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孤明

    唐玄宗的一個女婿，叫“獨孤明”。現在姓“獨孤”的可能不多，至少沒有聽說過。唐代這個姓氏可能不少，如著名的文章大家、詩人獨孤及——他與李白同時代，兩人有文字之交，寫過《送李白之曹南序》。關于獨孤明的記載不多，只知道他是信成公主的男人。如果不是因為李白，可能今天誰也不太注意這樣一個人了。說到李白的時候往往要提到獨孤明，這個人對李白曾經很重要，當年提攜過他，與之有過一些交往。李白大半為了個人的發展才跟他往來。

    李白在失意的時候給獨孤明寫了一首《走筆贈獨孤駙馬》的詩，回憶他們的友誼和分別后的苦惱、淪落，以及仍然希望對方能夠助他一臂之力的心情。這里說的“獨孤明”，就是借其表面字意：一個人既要“孤獨（獨孤）”，還要“明”。“孤獨”是一個基礎條件，一旦失去了它，“明”也就失去了。現在好多人恰好相反，不是尋找那種狀態，而是極其恐懼孤獨、害怕寂寞。一般人有了專業成就還大不滿足，還要做一個聞人，并以此為榮，習慣和得意于這種生活。但是他失去了“獨孤”這個基礎和條件，也就喪失了強大的發現力和感受力，沒有了“明”。

    一個人只有生活在個人的、有所隔離的封閉空間里，才會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極其偏僻和深入的發現。既要“獨孤”又要“明”，講的就是清晰和洞徹，是距離的功用和能量——他不再是一個攪在一團世俗生活中的人，而是一個目擊者和思悟者。思悟和思考還有區別，悟是冥思玄思，是心的力量而不盡是腦的力量。世界太大太復雜，需要生活在其中的人花費大量的時間去辨析、思索，時刻保持強大的理性。擁有清澈的個人世界，同時還要擁有一個混沌的個人世界，這樣的人才會超越一般的智慧。

    這樣的人可以稱之為“獨孤明”。

    兩次進長安

    莊子有句話被很多人引用過：“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這句話很了不起。他贊揚這樣極端的人格與力量：整個的世界都在否定他，他卻不感到沮喪；整個的世界都在贊譽他，他也不會更進一步去做這些事。像這樣的境界誰能抵達？大概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包括莊子自己大概都很難吧。但是作為一個理想至境，作為一個很高的目標，卻實在不可以不想，起碼要向往才好。

    而李白這一生，他的“勸”和“沮”總是十分明顯的。有人說李白一輩子到過一次京城，也有人說兩次，郭沫若先生在《李白與杜甫》這本書中做了考證，認為是兩次，這大概是切中事實的。李白第一個老婆是前宰相的孫女，她有很多人脈關系，所以李白才能夠在三十歲以前到過長安。這次到長安對他的一生非常重要。因為李白三十歲左右已經對自己的才華十分自負和自信，不再能忍受平凡的生活淹沒自己。他寫過一篇《大鵬遇希有鳥賦》，其中就充分表達了這種心情。他將自己比喻為“大鵬”。

    這個賦寫他在山里遇到一個道士，這人叫司馬承禎，年齡比他大得多，談吐不凡。道士說李白是個少見的青年人，俊朗，清爽，有一股仙氣——后來許多人談到李白的時候，比如身在朝廷的大詩人賀知章，都說他身上有仙氣。李白的個子并不高大，曾有人估計大約在一米七之內；但為人很豪放，稍微有點狂妄，爽朗、痛快、利落，持劍而行，游歷四海。這樣一個人是可愛的，有很強的“觀賞性”，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他是個富家子弟，穿著不俗，見識過人。道士當時和他交談得很愉快，對他大加贊賞，是可想而知的。

    李白把他們的這次相遇寫成一篇賦，賦中說這個道士很了不起，是一種很稀有的“怪鳥”，而他自己就是那個“大鵬”——這里對自己有極高的期許和肯定，而第一次進長安，就是一次“京漂”，是第一次展翅高翔的嘗試。

    李白這次到長安結識了許多人，其中就有唐玄宗的女婿張垍，還有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這兩個人對改變他的命運當然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李白在京城還盡可能多地結識了一些名流，這些人對他第二次進京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當時張垍讓李白住到修道的終南山里，說玉真公主有個別墅建在那里，在那里等候公主是最適宜的。結果李白住在那個空曠的房子里等待皇帝的妹妹，最后不過是一場空等。好在快要離開長安的時候，玉真公主終于跟他見面了。所以可以說，沒有第一次長安之行就沒有第二次，而這兩次長安之行又成為支撐他一生的精神慰藉，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

    李白第二次到長安已經四十多歲了，當時一得到詔宣興奮之極，寫了那首著名的七言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一般人都認為這是由一個叫吳筠的道士將他推薦給皇帝，可能同時還有其他人的舉薦，比如玉真公主的美言。當年的唐玄宗特別喜歡求仙事業，少有例外的是，當一個皇帝取得政權并最后鞏固的時候，就要想長生不老的事情了，這和秦始皇是一樣的。這種事業與打天下不同，倚重的不是文臣武將，而是方士和道士。吳筠在當時是很有名的一個道人，唐玄宗把他弄到長安切磋修道，吳筠就趁機向唐玄宗提到了李白。

