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仆徙關，在新安當地一直流傳，是個很熟知的故事，不過細細想來，這個故事似乎又疑點重重。

    楊仆徙關最早見于文獻記載，是東漢大學問家應劭在注《通史》時，言之鑿鑿講了“恥為關外民”的故事。后來，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不僅完全引用，還增加了“以家僮七百人徙關于新安”等細節描述。這之后，南宋學者呂祖謙、元朝學者方回和清代顧炎武、顧祖禹、朱一新等都對此說法深信不疑。

    不過，持懷疑態度的人也不少。

    比如宋代學者王益之、清代學者沈欽韓等經過考辨，認為從時間上看，函谷關徙關在前，三年后楊仆才討伐南越，為樓船將軍，這三年里，楊仆一直是個司法干部，怎么可能對軍事問題指手畫腳，“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者”？

    清代學者何焯更是質疑：函谷關乃天下雄關，就算搬遷，也應該是國家撥款，“以武帝之雄，豈展拓都畿費出臣下之家財乎？”更何況，這么浩大的工程，怎么可能只700多個家僮來當“臨時工”？搞成“豆腐渣”工程怎么辦？

    楊仆徙關的故事，在班固的《漢書》中，就一句“徙函谷關于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連楊仆的名字都沒提。更要命的是，在《史記》中，太史公壓根沒提這個事。

    兩大史籍如此記錄，讓楊仆徙關的故事從頭到尾都顯得很可疑。

    到了現代，著名歷史地理學者史念海、辛德勇等人先后到漢函谷關考察，對這段歷史進行了梳理，得出的結論大致是：函谷關東徙300多里，從靈寶搬到新安，確有其事；這個東徙工程，可能是楊仆的建議；但函谷關東徙的根本原因，并非楊仆的“恥為關外民”心理，也非漢武帝的好大喜功，而是漢武帝出于中央集權的需要，做出的一項戰略性部署。

    所謂楊仆徙關的故事背后，是西漢時期國內行政版圖大調整、大布局的總體規劃。

    函谷關東徙是京畿拓疆需要

    函谷關的東徙，首先源于軍事上的考量。

    函谷關之所以被稱為長安鎖鑰，就是因為它牢牢卡住了崤函古道。崤函古道是從崤山到潼津的一條道路，不僅地貌形態高低起伏，多溝澗峭崖，而且自古就是樹木茂盛之地。

    秦漢之前，戰車是軍隊最為重要的作戰工具。洛陽師范學院的曾謙先生認為，由于崤函古道曲折狹窄，而自東向西的戰車又必須經過函谷古道才能西行，哪一方占據了函谷關，就能取勝。秦穆公時期的崤之戰，秦軍在崤函古道遭遇埋伏，三員大將被俘，幾乎全軍覆沒，就是最好的例證。所以，函谷關是保衛長安的東大門。

    漢武帝時期，隨著對匈奴戰爭的展開，中國古代的兵種結構開始發生變化：騎兵和步兵成為軍隊中的主要兵種。戰車必須經崤函古道西進長安，而對騎兵和步兵來說，完全可以從其他更加狹窄的川道，甚至函谷關周圍的山嶺中通過，函谷關已經基本喪失了以關拒敵的屏障。

    曾謙先生舉例說，唐代安史之亂時，在崤函古道發生過兩次戰斗，都出現了騎兵繞道他路“別徑奇道”進行攻擊的戰法。這說明函谷關保衛關中已成為一句空談。

    要搞一個真正能保衛長安的關隘，要么前置，要么后移（這也是后來潼關興起的原因），漢武帝選擇了將其前置300多里，搬遷到新安，這是出于京畿拓疆的需要。

    設置弘農郡增強京畿實力

    西漢的行政版圖既不同于周代的分封制，也不同于秦代的郡縣制，劉邦建立西漢王朝后，實行了分封和郡縣并存的“郡國制”。

    西漢初年，諸侯國勢力坐大，不僅有英布這樣的異姓王反叛，更有“七國之亂”的劉姓骨肉相殘。景帝在撲滅了吳楚等國的叛亂后，大力削藩；漢武帝時頒行“推恩令”，把關東諸侯國分割成“大國不過十余城，小侯不過數十里”眾多更小的王國。

