:“明主之國，… … 以法為教，… … 以吏為師，… …是境內(nèi)之民，其言談?wù)撸�必軋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通過執(zhí)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文化教育政策，把人們的思想、言談乃至行動，全部統(tǒng)一到國君的法令上去。

    在韓非看來，法令乃人主所立，是為‘公”；它與“私”是相互對立的。因而既立了法令，自然就不再允許那些屬于“私”的東西存在了:夫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

    他提出廢棄私學的主張，認為除了幫國君立法的法術(shù)之士外，取消其他所有的私學。那些以‘藏書策、習談?wù)摗⒕弁揭邸⒎�文學而議說”的儒、墨、道、縱橫等派的學者和言談?wù)撸�人主最好躲他們遠遠的，而且要把他們的學說取締。“去其身而息其端。”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私學與國君法令不能同時并存，”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韓非還提出了更加徹底地根除私學的辦法供統(tǒng)治者參考，那就是“禁其行”、“破其群”、“散其黨”，將私家學派統(tǒng)統(tǒng)解散，不許他們再活動。另外，他還著意稱贊當年秦孝公采納商鞍建議“播《詩》 、《書》 以明法令”的作法。希望當今的人主起而效法，將私學賴以立論和惑眾的“先王之語”，如《詩》 、《書》一類書籍燒個一干二凈。韓非的本意，是想使其他的學派全都匿跡消聲，而讓自己的法術(shù)之學能獨行于世。舉卜非上述的文化專制思想，對以贏政為代表的秦統(tǒng)治階級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 愚民說

    愚民說是一種主張使人們陷于愚昧而便于統(tǒng)治的學術(shù)觀點。愚民，是先秦一些思想家多次談到的一個話題。

    1. 老子

    老子認為，民眾所以難以統(tǒng)治，是由于他們知識太多的緣故。所以治民的最佳辦法，是絕學、棄智。民眾只有無知，才能無欲。無知無欲，才能民心不亂。他說: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

    老子還說，善于治民的統(tǒng)治者，不是教民眾聰明起來，而是讓民眾保持愚昧:古之善為道者，非也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這不是主張愚民政治，又是什么呢？

    2. 孔子

    孔子，在歷史上是第一個開辦私學、將原來由官府壟斷的知識傳播到民間的人，他的“有教無類”的教育主張，使他在中國封建社會獲得了“至圣先師”的美譽。然而，也是這位孔圣人，他還明確地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張。這也是一種主張愚民的觀點。

    看來，在如何對待民眾的問題上，道、儒兩家的立場是相當接近的。

    3．韓非子

    先秦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韓非，也是‘愚民”政治的積極鼓吹者。

    韓非主張，在有為之君統(tǒng)治的國家中，不僅要取締私學，毀棄先王之語，而且應(yīng)該取消法令以外的所有文化，使國內(nèi)“無書簡之文”，民間除了法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文字和書籍，從而讓百姓心中只知國君的法令而不知有其他。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就會死心踏地跟著國君走，盡死力而從其上了，抹非的愚民觀汽，本于他附如下理論: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

    他認為，僅僅禁止與法令相背的言談、行為是不夠的，最高明的辦法是“禁其心”，即從根本上取消人們的精神生產(chǎn)活動，人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去想，失去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當然就好統(tǒng)治了。

    三、 結(jié)語

    當我們論及上述先秦諸說的時侯，常常不由自主地引起對于歷史與現(xiàn)實問題的聯(lián)想，使我們生發(fā)出一些和這些觀點有關(guān)的思考:

    其一，疏導、富教、一統(tǒng)和愚民諸說，盡管它們的內(nèi)容有著如此顯著的差異，而且諸子對同一論點的說法也各有不同，但我們還是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的中心其實是一個，即都是圍繞著思想文化間題展開論述，都在回答對于思想文化問題應(yīng)該采取何種態(tài)度及對策這樣同一個論題，只是他們每個人開出的“藥方”有所不同罷了。我們不妨為它們作出如下的概括:上述諸說從實質(zhì)上講，乃是先秦時少＼關(guān)于思想文化問題的幾種較有代表性的學術(shù)觀點，或日先秦時代產(chǎn)生的關(guān)于文化管理的幾點思想萌芽。

