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春秋戰國的營建，至戰國中后期，軹城已富冠海內，成為天下名都之一。自秦昭襄王十六年（前２９１年）軹邑歸屬秦，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年）實行郡縣制置軹縣（屬三川郡），軹城一直是軍事重鎮。

    “到西漢初，軹城的城市經營又迎來了一個高潮期。由于朝廷的重視和扶持，軹地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公元前１８７年，呂后封漢惠帝之子劉朝為軹侯。并在軹國西北隅興建宮殿區，在涂溝水東岸設祖廟，即軹侯焚修香院。

    公元前１７９年，漢文帝封大將軍薄昭為軹侯。薄昭是漢文帝的舅舅，曾親自迎立文帝于代郡（文帝為代王），為文帝繼位立下了汗馬功勞。文帝封其為軹侯，足見軹地之重要。”曹國正先生說。

    自春秋戰國至西漢，諸侯王的權力較大，他們以“造城以守君，筑部以安民”為立國安邦之大計，在保留原有城池的基礎上大興宮殿、祖廟和墓地，封地民眾也陸續遷入城內，軹國逐漸繁榮起來。漢武帝中期，皇室逐步消減諸侯的權力，廢除諸侯國，軹國也被廢除。兩晉南北朝時期，先后封李壽、寇贊為軹侯，軹城經營得以延續，城市功能進一步完善。

    “軹國故城從東周開始修建，后來逐漸封王，到有漢一代，基本達到了它的巔峰，無論是版圖、城市的規模以及人口數量都達到頂峰。”濟源市博物館胡成芳書記說，“當時衡量諸侯國富有還是貧窮，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經濟，在軹國故城，商品經濟是非常發達的，博物館現存有從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的一批戰國時期的布幣。布幣是當時商品交易媒介，相當于現在的人民幣。這些布幣不僅有軹國生產的，也有來自當時全國各地的，有十幾種之多，這是因為，當時小國林立，各國生產各國的錢幣。作為商品交流的媒介物，這些布幣集中在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說明當時這里是商品交易的集中地。”

    但到隋開皇十六年（５９６年）時，軹城的命運發生了轉變。

    秦以前，對于四瀆之一的濟水，基本無定歸可言，換句話說，是一件不太嚴格的事情，適逢動亂之時，祭祀也就可有可無了。到了秦朝，專門修建了祭祀四瀆的祠廟。后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隋唐時期，祭祀濟水，成為一國之大事，是國家禮儀的重要內容，但凡國之大事，戰爭、政權更迭乃至皇室成員之生死，都要向濟水稟告。祭祀濟水的規格也空前提高，最終因祭祀活動的需要，在軹縣北部設濟源縣（原軹縣的北部劃入濟源縣，軹縣仍保留）。曾經的繁華都市漸漸“失寵”。到唐貞觀元年（６２７年），軹縣并入濟源縣。此后，由于行政區域的變化，軹城的地位明顯下降，逐漸淪為村鎮。雖然清代所置的軹城北門石額仍以“古軹國”稱之，但它只能印證軹城在戰國時期是一個都會之地。

    曹國正先生說：“軹城由盛至衰的原因大致有幾個方面：其一，自隋代開始，封建割據勢力逐漸消亡，大一統的中國已經確立，作為軍事重鎮的軹城，其作用也隨之降低。其二，戰爭也是軹城衰敗的因素之一。戰國至宋，在軹城一帶發生的戰爭不下十余次，每次戰亂，都會導致城池的破壞、人口的減少和經濟的衰退。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與濟水祭祀有很大關系。從隋開皇二年（５８２年）隋文帝頒詔在濟水源頭修建濟瀆廟到濟源縣設立，前后共計１４年。朝廷在距濟瀆廟不遠的地方建立城池，并設立濟源縣，其目的是十分明顯的，那就是一為祭祀方便，二為提升濟水之名。行政區劃的變遷是軹城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到軹國建城，不能不提軹國的軹道。軹道形成于春秋，因軹國或軹邑而名。