    皇帝宣詔李白進京作了供奉翰林，這是詩人一輩子最高的榮譽、最輝煌的人生經歷了。他后來的詩中時常提到這段榮耀，表達了無限的懷念和渴望。這成為李白一生中最華麗的樂章。

    李白的功名心，圍繞這些的全部行為，既有文化心理因素也有其他。他的言與行成為歷史，已經不可變更，后人可以說他媚俗和庸俗，難脫戰國以來游說之士的窠臼；但即便如此也處處顯露出某種詩人的單純氣——這應該是天生的性格因素在起作用，如過分地情緒化和外露，這在處處講究中庸的中國文化里將格外刺目。

    不可忍受

    盡管如此，今天的許多人還是會原諒李白。設身處地想一下，一個詩人有了這樣的一些經歷，招入朝廷接近唐玄宗，做翰林待詔，自然會引以為榮。人們會以這樣的人之常情來設定和原諒古人。但是如果結合李白一生跟達官貴人的過往，因巴結攀附留下的大量文字來看，又會覺得不可忍受。比如作為后來人的大詩人陸游看了這一類文字，就心生厭惡，說李白這種人活該要一輩子落魄：“一生砍壈。”

    “砍壈”即困頓不得志。如果通讀了李白的詩文，有人會覺得陸游這種激烈的言辭算是苛責，也可能有人認為并不過分。陸游言外之意是說李白的下賤，說像李白這樣不能自尊自貴的人，一生就應該充滿折磨，落得這種命運也算活該，并不為過。

    其實李白的性格因素中比較一般人更是充滿了矛盾。他在結構作品抒寫情懷的時候，感性世界是那么豐富，判斷事物是那樣縝密和深刻，一絲一毫都不會偏差，處處表現出超人的能力。我們知道寫作過程中既需要充沛的感性，又需要理性的強大把握力，小到每個字詞的調度、段落的起承轉合，大到通篇思想與邏輯層次，都要憑借超絕的把握力和判斷力。李白在這方面具有卓越的才能，但在另一方面，在人事機心、世俗物利的處理上，在與權勢交往、自尊和隱忍等等復雜關系方面，又表現出相當的混亂和昏聵。他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體。

    當他得志之時，曾在宮廷上有過十分傳奇的表演。盡管諸多事跡已不可考，只在民間傳流很廣——皇帝讓他寫一個詔書，李白即趁機逞能顯傲，讓皇帝的寵妃楊貴妃研墨，讓權勢顯赫的高力士脫靴……這十有八九是民間演義，而不會是真實的細節，但肯定也不盡是空穴來風。在人們對他的行為邏輯推理中，他就應該如此玩弄皇帝身邊的權貴，出一口惡氣；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驕縱姿態也是軟弱無力的表現。如此相伴的另一個記載，說唐玄宗看了其言行表演，私下里跟高力士說李白，謂之“此人固窮相”。

    再看李白詩詞之外最著名的文字：《與韓荊州書》。李白才華飛揚，狂傲不羈，不愿或不能通過科舉道路去當官，他覺得那樣太麻煩；還有一個假設，就是當年的李白很難通過科舉審查這一關，因為他的出身有問題。但無論怎么說，一級一級地考取，這極為刻板的程序很不適合一個拔地而起的天才。他想的是一步登天，比如讓一個有足夠影響力的人物直接推薦給皇帝。對此他非常自信。所以他就給當時一個極有權勢的“韓荊州”寫了一封自薦信：自己多么有才華，多么了不起，而“韓荊州”又多么偉大。他對這個權貴人物的頌揚達到了聳人聽聞的地步，用語是極為夸張和肉麻的。作為歷史名文，后來的《古文觀止》等重要選本都收入了。

    人在利益面前竟可以如此，似乎更讓人難以忍受。

    這只是從旁觀者的超脫立場而論的，如果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無論李白多么不堪，人們或許還要對他網開三面，允許其“胡鬧”。我們不可能再有第二個李白——一個國家有沒有李白將是大不一樣的。當然這也是意氣情懷，從理智上來講一切又當別論。這里不能不更多地談到唐代風習，考慮當時濃烈的“干謁”傳統。這是一直從戰國時期承續下來的，到了宋代才變得式微——宋代人對汲汲于做官、到處跑官要官感到極大的恥辱，正像錢穆先生總結的，那時的讀書人“以清淡自甘，以騖于仕進為恥，更何論于干謁之與請乞矣。”

    關于李白和杜甫，更有韓愈等杰出人物留下的一些“干謁”文字，許多人會為他們感到惋惜。其實遠早于他們的時代，那些“毛遂”們就已經很多了，紛紛“自薦”成為盛大風氣，而且有著堂皇的理由：生逢盛世，敢不為君所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最有名的句子，集中說出了這樣做的志向和理由。這樣的情形以戰國時期為最盛，到了唐代這樣的“盛世”，也就延續下來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我們注意的往往是極有名的歷史人物，其實比他們名聲小一些的人即便做得更甚，卻沒有多少人援引。如唐人符載《上襄陽楚大夫書》中寫道：“天下有特達之道，可施于人者二焉。大者以位舉德，其有自泥涂布褐，一奮而登于青冥金紫者。次者以財拯困，其有自糲飯蓬戶，一變而致于膚粱廣廈者。”可見當時是頗有人寄托這“特達之道”的，夢想著“一奮而登于青冥金紫者”。這種“一奮”者從古至今總未絕跡，而且有古例可傍，所以此類風氣只能愈演愈烈，鬧成“跑官要官”的現代版，成為數字網絡時代的另一道風景。（原標題：【也說李白與杜甫】原諒還是不原諒李白？）作者：張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