    其二，主張對民眾實行先富后教政策的觀點，公正一點講，是含有一些真理成分的，而且此說伴隨著漢武帝獨尊儒木政策的實施獲得了更大的社會影響。然而，真正的不打折扣的富教政策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是難以見到時。不錯，’封建統(tǒng)治階級曾經(jīng)開辦了許多的官辦學校，編寫傳播了多得數(shù)也數(shù)不清的旨在對民眾進行封建道德倫理教育的書籍，他們對于民眾的教育感化工作可稱得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可是，富教之富，卻總是虛有其名。這就難怪中國封建時代會有一次又一次的農(nóng)民反抗斗爭了。

    其三，一統(tǒng)說是一種旨在統(tǒng)一學術(shù)和思想文化的學說。令人感興趣的是，在百家爭鳴的戰(zhàn)國時代，一統(tǒng)說竟擁有那么多的倡導者，儒、墨、法三家的代表人物，都如此熱衷于此道。這是進入戰(zhàn)國以后中國社會從分裂混戰(zhàn)逐漸走向統(tǒng)一的歷史大趨勢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中的反映。先秦各家的區(qū)別，僅僅在于都企圖以各自一派的學說來統(tǒng)一全社會的學木和思想。因此，一統(tǒng)說從一開始提出的時侯，便打上了很深的專制色彩，是一種希望以強制手段統(tǒng)一巴想文化的學術(shù)主張。這就不難解釋，它何以會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大行其道了。我們從秦代以法為教、漢代獨尊儒術(shù)、隋代禁修私史、唐代頒行蛋五經(jīng)正義》、宋元以后儒經(jīng)甲獨行朱注、以及歷代統(tǒng)治階級對于“離經(jīng)叛道”者的無情鎮(zhèn)壓中，不是可以明顯地看到“一統(tǒng)說”的影子嗎？

    其四，愚民說是一種極其反動的文化管理思想，己時思想基礎(chǔ)是極端看不起而又十分害伯人民群眾的力量。中國封建統(tǒng)治階級，與愚民說的提倡者們，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tài)度上是一脈相承的。試想，秦始皇焚毀《詩》、《書》百家著作，南北朝及其以后統(tǒng)治階級賣力地提倡佛教和道教，宋以后尊崇“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明清以空洞無物的八股文取士等等，搞的不都是徹頭徹尾的愚民政治、愚民文化嗎？

    綜上所述，似乎可以說，富教說（無富有教）、一統(tǒng)說和愚民說，是由國封建時代統(tǒng)治階級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里經(jīng)常使用明三件基本理論武器。

    其五，疏導說，無疑是諸說中一種比較進步、具有較多民主色彩的文化管理思想，是古人對于文化管理理論的突出貢獻。對于人們的思想認識，對于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學術(shù)觀點，不是用強制的辦法、行政的手段去解決，而采取民主的疏導的方式去處理，這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現(xiàn)。但人們知道，這一主張在封建社會里根本難以實行。封建統(tǒng)治階級，自秦始皇開始，搞的就是封建專制，膚即國家。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是他們的邏輯。在思想文化問題上，也不例外。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是不會、也不屑于去搞什么勞心費力的疏導的。

    其六，上述先秦文化思想中，有精華，也有糟粕。或給人啟迪，或令人警醒，這就是它們在今天的價值。但無淪如何，那畢竟是屬于過去時代的東西了。歷史在前進。今天，作為領(lǐng)導階級的中國工人階級，手中已經(jīng)有了科學的理論武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有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十三大路線和“雙百”方針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在繁榮科學文化、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的歷史進程中，它們永遠是引導我們前進的指路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