    應該說，晉文公是個非常有謀略的君王，從他開始取得陽樊時就顯出了其政治家、軍事家的眼光和謀略。因為軹國其時是中原地區通向山西高原的一條重要的官道。而晉文公能取得霸業，也在一定程度上靠了這條軹道的幫助。軹道是咽喉之道、窗口之道。戰國初期，因軹國原屬韓國，所以軹道也是韓國及中原各諸侯國與魏國（都城在今山西省夏縣西北，古稱安邑）交往的重要通道。《戰國策•趙策》蘇秦說趙王曰：“秦下軹道，則南陽動。”

    在古軹國境內，還有一處與軹道同等重要的關隘——軹關。戰國時置關，為豫、晉交通之要沖，屬“太行八陘”之第一陘，古有“關當軹道之險”之說。古代道路上設置關隘，一方面是為了軍事防御，控制交通，另一方面也是征收關稅的重要設施。秦漢時期，軹關就設有鹽官，專事鹽稅。在軍事上，軹關和軹道一樣，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所以身處軹道上的軹國，每每受戰火洗禮，經歷了太多太多的血雨腥風。也因此，這里發生了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夏代少康遷原、晉文公伐原示信、岳飛大戰金兵于河清口、李自成大戰玉陽山、太平軍李開芳和捻軍張宗禹在濟源同清兵血戰、聞名中外的封門口（軹關）抗日阻擊戰等。從現有的發掘來看，軹城的規制、布局也帶有明顯的戰爭考慮。古城的雄姿如今依稀可見。

    “中國古代城市的產生是以城墻為標志的，宮殿、官署都被圍在高墻之中，高而厚的城墻和深而寬的城池是保護王權的屏障。商周至戰國時期，城意味著國家，受封的諸侯國可以按爵位等級統治封地上的人民，并建造相應規模的城池。城市的宮殿、作坊、墓地、祖廟等也都有特定的區域。先秦古籍中記錄手工業技術的官書《考工記》載有都城制度——‘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對城市布局給出了嚴格的規定。古代都城一般都有內城和外郭，內城是官僚貴族階層和部分手工業者的聚集地，外郭是百姓居住區和墓地等。”對軹國故城有過深入研究和考察的濟源市文物局文物科曹國正科長說，“從已有的考古調查和文獻記載來看，軹國故城內城遺存主要包括：城墻、護城河、宮殿區、軹王焚修香院、制陶作坊和供水河道涂溝河（即現在的泥溝河）。它是很符合中國古代城的標準的。”

    曹國正先生介紹，軹國故城是在改建春秋戰國時期舊城基礎上興建的，大概于漢初營建成熟。故城平面呈不規整長方形，南北寬１９５６米、東西長２０８８米，總面積３００多萬平方米，四周城墻均有遺跡，其中東、南城墻地面保存較好。南城墻長１８００多米，殘寬６～１０米，高４～６米，由西向東３００米、５９８米、１５３６米處分別為三座城門；東城墻長１５６０米，殘寬７～１１米，高２～５米，由北向南３５２米、１３５２米處分別有兩座城門；北城墻和西城墻除地面保留小段外，大部分已被埋在地下。城墻為夯土所筑，有圓底夯和小平底夯，目前共發現７座城門和兩座水門遺址。涂溝河穿城而過，護城河位于城外五米，隨城而走，寬約５０～７０米、深１～２．５米。城內宮殿區位于西北隅，地勢較高。宮殿區左前方為漢代軹王焚修香院（即祖廟），此廟院北宋仁宗時舍為佛教大明禪院，元代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寺院住持總公、恩公歷時３０年復營禪院；制陶作坊遺址位于涂溝河東岸、大明寺南，其斷壁上暴露有陶窯和灰坑，內含草木灰堆積、紅燒土、筒板瓦塊滴水和空心磚塊，應是漢代的制陶作坊；涂溝河從故城西南部穿越城墻入城，折而向北，沿軹侯祖廟西側和宮殿區東側流過，穿北城墻入河。

