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在仕途和生活上都不得志的人,李賀雖然有時也會在其作品中對人生無常發出悲嘆,流露出消極頹廢的情緒,但更多的時候是反映他對生活的熱愛,對統治集團昏庸腐朽、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不滿以及對人民疾苦的關切,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千多年后,近代文學大師魯迅對李賀的不幸給予同情,年輕時喜歡讀他的詩。同為詩人的毛澤東對李賀的詩更是情有獨鐘。據有人算過,李賀流傳于世的詩242首(也有說233首),經毛澤東圈點的就有83首,圈點多的達四五次。許多不同版本的李賀詩集,也幾乎被這位新中國的主要奠基人圈劃過。上世紀五十年代,每次提到中國歷史上年輕有為的人才時,毛澤東總會說到李賀,稱他是“英俊天才”,“多才而短命”。1958年中共南寧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突然話鋒一轉,談起了文學創作。他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賀、李商隱,搞點幻想。”可見他對李賀詩中所反映的浪漫主義精神是肯定的。他還稱贊李賀不迷信,敢于對秦皇漢武直呼其名。如《苦晝短》中最后的兩句:“劉徹藏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
1965年,毛澤東在給陳毅的信中寫道:“李賀有很少幾首五言詩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寫。李賀詩很值得一讀,不知你有興趣否?”針對有人批評李賀的詩晦澀,不好懂。毛澤東說,“有些還是容易懂”。他還在自己的詩作和文章中引用李賀的名句,如《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雞天下白”,脫胎自李賀《致酒行》的“雄雞一聲天下白”。《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則從李賀的《金銅仙人辭漢歌》中直接拿過來。《七律二首·送瘟神》所描繪的一些意境,也明顯受李賀《夢天》的影響。筆者想,如果李賀在天之靈有知,當他看到現代偉人是如此地欣賞他的詩,又是那樣客觀地為他的一些不足或奇異之處辯析,諒必也會感到極大的驚喜與榮幸。
讀李賀,我至今不明白,為什么“避諱”的某些規矩明明是不對的,韓愈又為之寫了很有說服力的《諱辯》,為什么李賀“竟不就試”?難道年輕而又絕等聰明的他,其思想反而比韓愈保守?否則,又該如何解釋?
李賀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