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濟源市軹城鎮的“軹國故城”，歷史上曾是“天下名都”和兵家必爭之地。
如今，這里只剩下一段被雜草和樹木覆蓋的城墻，曾經的繁華和傳奇只能靠想象和有限的歷史典籍來回顧。圖為被雜草覆蓋的古軹城城墻。

　　□首席記者李紅軍文圖

　　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平靜而肥沃的黃土下，埋藏著曾經的盛世繁華與人生歌哭；這是一段讓人充滿想象的歷史，在這片不大的空域內，歷史一次次駐足留步：古代四大刺客之一的聶政，其時天下無人不曉的游俠郭解，有著別樣人生的隱者“商山四皓”，都出生在這里。

　　這是一處充滿戰火硝煙的所在，因為漫漫軹道、巍巍雄關，在數千年的歷史中，這個地處中原偏隅的地方，總是被王者眷顧，留下了一場一場沒有盡頭的廝殺。

　　這是一座商業古城，出土的文物，篤定了它曾經的經濟領先地位。

　　這是一方浪漫而又詩意的家園，曾經，一個美麗的公主被封土于此，由此，詩壇上多了一個美麗的詞牌——沁園春。

　　這就是現在濟源市城南３公里處軹城鎮地盤上的“軹國故城”。

　　曾經，因為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天下名都”，這里名揚天下；又因軹國域內的漫漫軹道、巍巍雄關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地位，這里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然而，所有美麗和讓人無限遐想的歷史，實際上都已成為過去，往事如煙，千年化塵埃，所有的一切，無論多么頑強多么美麗，終久難免雨打風吹去。

　　所以，２００７年９月中旬記者來到這片曾經的神奇土地時，只能靠想象和有限的歷史典籍來回溯軹國故城的歷史了。

　　腳下是長滿了雜草的小路，身旁是看上去并不巍峨雄峻的小土墻和大片玉米地，陪記者采訪的濟源市文物局文物科曹國正科長說，這就是“軹國故城”。

　　雖然事先有過想象，但這樣的一座城，其荒蕪還是有點兒出乎人的想象。

　　然而更出乎我想象的，是濟源人對“軹國故城”的淡漠，從市區到鄉野，從政府到俚俗，問到這座故城，沒有幾個人知道。

　　或許，這就是真正的歷史，歷史總屬于過去，屬于荒涼，歷史總讓人想到無常。

　　但對搞文物研究的曹國正先生來說，不但熟知“軹國故城”，而且還有著特別的感情，他說：“濟源人只知道濟瀆廟，其實他們不知道軹國故城是濟源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比濟水文化還要早，古軹城的始筑年代最遲應在春秋時期。戰國時，軹城為晉國屬地。公元前４世紀中葉，‘三家分晉’，軹先歸韓，后又屬魏。秦代實行郡縣制，設軹縣，軹城是秦國重鎮之一。西漢惠帝之子劉朝、大將軍薄昭先后封軹侯。隋大業初年（６０５年）軹縣并入濟源縣。在１０００多年的歷史時期內，軹城一直是中原地區舉足輕重的城市之一。它其實也是濟源文化的根。”

　　軹國故城的傳奇形成

　　“這就是城墻的夯土層，當時是經過夯板壓制而成的。”來到軹國故城，曹國正先生指著城墻上淺淺的疊痕說，“你來得不是時候，現在雜草和樹木都把城墻覆蓋了，要是在冬季，我們還可以看到春秋的小夯筑墻和戰國的每層夯筑墻，剖面上還可以看到夯窩。你別看現在城墻的樣子不起眼，在當初卻是個偉大的工程，要是城墻周圍的農作物收割了，你站在下面，依然會感受到它的高大。”

　　不用等到農作物收割，走上蒿草和蒺刺覆蓋的古軹城城墻，往昔似乎已模糊可見。

　　盡管已經經歷了２０００多年的風雨侵蝕，盡管高高的玉米漫漫渙渙地分散在城墻周圍，但居高而望，城墻清晰依舊，一個方城的輪廓依舊。

　　只不過是城里的主角變了，原來的繁華所在，如今成了肥沃的良田。

　　按曹國正先生介紹，軹國的形成，頗有些傳奇色彩。軹出陽樊，其傳奇與周襄王賜予晉文公封地有關。

　　《濟源市志》記載：“周襄王十七年（前６３５年），晉文公定王室。王以陽樊、溫、原、攢茅四邑賜晉。”