    “軹國故城城墻采用插桿和夾板夯筑而成。”曹國正先生說，“城墻的結構一般由三部分組成：
　　
    主城墻和內、外護城坡。城墻夯層厚薄不均，上部夯層厚６～８厘米，下部夯層厚１０～１２厘米。夯層堅實，夯窩排列較密，有疊壓現象，部分夯層之間有鋪平痕跡，估計是避免泥土沾在夯具上而為。另外，城墻東南角還發現了小平底夯窩，直徑９厘米，夯層厚１０厘米。城墻夯土中均發現有鵝卵石、筒板、板瓦及豆、罐等殘片。城墻整體上頗具商周遺風，應始建于春秋戰國，漢代有大規模營建，以后又有修補。”軹國故城在戰國和漢代曾兩次作為都城進行經營，但布局同許多大都城有所不同。一般大都城都有宮城（內城）和郭城（外城），而軹國故城有宮城而無郭城。專家由此推斷，軹國故城作為都城的時間不是太長。

    根據出土文物，故城內城在漢初以前主要居住者應是貴族、官吏、地主、軍隊等消費階層和少量工商業者。外城東、西、北三面是手工作坊和百姓居住區。城南金山（南嶺）是墓葬區，這里地勢較高，隔黃河與邙山相望，符合古代風水學。從考古發掘資料看，這里的墓室多為空心磚砌成，具有漢代墓葬的主要特征。從墓室結構看，漢代的磚石結構建筑在力學、材料、施工技術等方面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珍貴文物，反映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如１９５９年出土的陶風車，把我國使用風車的歷史由宋代推到了漢代，提前了１０００余年。桃都樹、百花燈、“軹”字罐和雜技俑等珍貴文物，是研究漢代民眾生活、喪葬、禮儀的實物資料，同時也印證了軹國曾經的輝煌。

    曹國正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城市，選址很看重周邊地理環境和交通等自然條件。一般而言，要以經濟發達、交通便利為主要條件，同時在軍事上也是戰略地位優越的地方。而在平原上建城，大多數采用方正對稱的平面布局，城內設十字交叉的道路；在山地丘陵區建城池，以軍事、交通和水源為主要著眼點，隨地形布置，隨河流伸展，河道作為物資供應的運輸線和生活用水的來源，是城市布局的主要根據。軹國故城雖然最初是因戰事而建，但在選址上符合古代都城建設的一般要求。城池地勢較高，以利于排澇。城市具有豐富的水源，便于生活。一條季節性河流涂溝河從西城墻南部進入，貫穿宮殿區、祭祀區和居民生活區，從東城墻流出，折而向北流，與自然河流融會。就軍事防御而言，西、南面有山地丘陵，有險可守，利于城市設防。在交通便利方面，軹道自軹邑始，經軹關，越蒲津渡，可直達長安城，方便來往長安，從而帶動了這一地區的繁榮。這些優越條件，對王公貴族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三面環山，便于射獵和游樂；豐富的水源，易于開辟苑圃；城南丘陵地帶，又是墓葬堪輿之地。

    軹國故城戰略地位曾很顯著。軹國發展到鼎盛時，國土到底有多大、人口到底有多少、實力到底有多強，現在的人們很難去量化。

    人們只有借助記載間接地了解它曾經的規模。軹國故城原有一通碑碣，碑銘上記載：“古軹國，東接覃懷，西連晉地，南拱南山，背靠濟水。以山為屏，以河為帶，誠天造地設之區也。”從這個記載專家推斷，其時的軹國南北距離，應是從黃河北岸的南山到濟水的發源地——現濟源城內的濟瀆廟，至少在３０公里以上。而東西距離，約８０公里。東邊的覃懷，在現在的武陟縣西南一帶。西邊的晉地，在山西境內，很可能遠遠超過了現在濟源市的東西距離。在其時，衛護如此廣博的國土面積，是需要實力的。從現在的發掘和文獻記載看，軹國顯然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古代城市規劃都非常注重軍事設防。‘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是都城營建原則。城市設防規劃主要包括占據有利地形、采取技術措施、重重設障等，盡量增加防御深度。同時，還要進行關隘、關塞、邊城的修筑，加強整體防御體系。從這個層面上說，軹國故城的防御體系是相當完備的。”站在尚存的軹城城墻上，曹國正如是說。已進行的考古發掘和歷史典籍的記載也證明了軹國故城的初始營建理念是以軍事為第一要務。其內城防御體系主要包括城墻、護城坡、護城河、城內�蛲�臺和城門。城墻加內外護城墻，最厚處達２１米。在城墻５米外，設置有１５米寬的護城河，但現在水已沒了，只能透過明顯的凹處，想象昔日的護城河。

