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民歌是勞動人民的歌，勞動人民在封建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是被人看不起的，他們的歌也就遭受到同樣的命運。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屢遭帝令禁唱。有關它的歷史很少有文字記載。從出土文物考察，有關古代樂器的較多，而歌唱活動的較少。青海大通縣出土的那個有歌舞圖像的陶盆實在非常寶貴，它顯示的是六千年前母系社會的圖騰崇拜歌舞活動。在原始時期歌與舞是結合在一起的。直至今天在許多少數民族地區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傳統。古代有文字記載的《淮南子》這本書上，曾提到古人抬木頭時唱著勞動號子，可見早期民歌與勞動緊密相連。從兄弟民族來看，如陰山巖畫上的歌舞圖像、瑤族的《盤王歌》、苗族的《古歌》、滿族的《薩滿調》等，又可看出原始民歌與巫等原始宗教活動有關。

    有關古代的民歌，實際音響已不可能再現，只有它的歌詞，從古代文學著作中可見到一些。至于曲譜是沒有的，因為民歌一直是口頭傳唱，就是有了記譜法以后，勞動人民也不用它。宜到19世紀末才有民俗學家用工尺譜記錄幾首民歌。全面、有計劃的搜集、整理、記錄、出版民歌只有在新中國才成為現實。從歷史上看民歌歷來有許多不同的稱謂，如小曲、俚曲、小令、俗曲、時詞以及明、清時代常以山歌泛指各種民歌。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民歌詞集，它匯集了從西周到春秋中葉（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6世紀）五百年間流行于北方黃河流域的十五個諸侯國的民歌，它的鮮明特點是運用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階級矛盾以及勞動人民多方面的生活。在形式與語言的整齊劃一上，不難看出這是經過選擇、加工整理過的。到了公元前四世紀出現了另一部長江流域的民歌集《楚辭》，這是一部在長江中游古代巫歌的基礎上經過偉大詩人屈原整理加工的歌詞集。它的突出特點是充滿了古代的神話、傳說，富于想象，它開始運用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并且把《詩經》的四言體民歌發展成一種句式自由，韻腳多變的“騷”體歌，而且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到了漢魂六朝時期（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的民歌，大部分保存在樂府里，漢《樂府》民歌實際是淮河流域、長江下游、黃河中下游各地民歌的匯合。這時已經有了故事歌，如《孔雀東南飛》、《本蘭從軍》等故事歌，其內容大多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疾苦，以及封建禮教下的家庭悲劇。這樣的故事從公元初流傳至今，幾乎家喻戶曉。不但有民歌形式演唱，而且成為戲曲的著名劇目，可見其影響之深。樂府民歌的突出特點是不僅文字部分經過整理，而且在音樂方面得到當時漢代著名音樂家李延年的加工，配上絲竹樂器伴奏，稱之為相和歌。

    從《詩經》民歌到漢樂府民歌，可以說是中國民歌的古代早期，其內容之豐富，表現力之強烈，已相當完美，可以想象到在此之前，民歌還有一個相當長的原始時代。在原始時代音樂文化無專業可言，到奴隸社會，奴隸主有了專為他們享樂的樂奴，才開始有了分化。真正劃分為專業音樂與民間音樂兩個范疇還是到了封建社會，有了專為帝王、貴族的祭祀、儀禮、宴會、娛樂等演奏、演唱的人員，尤其是有了記譜法與專業作曲人員，才逐漸形成了明顯的文野界限。在我國從漢代逐浙有了專業與民間音樂之分，漢代以后，也就很少再有由官方組織編纂的民歌集了。早期民歌的音調是否今天仍然存在很難確認，但是如今流傳在湖北秭歸縣紀念屈原的劃龍船歌（包括《起槳》、《游江》、《競渡》）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古老船歌（包括《搖櫓號》、《拉纖號》等）的音調恐怕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吧！也許就是千古遺音。

    從漢代到隋、唐當中有一個南北朝時期（公元420年——589年），在歷史上這是我國各民族大融合時期，民歌明顯的分為南朝民歌（南方民歌）與北朝民歌（北方民歌）兩大部分。這一時期民歌的顯著特點是多民族音樂文化的交流、融合。不論北方民歌的粗獷、豪放；還是南方民歌的清新、活潑，都不是單一民族風格色彩。這種南北民歌的不同風格，在今天現存的南北民歌中仍然能分辨出其深遠的影響。

    唐代（公元615——967），宋代（公元960——1279）是中國封建時代文化興盛時期，尤其是盛唐時期，邊疆民族的歌舞藝術大量傳入中原，對于中原的音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顯然內外文化交流對音樂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唐代的專業音樂有了很高的成就。唐、宋以宋民間音樂中的說唱與戲曲逐浙形成。有關唐代的民歌，我們從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囀》之類。另從當時流傳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興起于長江中上游巴渝一帶的一種自由吟唱抒情山歌，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白居易都吸收過這種民歌因素，寫過一些文人創作的《竹枝歌》。直至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東部的田歌中還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結構痕跡。宋代的“曲詞”很盛行，當時這是一種來自民間的新型演唱形式。元代（公元1221——1368）以“小令”聞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種，現今西北地區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元代的小令流傳后世的很少，元代統治者對民間帶有不滿與諷刺時事為內容的民歌，視如洪水猛獸，嚴禁傳唱。

    明代（公元1368——1684），清代（公元1641——1911）是封建社會的末期，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開始萌芽，中、小城鎮市民階層興起，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銳，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人民思想異�；钴S，民歌特別興盛，其數量之多，人民性之強烈都是前所未有的。這時已有半職業藝人演唱民歌小曲。到清代晚年（1848年以后）中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反封建，反抗外來侵略為主題成了近代民歌的時代特點。這個時期出現了不少文學家搜集編輯的民歌歌詞集，如黃遵憲的《客家山歌》、馮夢龍的《吳歌》、李調元的《粵謳》以及華廣生的《白雪遺音》等。由于個人的偏愛，這些民歌集在品種上大都偏重于民間抒情民歌。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間傳唱。更值得提出的是清代著名民間文學家浦松齡的《聊齋俚曲》，選用了明末清初民間流行的五十幾種民歌曲牌。其中有一些一直為民間藝人傳唱至今，使我們能夠聽到三、四百年之久的民歌曲調，甚為珍貴。

    20世紀以來，經歷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民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歌達到了高潮。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隨著廣大農、牧民的覺醒，民歌得到了振興。這個時期民歌的顯著標志是，大量的內地新民歌向東部沿海地區傳播，部分邊疆兄弟民族的民歌也向中原地區傳播，反映人民革命和團結一致抵抗外來侵略題材的新民歌，空前繁榮。此外，如爭取婚姻自由、勇女平等、反對煙毒的民歌也為數不少。五四前后，李家瑞編《北平俗曲集》問世，已經有了民歌的曲譜記錄。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以后在延安興起的向民間音樂學習的運動起到了劃時代的意義，揭開了現代音樂史新的一頁。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勞動人民才真正得到尊重，中國民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反映人民新生活的民歌如春筍般的大量涌現出來，不但題材新穎，而旦音樂格調更加活發、熱烈、開朗、明快，充滿了向上的激情合樂觀主義精神，由于各個民族以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有不少民族甚至尚無文字，民歌仍然是他們的主要藝術形式，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都保留著“詩、歌、舞”相結合的形式。相比之下，漢族由于戲曲、說唱的迅猛發展，民歌演唱活動不如兄弟民族活躍，沿海不如內陸地區傳唱的民歌多。這也是新的歷史時期民歌的一個顯著特征。（苗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