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車，我們中原一帶的人，有時又稱其為“轱轆頭車”，還有的叫“牛車”，是我國特別是中原地區(qū)古代最重要的運載工具。它的得名，主要因其滾動起來十分平穩(wěn)。

　　太平車多由耐腐、耐震、而碰撞的椿木、槐木等硬質木料打制而成；車底、內幫很厚；兩邊各有兩個木輪子，每個輪子都由一段段弓厚“鐵瓦”圍鑲著輪邊，“鐵瓦”又由若干大鉚鐵釘深深砸進車輪內圈，十分堅牢。稍有一點年紀的人，對其肯定不會陌生。

　　很多現代人的記憶中，至今還保留著關于太平車的古老印象，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它曾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還會記得，過去年間的鄉(xiāng)間土路上，經常會留下的那兩道深深的太平車轍跡。

　　而下面這則發(fā)生于一千多年之前故事，只要是中國人，更是沒有多少不熟悉的——

　　話說這日，赤日火炎，猶如火燒，當真是酷暑難當。一行十數人（其中十一名軍健皆挑沉重輟重），揮汗如雨，卻繞開官道，沿崎嶇蜿蜒的山路走來。

　　恰在此時，只見一名壯漢，滿滿挑著兩桶佳釀，走近前來。

　　眾人大喜，齊上前來，爭欲買酒。卻聽楊志喝罵道：“你這村鳥，只顧吃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漢藥麻翻了！”

　　爭奈此時，七個拉車賣棗之行道客人，卻毫無顧忌，從車上舀了那酒便飲。

　　軍健們見狀，更加吵鬧不休。楊志無奈，只得任其而行，也自吃了一半口。

　　那七個拉車販棗子的客人，指著喝酒眾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一十五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廝覷，都軟倒在地……

　　這一段，就是我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水滸傳》最著名的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綱”。

　　但你可知道，傳說，喬妝為販棗客人的“托塔天王”晁蓋等七人所拉之貨車，就制作于現今我市平輿縣。

　　雖為傳說，卻也不能全當作笑談。因為言其制于平輿，是很有道理的：其一，自宋代以來，平輿一直是全國各種傳統車輛制作和銷售中心；其二，上述故事發(fā)生地汴京，即為今日之開封，距平輿距離不遠；其三，古代拉貨一般用的都是太平車。有此三者，則故事中晁蓋等人拉棗所用貨車，為平輿所制太平車，可能性當很高矣！

　　（二）

　　平輿，自古以來，就與車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讓我們先看看“輿”字是怎么回事吧：這是古人所造的一個典型的象形字，它是一個從正面看的車輛，它的上半部是車廂，兩個車輪演化為“輿”字下面的兩點——“輿”字，其實就是根據實際生活“車”形而造出來的。

　　再來看看我們平日常脫口而出卻從來沒有細想過的“平輿”二字是什么意思：“平”指平坦的土地和道路，“平輿”則意為“在平地上行駛的車輛”。于此可見，在先人開始造字的時代，平輿就因車輛而得名了。

　　確實，在遠古時代，平輿就是中國古代車輛的發(fā)源地。據漢代著名學者許慎考證，汝南郡平輿城中摯亭，即殷商以前黃帝之子昊摯的四世孫奚仲所創(chuàng)摯國之故里。

　　平輿地處中原，位于洪汝河中游，氣候溫和，自古就交通便利，文化發(fā)達。相傳，奚仲來到此地后，得天獨厚的地理優(yōu)勢，同時繼承祖上制車的嫻熟工藝，加上本人的聰明智慧，發(fā)明了一種有頂蓋、供貴族享用的車輛——輿，故后世尊其為造車業(yè)之鼻祖。

　　又據《史記.夏本紀》載，大禹治水，踐行九州，“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所乘就是平輿出產的簡單馬車。

