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8年到1937年，李濟、董作賓等先后在殷墟進行了15次考古發掘，為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圖為殷墟考古發掘現場。 翻拍資料照片

    大河網報道:  董作賓的一大貢獻，是在安陽殷墟挖下了科學考古的第一鏟土。這第一鏟土，意義非凡。傅斯年“動手動腳找東西”，是要“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最初搜索的目標范圍很廣泛。董作賓在殷墟的調查和第一次發掘，讓傅斯年和他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把目光和能量聚焦在了殷墟。殷墟考古成為史語所創立后首要的大事，也正是殷墟這片熱土，讓史語所聲名鼎沸、成就輝煌，傅斯年被譽為“學界第一牛人”，除了他的能力和性格，更有殷墟發掘成就為他奠定了底氣。

    1928年10月13日，董作賓在殷墟挖了第一鏟土，自此到抗戰爆發，史語所先后在殷墟進行了15次考古發掘。

    這是由中國學者自己主持的大規模、有目的、科學的考古發掘，大量甲骨和殷代遺跡、遺物的發現，以確鑿的實物資料揭開了商代神秘的面紗，田野工作的實踐鍛煉和造就了一批考古工作者，他們摸索出的田野發掘方法為中國考古學奠定了基礎，拉開了中國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的序幕。

    這些發掘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次壯舉，在世界上也是為數不多的重要考古發掘。國家學術界對其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與十九世紀特洛伊古城發掘和二十世紀初克里特島諸薩斯青銅文化遺址的發現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對殷墟的發掘和研究，使一批中國人成為世界級學者。

    萬事開頭難。

    殷墟第一次發掘意義非凡，但當時卻并非易事，種種障礙橫亙在董作賓面前。

    那時河南聚眾挖古物的事情層出不窮，省內外反響強烈，河南省政府專門發布條例，嚴厲禁止挖掘古物。當時科學發掘的意義不為人知，考古發掘甲骨也被人當做“挖寶”，不但當地人眼紅，社會各界也疑竇叢生。此外，當時安陽匪患嚴重，沒有河南地方政府配合，科學發掘根本無法進行。

    盡管困難重重，但董作賓已苦等數年，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大機遇，他放下一切，將全部心智投入到這項事業。他“會辦事”的特長充分展現，協調上下各方，終于在華夏文明的黃土層下，挖出中國科學考古第一鏟。如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李濟博士所說，此次發掘“結束了舊的古物愛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時代’”，并且“為有組織地發掘這著名的廢墟鋪平了道路”。

    “會辦事”大小事均妥帖

    在安陽調查期間，董作賓就感覺到，將來的考古發掘要面對種種障礙。當地人視地下甲骨為己有，前來發掘無異于“虎口奪食”；河南省專門發布條例，嚴禁發掘古物，這法令杜絕不了盜掘，但公開的考古發掘卻可能“撞到槍口上”；安陽匪患叢生，考古工作和人員的安全，均需得到有效保證。

    從董作賓的做法看，他是“上盤、中盤、下盤”齊動手，運用各種社會關系，力促考古發掘順利進行。他先前往開封，請幼年私塾同學郭寶鈞相助。郭此時是省教育廳秘書，人脈很熟，經他引薦，董作賓拜訪了河南建設廳長張鈁、教育廳長查良釗，向他們說明殷墟發掘的緊迫性和重大意義，贏得了這兩位河南重量級人物的贊許。

    隨后，董作賓前往上海、南京，為發掘采購所需儀器，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與傅斯年面談，請他出面，讓“中國民國大學院”、“國立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員會”等給河南省政府發公函，請求給予保護和協助。并請蔡元培先生致函河南省政府主席馮玉祥，給他予以幫助。

    各種公函到達河南，在省政府的行政會議上，董作賓早已“埋伏”好的張鈁、查良釗“一唱一和”，據理力爭，使“殷墟發掘之案”順利通過。

    經董作賓爭取，省政府的張錫晉、教育廳的郭寶鈞又奉派隨同協助。董作賓又邀約表弟王湘等兩人，連同上海請來的測繪員李春昱，一行六人前往安陽。

    這次他們落腳在洹上村彰德高級中學，有教育廳大員郭寶鈞參與，學校熱情款待，一切所需，都由學校借用。

    安頓就緒，董作賓、張錫晉、郭寶鈞前往安陽縣政府請求幫助。縣長極表支持，對董作賓的要求一一照辦——將科學發掘之事公告全縣，特別是小屯村及其附近，村村都張貼布告，令盡人皆知；從縣人民自衛團派一名軍官率領十名士兵，隨同考古隊前往小屯，并駐扎村里，保護發掘人員、看守發掘現場；從縣政府特派專門委員協助，并派兩名警察跟隨維護治安。

    在縣里安置妥帖，董作賓又來村里安置。一行人在警察、士兵的護衛下，到小屯村村長張學獻家開會，董作賓先介紹科學發掘的意義，然后,省、縣官員宣讀兩級政府公告。情緒有些騷動的會場，漸漸安靜下來。

    董作賓接著布置，他說好工錢，請村長代招工人，并通知村民，無論挖掘到誰家地里，對受損的莊稼都會給予賠償。他的最后一招，是租了村長家幾間房子做臨時辦公場所，也作為自衛隊的住房。