　　在春秋時，封賜是君王對臣下的一種獎勵方式，有時候甚至成了濫施的恩賜，但被封地的臣民有的能接受被封予他人的事實，有的卻未必愿意。這樣，在其時便有一種特殊的政策，受封賜的人，對其被封地不愿降服的臣民，可以武力討伐征服。

　　因晉文公擁立周襄王有功，所以周襄王以陽樊（今濟源西曲陽村）等四地賜之，但周襄王可以分封，卻管不著接受方。他對接受方很講民主，愿不愿分封是我的事兒，接不接受分封是你們的事兒，所以周襄王的每一次分封就等于賦予了臣下爭斗的口實。晉文公所受四邑中的“陽樊”和“原”在今濟源境內。晉文公是那種很“文雅”、有抱負的君侯，他在接受封地時，并不想以武力相向。

　　據歷史記載，至少在接受“陽樊”和“原”二邑時，晉文公是以非武力的、“溫文爾雅”的方式取得的。“原”是夏代的都城，晉文公先取“原”。他取得“原”的方法堪稱一絕。當時，他先命令士兵各帶三天糧食，把“原”城包圍起來，雖然他兵強馬壯，取城如探囊取物，但他除了包圍并不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他對手下說：“限時三日，若原民不降，即撤之。”其時，晉文公屬下都不知晉文公葫蘆里賣的什么藥。三天后，“原”民并未投降。這時，派出的間諜人員從城里回來報告說，城內“原”民的糧食就要沒了，持續不了幾天就會投降。晉文公屬下將領聽到這個消息大喜，都勸晉文公再包圍幾天。素有大志向、大胸懷的晉文公卻說：“誠信是立國之寶，也是取得民心的根本。如果再繼續圍下去，我雖然可以得到原城，但卻失去了誠信，以后怎么能得到原民的擁戴呢？”于是，便下令撤軍。

　　“原”民見晉文公如此守信，便主動降于晉。這樣，就有了后來被人們稱為“伐原示信”的典故。

　　然而，當晉文公用同樣的方法對付“陽樊”時，其算盤卻沒能如意。

　　同樣是圍而不伐，同樣是“溫文爾雅”的“禮兵”，結果卻大相徑庭。“陽樊”的臣民們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史載“晉軍圍陽樊，陽民不服。文公從陽樊大夫倉葛之諫，乃解”。

　　面對晉軍的包圍，“陽民不服”是有緣由的，原來，陽樊民眾是周太子虞仲的后代，按照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直轄市，是歸中央直接管轄、和晉文公平起平坐的，現在卻突然要降一級，當然接受不了，擱誰也不愿由天子管轄變為諸侯之屬地。

　　晉文公親率大軍包圍陽樊城，勸其歸附，但陽樊守城軍民就是不買晉文公的賬。而晉文公面子上也過不去，真打，城得了，但城里的人心得不了，自己也失信于天下了。所以就僵持在了那里。

　　這個時候，陽樊大夫倉葛提出了一個也是亙古未聞的建議，才使矛盾化解。要說，倉葛提出的這個建議也真叫絕。他以周襄王“賜地非賜百姓”為理由，只愿交出城池，而把城里的百姓帶走。倉葛諫說：“周襄王賜給晉文公的是陽樊的城池而不是陽樊的百姓，既然陽樊的老百姓不愿降服，就讓晉軍入城，陽民退出，這樣兩不干涉，你情我愿，豈不兩全其美了？”晉文公雖然覺得倉葛提出的理由是很勉強的詭辯，無奈他也只好屈從了倉葛的條件。

　　就這樣，倉葛率陽樊民眾退聚東南二十里駐守，“始以戰車列衛（衛通圍），繼而筑城”。“軹城”一名，即源于此城初以戰車列衛（“軹”字意為車軸端或車廂西邊的欄木）。因在古代，車轂、車軸末端、車廂兩側的欄木都稱“軹”，所以，“始以戰車列衛”的這座新城，就被稱為“軹城”。而這種獨特的城防營造方式，在古代或者說在古今中外，擱到吉尼斯大全里，恐怕也是最獨特的。