　　由于奚仲為治水作出了重大貢獻。《路史后紀》記載，禹成為部落首領后，遂舉其為“車正”，主管天下造車之事。

　　平坦的地勢，車輛的發(fā)明——推測起來，“平輿”之地名，應當就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

　　也是從這個時期起，平輿就成為我國古代社會的車輛制作中心。這一點，在古代的史籍中也得到了明確的證明，如《周禮.考工記》云：“輿人為車”，就明確指明，當時車輛是“輿人”制作的。

　　從奚仲在封地“摯”發(fā)明車輛，至宋時，經過兩千多年的時間，“摯”地，即今之平輿縣的制車技藝不斷改進，進化為有固定模式的太平車，并一直沿用至近代，伴隨著全國尤其是中原一帶的人民，度過了一千多年的歲月。

　　也是至宋代，從我國古代的車輛制作技術成熟之日起，平輿就開始正式成為全國車輛制作和銷售的中心，在以后漫長的歲月里，一直引領全國的潮流。以此原因，才有“智取生辰綱”中所用車輛為平輿所制之演繹野史，由此也可見平輿制車業(yè)在古人心目中之地位。

　　（三）

　　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平輿一直是我國車輛制作和銷售中心，足以令每一個天中兒女為之自豪。

　　可是，如果你更深地了解和理解了車輛在古代社會的地位與作用，這種自豪感，恐怕還會增加很多倍——從一定程度上說，全國的車輛制作和銷售中心的地位，正是平輿當時成為全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某種象征。

　　為什么這樣說呢？首先，在古代，車輛，是衡量一個國家強弱、一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的最重要標志。

　　對古代史有些了解的人，都會經常看到這方面的詞語，如“千乘之國”、“萬乘之君”，用來說明這個國家的強大程度，以及一個擁有強大的國家的國君。也即是說，一個國家，只要擁有足夠的馬匹和車輛——“乘”，也就擁有了足以傲世而立的強大實力；一個國君，只要擁有足夠多的“乘”，也就能夠成為受人尊重的國君。

　　為什么會形成這種狀況呢？這要歸結于當時社會不發(fā)達的生產力。

　　至春秋戰(zhàn)國，奚仲發(fā)明的車輛，很多地方雖沿用了從前的東西，但是也在不少地方作了改進，如直轅變曲轅，直衡改曲衡，輻數也增多了，同時輿上還安裝上了車蓋；駕車的馬匹，也由商代的二匹，增加到三匹、四匹，甚至六匹——這樣的車輛，不僅人乘坐時更加舒適、方便，尤其是增加了其結實度和車力，車輛在各種環(huán)境中的適應能力更強了。

　　其時，為爭奪地盤和霸權，各諸侯國間，相互征戰(zhàn)不休。制作技藝已經比較成熟的“輿”，便適應了戰(zhàn)爭之需，被改制成速度更快的戰(zhàn)車，最大的戰(zhàn)車能同時乘坐四人，輕便的僅容二人。

　　在各種古代戰(zhàn)爭的電視劇或者電影中，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場面：敵對雙方，各乘戰(zhàn)車相互沖殺，這是當時戰(zhàn)爭時用戰(zhàn)車作為利器的真實寫照。當時各國的軍隊，主力就是戰(zhàn)車兵；軍事編制，也是以戰(zhàn)車為主；攻防的主要手段，主要還是戰(zhàn)車。所以，以“輿”之多寡，衡量一個國家之強弱，也就勢在自然，“千乘之國”、“萬乘之君”的說法流傳坊間，亦毫無意外矣！

當時，車輛還是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標志。由于“輿”是社會生產力的標準，同時僅供部分貴族享用，所以每個諸侯國，都對不同的人能否乘車、乘什么樣的車，作了嚴格規(guī)定。例如，當時的禮法規(guī)定“天子六乘”，即周天子的乘車標準是“六乘”：一輛車上可以同時用六匹馬。而各諸侯的“乘”數，相應遞減，各種不同職位的大夫們，“乘”之標準，亦隨地位各不相同。