    村長辦事很上心，當天就招齊了所需的15名工人。

    傅斯年讓董作賓主持第一次殷墟發掘，也真是慧眼識人。如果換個大牌的“海龜”，如李濟、梁思永等，很多細節未必處理妥當，這第一鏟很可能不會順順當當。李濟自己也認為，董作賓所做的工作，“為有組織地發掘這著名的廢墟鋪平了道路”。

    學“挖坑”盡顯“草根范兒”

    董作賓自幼聰明又踏實，在殷墟發掘中，無論出力氣的粗活，還是費心思的細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

    參與第一次發掘的六個人，包括董作賓在內，都沒有考古發掘經驗，甚至也都沒有受過專業培訓，但在董作賓的帶領下，見招拆招，盡管走了不少彎路，最終收獲頗豐。其實，這時的中國考古學就是在摸索中進步，包括后來李濟、梁思永主持的發掘，也經常“愉快著犯錯誤”。

    董作賓最先摸索的，是“挖坑”的學問。

    他最初設想挖正方形，四丈見方，這樣面積大，深處光線充足，可以隨時攝影。但請教村民，得知人家都挖長方形，長七八尺，寬兩三尺。這樣的尺度，鐵锨、抓鉤用起來方便；可以架轆轤，坑深時起土省力；挖出來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時方便省力。于是決定放棄最初設想。

    1928年3月13日，在洹水岸邊挖了一天，卻一無所獲。董作賓不無喪氣時，發現田間有農民在挖括蔞的根莖天花粉（一種中藥材），他們拿著一種鏟子，長七八寸寬四五寸，鏟面與“洛陽鏟”不同，把兒長一丈多。找到藥材苗，即順著苗莖慢慢向下挖，挖出一個小洞，將地下約一丈深處的根兒取上來。

    董作賓大感興趣，上前觀看，見不同深度挖出來的土色不同，于是大悟，談好工錢，請農民第二天帶著長鏟來幫忙。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戶人家院內有了大收獲。這個編號為24的坑里，發現有字骨版15塊，骨質堅實黝黑，字極清晰，再往下挖，出土獸骨獸牙等。董作賓十分興奮，繪制《二十四坑之土層及其出土器物圖》，最早注意到了甲骨與土層的關系及相關信息。

    第一次殷墟發掘持續了18天，挖了40個坑，共發掘出有字龜甲555片、有字骨版229件、無字甲骨近兩千片，還有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獲頗豐。

    與以往的書齋生涯相比，考古發掘十分艱苦。因小屯一帶有匪患，他們不敢住村里，每天往返步行十余里，午飯是干饅頭、涼開水，有時會讓村民煮點兒稀飯，當時安陽風沙極大，往往一碗飯沒喝完，已落上一層土。盡管如此，他們也是不亦樂乎。

    撤出小屯時，董作賓很擔心發掘成功的消息傳出后，引發新的盜掘狂潮，即致函省政府和安陽縣政府，說明暫停發掘，請注意保護，嚴禁私人挖掘。又通過村長告知村民，偶然得到甲骨，不可賣給文物販子，可通知安陽中學、彰德高中校長代為收購。

    回到開封后，他集中精力撰寫發掘報告和《新獲卜辭寫本》，李濟曾稱贊這些論著“為我們在殷墟的繼續發掘，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

    借“大龜四版”成為甲骨學宗師

    殷墟第一次發掘后，傅斯年看到大有可為，即廣攬英才，擴大考古組規模，李濟、郭寶鈞、梁思永等先后進入該組。

    李濟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先后攻讀心理學和人類學，192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被傅斯年聘為考古組主任，長期負責安陽殷墟考古工作，在殷墟成長為世界級大學者，有人尊其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郭寶鈞1922年畢業于北師大，與董作賓是私塾同學、莫逆之交。他協助董作賓進行殷墟第一次發掘后，愛上了這一行，曾在殷墟率先采用大面積翻的方法，研究遺址層位關系和平面分布情況。他后來成就粲然，成為著名考古學家。

    梁思永是梁啟超次子、梁思成之弟，畢業于哈佛大學考古學專業，是史語所第一位受過西方考古專業培訓的大將。在殷墟西北岡發掘中，考定了仰韶、龍山和商文化的相對年代關系。

    除這幾位外，史語所考古組還招收了一些青年才俊，他們大多是在校或剛畢業的大學生，最終也都成長為杰出的學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璋如、尹達、胡厚宣等“殷墟考古十兄弟”。

    從1928年到1937年，李濟、董作賓、郭寶鈞、梁思永分別主持了15次發掘，發掘內容從單純的挖甲骨，發展到對其他器物及殷商都城遺址的科學發掘，收獲十分豐富，基本上弄清楚了殷墟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結構，為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

    第二次發掘時，李濟與董作賓曾有一個“君子協定”：發掘所得甲骨文，由董作賓研究；其他所有器物，由李濟研究。15次發掘共獲2萬多片有字甲骨，其中不乏“大龜四版”、“大龜七版”等珍品。這些通過科學發掘所得的甲骨，有明確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并絕對排除了偽片。借助這些珍貴的資料，董作賓寫出《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殷歷譜》等名作，成長為一代甲骨學宗師。


來源：大河網     時間：2012-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