    現已發現城門９座，其中南、北門各３座（北城墻有１座水門），東門兩座，西門１座（水門）。４個方向城門數不等，而且城門的位置也不對稱，這說明城門的設置和位置是根據軍事需要而建的。在城內東部偏北方向，發現一處高臺夯土建筑遺址，高出地面兩米多，方形，邊長１００余米，面積１萬余平方米。從高臺位置分析，故城三面環山，僅東南是平地，是軍事防御的薄弱點，所以專家懷疑這很有可能是一座大型的軍事�蛲�臺遺址。

    軹國故城的外部防御體系，主要是依靠三面環山的有利地形布置：北起軹關，因山作壁，補其罅漏，沿勛掌、封門口一線修筑長城，直抵黃河。封門口曾設“軹關”，是軹道上的一座天然關隘，也是從長安進入軹國的必經之路，屬太行八陘之一，號稱“封門天險”，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三國演義》第十四回有這樣的描述：“卻說李樂引軍詐稱李　、郭汜，來追車駕，天子大驚。楊奉曰：‘此李樂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李樂親自出戰。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死于馬下，殺散余黨，保護車駕過箕關。太守張楊具粟帛迎駕于軹道。帝封張楊為大司馬。楊辭帝屯兵野王去了。帝入洛陽……”這里說的就是漢獻帝由西安返回洛陽經過軹國軹道時的情形。實際上，軹城鎮現在遺存的地名村名也佐證了軹國故城是作為軍事戰略位置存在的。城北的屯軍村，就是古代守衛故城的駐軍營房處。而城西的留養村，人們認為就是故城輜重給養倉儲所在地。讓軹國繁盛乃至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的，是軍事戰略地位；讓軹國衰敗乃至走向消亡的，也是軍事戰略地位。歷史記錄了作為軍事戰略地位的軹國故城的軍事事件。

    戰國時期，軹城曾為韓國都城，在城西部山區的天然關隘封門口筑軹關。韓昭侯九年（前３６２年），韓使計息以軹道易貨于魏國。魏惠王十二年（前３５８年），魏國通過軹關陘奪軹邑，軹邑遂為魏之大都會和軍事重鎮。

    秦昭王十六年（前２９１年），秦軍經軹道伐魏，奪取軹邑，走軹道而下南陽（今河南省黃河以北數縣市）。秦昭王十八年，秦將司馬錯伐魏至軹，先后攻取大小城池６１座。

    東漢建武三年（２７年），漢將吳漢率耿　、蓋延等部將攻擊青犢軍于軹邑，青犢軍降。

    三國時期，魏將鐘繇曾于軹縣修筑鐘公壘，鎮守洛京北方門戶。后太傅鐘繇、鐘會等父子四人皆葬于軹。

    西晉永寧元年（３０１年），“八王之亂”中成都王司馬穎率諸軍討伐趙王司馬倫，在軹北展開　河大戰，倫兵大敗。

    北齊初年，懷州刺史平鑒重修軹關，抵御西魏進犯。北齊河清二年（５６３年）三月，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兩萬，筑勛掌城至軹關，城長二百里，置十三戍。北齊河清三年（５６４年），北周將楊標攻入軹關，北齊太尉大破周軍于軹關，生擒楊標。

    軹國故城最初雖然是因戰事而建，但在選址上符合中國古代都城建設的一般要求，城池地勢較高，利于排澇，城內具有豐富的水源，便于生活，同時交通便利。圖為軹國故城里曾經的供水河道涂溝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