　　這種對車輛乘坐標準禮法的規(guī)定，到了漢時，更加嚴格，各種乘車禮儀更加繁雜，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如 “乘車之容”、“立車之容”等眾多條規(guī)，要求乘車者必須時刻保持君子風度。從一個側面，這再次證明了乘車者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

　　（四）

　　從車輛的變化史，我們不僅可以窺見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狀況，更可見到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態(tài)、社會的發(fā)展變遷。

　　漢時，雖馬車與戰(zhàn)國以及秦朝相比并無重大變化，但卻沒有了頻繁的戰(zhàn)爭，社會環(huán)境穩(wěn)定下來。特別是漢代以后，士族階層興盛起來，“乘”之繁文縟節(jié)，使他們不能隨心所欲行事，實在不堪忍受，于是便把喜好逐漸轉向牛車——這樣，即可享受乘車之方便與舒適，又不需再為各種禮儀所拘。

　　及至南北朝，牛車更加盛行，據《魏書.禮志四》記載，北魏皇帝出行，乘坐的大樓輦，要“駕牛十二”，可見北朝使用牛車之盛。南朝比之北朝，亦毫不遜色。

　　由于士族大姓們皆貪求舒適，醉心享受，各種高級牛車便迅速發(fā)展起來，車輛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車速更快，車輿敞露，漢代那種為嚴格禮法所拘的軺車逐漸絕跡了。

　　牛車之盛，此時完全蓋住了馬車的風頭。《顏氏家訓.涉務第十一》說，當時效野之內，滿朝士大夫“無乘馬者”，有的士大夫，從來就沒有見過馬。風習發(fā)展到極致處，甚至誰要是騎馬或乘馬車，還會被別人彈劾。這種狀況，直至隋唐五代，也鮮有變化。

　　自兩宋始，統治者貪圖享受之風更加盛行，只求安穩(wěn)不求快速。因害怕乘車顛簸，連乘車也不愿意了，改乘坐著更加舒適的轎子。

　　由于兩宋對制車業(yè)不重視，我國古代的制車術，在北宋達到頂峰后，便長期停滯下來，再也沒有得到大的發(fā)展。直至近代，也沒有得到大的改觀。

　　（五）

　　但是在民間，車輛卻沒有就此絕跡，而是在此后一千多年的歲月里，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其中太平車的出現，不僅標志著我國古代制車工藝趨向成熟，太平車本身也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農業(yè)生產、生活工具之一。

　　地主官吏士大夫，乘車貪圖的是享受。而平民百姓，要的卻是實用。敦煌壁畫中一些唐代的“農作圖”上，即繪有民間所用牛車，多是無棚的“柴車”，被人們用來拉運糧食等，表明在很早的時候，民間就把牛車當作重要生產工具了。

　　南宋時，因偏安江左，馬匹奇缺，駕車更以牛為主，間或有騾、驢于其中，但無論用什么牲畜拉，車輛扮演的都是主角。

　　自宋代以后制車業(yè)，主要是以制造載貨的運輸車為主的太平車。太平車略呈長方體，長約兩米，寬約一米四五。兩邊的車幫是雙的，縱底木之間卡著車輪的鐵質黃軸，不影響車輪在雙幫間的轉動。整個車體的重量有三百多公斤重之多，且相對的四個車輪跨度較大，車身離地面又較低，故而車體堅固，行路時也十分平穩(wěn)。

　　宋代留下的很多繪畫中，就有不少這種太平車的形象。僅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描繪了十余種不同式樣的車，其中幾輛用四匹或兩匹健騾拉的大車即是太平車，其形制與文獻之記載完全相符。

　　在大畫家張擇端的如神之筆下，我們可以看到，太平車的行走方式，與以前的車不同，成為由人駕轅、牲畜拉車，韁繩一端縛于騾頸的軛套、另一端縛于車軸的模式。很顯然，這種由人駕轅、騾拉車的系駕方法，車速是很慢的，可卻正適于但求負載多、不求行車快的農業(yè)生產運輸要求。

