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大家談】

　　文化遺產的保護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尤其是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來，保護文化多樣性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識。文化遺產并非完全“客觀”，就如同英國學者哈里森在其所著《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一書的序言“遺產無處不在”所論述的那樣：“遺產最重要的不是關乎過去，而是我們與現在、未來的關系。”他認為“遺產不能僅僅理解為對存留至今的古物進行被動地保護，它還是一種將物、場所與實踐主動聚集起來的過程，其中，我們的選擇猶如一面鏡子，映照著我們在當代所持并希冀能帶進未來的某種價值體系。”同樣，我們可以明確地說，我們保護文化遺產是為了增強文化自信的需要。

　　我們保護和弘揚傳統文化的工作尤其艱巨。清末民初，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形勢下，許多人探索著不同的路徑，其中包括一些著名學者，都曾經希望全盤西化。中國的現代考古學就誕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發掘河南澠池仰韶村，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開始。這門在進化論的影響下產生于19世紀中葉的學科之所以能夠被中國學術界所接受，是因為新文化運動和古史辯派否定了中國傳統的古史體系，我們面臨著如何看待自身歷史的需求。在為慶祝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所舉辦特展《尋真——北京大學考古教學與科研成果展》的前言中，筆者寫出了自己對考古學科作用的認識——“為往圣繼絕學，為國家固根基”。

　　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我們積累了巨大的物質文化基因庫，這些豐富的資源不應該僅僅是我們書齋里研究的對象，它還應該在當代和未來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當你想了解這一寶庫的時候，卻會發現巨大的資源以學術的形式一絲不茍寫就，就像醫生寫的病歷一樣，讓普通人無從下手。一方面，我們每天都在面臨海量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們很難看到民國時期那樣的“大家小書”，其實，深入淺出從來都是一種難以達到的境界。最近，美國考古學家羅伯特·凱利的《第五次開始——600萬年的人類歷史如何預示我們的未來》受到好評。在書的具體寫作中，作者想“有意保持本書短小、愉悅，有時甚至是輕松”，他希望的是寫一本“大家真的會認真閱讀的書”，而不是“一本充斥了拖沓冗長、澀滯不便的大段引文的書”，雖然“這樣的書俯拾皆是”。每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社會責任，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重視文化遺產知識的普及，將其變為公民素質教育的一部分，我們也就不可能有效發揮物質文化基因庫的作用。

　　我們更缺少能夠將文化遺產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有效的社會轉化的人才。怎樣才能真正“讓文物活起來”，讓傳統文化的傳承形成良性循環，還面臨很多瓶頸。如何突破瓶頸尋求發展，這是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必須回答的問題。做好文化遺產知識的普及工作，也并不代表著資源就能夠被充分利用。就如同二十世紀荷蘭著名設計師瑞特維爾德認為的那樣：只有一件經典作品不足以改變現實狀況，只有在日常用品都帶有正確價值觀的情況下，人類的行為才有可能朝著他所盼望的方向發展。

　　為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在三年前發起了“源流運動”。“源流運動”的發起源于一場“如何把考古所得的知識體驗帶入日常生活、把古典美好與現代社會有機結合”的討論。“源”即面向古代，追本溯源；“流”即關注當今，面向未來。“源流運動”的定位是“考古·藝術·設計”，“考古”科學地提取原始信息，“藝術”加深我們的人文修養，“設計”影響今人的生活。“源流運動”希望通過這一跨領域平臺的建設，搭建一個連接古典美好與現代生活的橋梁。正如無印良品藝術總監原研哉所說：“也許未來就在面前，但當我們轉身，一樣會看見悠久的歷史為我們積累了雄厚的資源。只有能夠在這兩者之間從容地穿行，才能夠真正具有創造力。”平臺目前已有諸多線上線下實踐，并且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筆者常對學生說，源流運動要堅持做下去，現在的工作僅僅只是開了一個頭。日本在20世紀20年代從西方文化的沖擊中蘇醒，設計師們反思什么是“日本的”，并引發出一場以民眾生活為基礎、發展日本原創產品為目標的民藝運動，力求重新樹立日本文化的獨立性。民藝運動的發起人柳宗悅在1957年發表的《日本之眼》中說：“向國外學習是好的，但若是盲目崇拜和追隨，就沒有了文化的獨立……日本民藝館雖小，但能夠承擔如此使命，毫不猶豫地發揮著‘日本之眼’的作用，不再追隨西方，不為‘現代之眼’所迷惑。”

　　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我們必須面向未來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價值，使之發揮當代的意義。我們必須正視任務的艱巨性。事業的成敗關鍵在于人，我們目前還沒有培養出有規模的復合型人才隊伍，源頭的活水不足，也就不能奢望溪流能夠匯集成大江大河。

    （作者：杭侃，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