　　“綜合文獻資料和文物考古調查，軹城的始筑年代最遲應該是春秋時期，但部分城墻的構筑手法，與鄭州商城和湖北盤龍城的建筑手法、城墻結構非常相似，所以軹城的始建年代上限，有可能推到更早，這還有待于更多的發掘資料來證實。”曹國正先生說，軹城從建城之日起，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就開始了自己不平凡的歷程。春秋時期，軹城為晉國（都城屢遷，地域大致在今山西東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屬地。公元前４世紀中期，晉國為韓、趙、魏三家所分，史稱“三家分晉”，軹城歸韓。韓景侯十七年（前４０９年），韓都由陽翟（今河南禹州）多次遷移。在此期間，軹城曾為韓國都城，進行過大規模營建，初步形成規模。后軹城又屬魏國，據記載，魏惠王十三年（前３５８年），韓國使者計息出使魏國，經過談判，魏國以鹿易軹。軹城經過魏國的經營，空前繁榮起來，特設鹽鐵官。《鹽鐵論·通有篇》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

　　軹城都城的衰亡

　　經過春秋戰國的營建，至戰國中后期，軹城已富冠海內，成為天下名都之一。自秦昭襄王十六年（前２９１年）軹邑歸屬秦，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年）實行郡縣制置軹縣（屬三川郡），軹城一直是軍事重鎮。

　　“到西漢初，軹城的城市經營又迎來了一個高潮期。由于朝廷的重視和扶持，軹地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公元前１８７年，呂后封漢惠帝之子劉朝為軹侯。并在軹國西北隅興建宮殿區，在涂溝水東岸設祖廟，即軹侯焚修香院。

　　公元前１７９年，漢文帝封大將軍薄昭為軹侯。薄昭是漢文帝的舅舅，曾親自迎立文帝于代郡（文帝為代王），為文帝繼位立下了汗馬功勞。文帝封其為軹侯，足見軹地之重要。”曹國正先生說。

　　自春秋戰國至西漢，諸侯王的權力較大，他們以“造城以守君，筑部以安民”為立國安邦之大計，在保留原有城池的基礎上大興宮殿、祖廟和墓地，封地民眾也陸續遷入城內，軹國逐漸繁榮起來。漢武帝中期，皇室逐步消減諸侯的權力，廢除諸侯國，軹國也被廢除。兩晉南北朝時期，先后封李壽、寇贊為軹侯，軹城經營得以延續，城市功能進一步完善。

　　“軹國故城從東周開始修建，后來逐漸封王，到有漢一代，基本達到了它的巔峰，無論是版圖、城市的規模以及人口數量都達到頂峰。”濟源市博物館胡成芳書記說，“當時衡量諸侯國富有還是貧窮，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經濟，在軹國故城，商品經濟是非常發達的，博物館現存有從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的一批戰國時期的布幣。布幣是當時商品交易媒介，相當于現在的人民幣。這些布幣不僅有軹國生產的，也有來自當時全國各地的，有十幾種之多，這是因為，當時小國林立，各國生產各國的錢幣。作為商品交流的媒介物，這些布幣集中在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說明當時這里是商品交易的集中地。”

　　但到隋開皇十六年（５９６年）時，軹城的命運發生了轉變。

　　秦以前，對于四瀆之一的濟水，基本無定歸可言，換句話說，是一件不太嚴格的事情，適逢動亂之時，祭祀也就可有可無了。到了秦朝，專門修建了祭祀四瀆的祠廟。后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隋唐時期，祭祀濟水，成為一國之大事，是國家禮儀的重要內容，但凡國之大事，戰爭、政權更迭乃至皇室成員之生死，都要向濟水稟告。祭祀濟水的規格也空前提高，最終因祭祀活動的需要，在軹縣北部設濟源縣（原軹縣的北部劃入濟源縣，軹縣仍保留）。曾經的繁華都市漸漸“失寵”。到唐貞觀元年（６２７年），軹縣并入濟源縣。此后，由于行政區域的變化，軹城的地位明顯下降，逐漸淪為村鎮。雖然清代所置的軹城北門石額仍以“古軹國”稱之，但它只能印證軹城在戰國時期是一個都會之地。

　　曹國正先生說：“軹城由盛至衰的原因大致有幾個方面：其一，自隋代開始，封建割據勢力逐漸消亡，大一統的中國已經確立，作為軍事重鎮的軹城，其作用也隨之降低。其二，戰爭也是軹城衰敗的因素之一。戰國至宋，在軹城一帶發生的戰爭不下十余次，每次戰亂，都會導致城池的破壞、人口的減少和經濟的衰退。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與濟水祭祀有很大關系。從隋開皇二年（５８２年）隋文帝頒詔在濟水源頭修建濟瀆廟到濟源縣設立，前后共計１４年。朝廷在距濟瀆廟不遠的地方建立城池，并設立濟源縣，其目的是十分明顯的，那就是一為祭祀方便，二為提升濟水之名。行政區劃的變遷是軹城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