　　車輛在民間的重要性日顯，平輿之地位便也更加凸顯。

　　平整的土地，地理的優(yōu)勢，政治、經濟、文化的發(fā)達，以及歷史的沿襲，種種因素集結在一起，使平輿的制車業(yè)自宋達到高峰后，一直到民國，都是我國各種傳統車輛的主要制作地，這里太平車、木牛車、轅車、轎車等各種傳統車輛制作的專門作坊、工場比比皆是，星羅棋布，成為全國名副其實的制作和銷售中心。

　　平輿的各類作坊，每年制作太平車近千輛，其他各類車輛二千多輛，通過商貿手段，流通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為我國農業(yè)生產和交通事業(yè)的發(fā)展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

　　直至解放前，平輿的制車中心地位，仍舊沒有改變，當時這里還有大大小小數十間車坊，并產生了在制車業(yè)中影響很大的焦大廷、徐麻龍等的木匠作坊，唐連成、張國本等的鐵器作坊這些太平車制造業(yè)中的老字號。

　　造輛太平車，要用不少錢；而要配套車用牲畜，用錢更多。所以，直至近代社會，太平車在民間還是一種富裕的標志。由于車體較重，一般用來坐車走親戚或者運載較少東西時，要套兩頭牛來拉；拉較多較沉重東西時，則要套三四頭牛。而在那時，一般人家，僅養(yǎng)一頭牛或驢，有的甚至一頭牲畜也養(yǎng)不起。所以，窮人想用車，有的要借牲畜，有的甚至連車也要借。平時，為了防止車的風吹雨淋，有車人家一般都在離家較近的街邊上專門建一個車屋。“倆馬一頭牛，新車轱轆頭。”這既是當時富裕人家的寫照，也是貧窮人家的向往。所以，舊時說親，女方一般都向往車屋多的村子。

　　上千年的歲月，我們的先人，就這樣趕著太平車一路行來。人們可能會奇怪：在漫長的時間里，為何偏偏是平輿，成為全國制車業(yè)的中心，成為上千年我國古代社會運輸業(yè)、農業(yè)生產、人民生活中的主角？

　　縱觀中國車業(yè)發(fā)展的歷史，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其精湛的制車工藝。

　　太平車的制造過程，一般分為開工、合車、鑄造鐵件、鑲嵌鐵器、刷油打泥，另外還有銷售使用和維修等內容。其獨特的制作技藝，一是獨特選材與備料，包括木材挑選、水殺、備料、熏炕等項目，主要是為了選好用材以及對所選材進行強化處理；二是榫頭施蠟法（火炙施蠟工藝），這是我國古代造車的獨特工藝，它解開了中國古代車輛堅固耐用的秘密，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無窮智慧。

　　近代，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和文化滲透，以及時代的進步，汽車、膠輪馬車的出現，平輿太平車的工場作坊不斷減少。到1955年，這種車輛已經不再生產，完全為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所取代。但是，太平車在漫長的古代社會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功績，人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而那“千騎萬乘出平輿”的輝煌，也成為讓所有天中人民最為驕傲的一頁歷史！

　　奚仲造車—談平說輿有淵源

　　《辭海》介紹：“奚仲，傳說中車的創(chuàng)造者。任姓，黃帝之后。夏代的車正。”車的發(fā)明對整個人類文明史的發(fā)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因此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尊奚仲為“造車鼻祖”。然而，車的發(fā)明和完善更是我國先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據考證，平輿在夏、商時為摯地，摯人因這里地勢平坦發(fā)明了太平車曰 “輿”，始自有了平輿的美名。但無論是奚仲造車還是摯人作輿，這種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問世的造車術則永遠成為中華文明曾領先世界的歷史見證。（詩云：平輿美名傳，摯人敢為先。開創(chuàng)自強路，再造新家園！）（原標題：千騎萬乘出平輿——太平車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