    漢武帝一方面削減諸侯王的實力，另一方面極力壯大中央政府的勢力：除削減一些諸侯王封地，設立郡縣外，還變著法擴大中央直轄郡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中地區。

    關中地區不僅賦稅直接上繳中央，而且還是中央軍（南北二軍）的主要兵源地。如果擴大關中地區的疆域，最為間接的辦法就是函谷關東徙。

    秦漢時，所謂關內關外，地域上就是以函谷關為界，而在政治、軍事等領域，函谷關也是一個很明顯的界限。比如人們出入函谷關，必須由持有官府發給的通行憑證；嚴禁優良馬匹流入關東地區，防止諸侯國騎兵實力增強；諸侯國的軍隊無詔不能踏入函谷關一步，等等。

    函谷關從靈寶遷到新安，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將靈寶到新安這一大片土地劃歸了關中管轄。這片土地不僅山林茂盛、土地肥沃，而且民風彪悍，人才輩出，既能為中央政府提供大筆賦稅收入，又能提供兵員和官員——函谷關東徙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13年，漢武帝迫不及待地在秦漢兩座函谷關之間設立郡縣——這個郡，就是歷史上聞名遐邇的弘農郡。弘農郡轄11個縣，治所在秦函谷關一帶。

    弘農郡的設置，不僅增強了京畿地區的實力，而且使中央政府更有力地控制了關中東出的通道。北京大學辛德勇教授認為，秦漢時期，在地緣政治和軍事地理意義上曾經奉行過一項“關中本位”戰略，就是指利用關中地區的軍事地理優勢，確保國都安全，并威懾控制整個國土。

    函谷關東徙，無疑是“關中本位”戰略的一個強化措施。

    “關中本位”戰略擴大關中區域

    函谷關的東徙，不是面子工程，而是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一個戰略措施，但如果你以為僅僅如此，你又錯了。對于這位千古一帝來說，函谷關東徙只是他強化“關中本位”戰略組合拳的一部分。

    漢武帝時期，關中的疆域除了利用函谷關的東徙向東部拓展外，漢武帝還通過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將諸多郡縣劃歸中央直轄，這項政策被史學家稱為“廣關”政策。

    根據《史記》和《漢書》的記載，公元前113年，“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王于清河，是為剛王。”——朝廷徙代國于清河之后，恒山以西，便統統納入中央直轄之下。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其他幾個關與函谷關并列，這說明當時對匈奴防守作戰最前沿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門、代郡等郡，被囊括于關中區域內，使朝廷得以最大限度地直接控制國防兵力，增大威懾關東地區的實力。

    由長江三峽和四川盆地東南緣再向南側延伸，西漢初興時，本來放棄了秦時已經“頗置吏”于彼的滇池附近地區，而與西南諸夷“關蜀故徼”。漢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復又新增設有牂柯郡，使得大關中區域的東南界，也比從前向外有所拓展……

    經過漢武帝的不斷“廣關”，大關中格局逐漸形成。大關中區域北部的東界，由以臨晉關為標志的黃河一線，向東推進至太行山一線；中部區域的東界，由秦函谷關的靈寶，向東推進至漢函谷關的新安一帶；南部區域的東界，由四川盆地東南緣，向東南推進至柱蒲關、進桑關一線的滇桂、黔桂間山地……

    “廣關”政策，將西漢中央政府的實力推到了巔峰，劉姓諸侯徹底喪失了和中央叫板的實力。而坐鎮長安的皇帝，可以依托關中，虎視中原，中央集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這些隱蔽的歷史，都悄然躲在那座搬遷來的漢函谷關身后……

    走在函谷關前，望著黃塵一色的關墻，感慨頗多，那些我們已經知道的與尚未知道的歷史，那些我們已經發現的與尚未發現的遺存，都一直伴隨在我們身邊，陪著我們一起數著歲月的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