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時期的方鎮中教授



長眠于唐河方家寨的方鎮中先生，對河南大學整建制北歸中原，有著不可忘卻的功德。

  來自遠方的風，吹拂著南陽盆地的沃野，流動在樹梢、禾苗和野草上。

  唐河井樓方家寨西南，平疇一望無際。村民方平昌領著我們，沿著窄窄的田埂，穿行在田地中。

  幾個土堆被野生的藤蔓完全覆蓋，方平昌走上前，奮力將藤蔓撥開，讓一座小墳及墓碑顯露在我們的視線中。

  長眠于此的人，名叫方鎮中。上個世紀前半葉，唐河縣涌現了諸多鄉賢，方鎮中即其中之一，他留學法國六年，回國后先后任香港工商日報總編輯、少將教官、河南大學教授等職。

  隔著半個世紀的滄桑，方鎮中其人其事早已湮沒無聞。記者知道這個名字，是從《國立河南大學1948~1949紀實》一書中。這本書出版于2012年，幾位編委平均年齡高達87歲。他們都是河南大學播遷蘇州時期的學生，為了澄清母校那段特殊的歷史，抒發郁結于心的情緒，他們在耄耋之年拿起筆，寫下對青春歲月的回憶。

  在老校友的回憶中，方鎮中是一個被反復提及的名字。當時，河大數千師生即將斷糧，方鎮中受命而出，歷經艱辛，通過留法同學借到糧食，穩定了人心；校長辭職，繼任的“三人小組”辭職，河大隨時可能潰散，方鎮中被師生員工推選為校委會主任，與同仁一起整頓校務，提振人心，力助河大度過那段困頓的日子，并最終將學校整建制，帶回中原。

  眾所周知，當時河大是河南省唯一的大學，是后來河大、河南農學院、河南醫學院（現已并入鄭州大學）等高校共同的母體。保全河大，對河南高等教育的存續意義重大，而長眠于唐河井樓方家寨的這個人，有不可忘卻的功德。

  退役少將結緣河大

  1946年12月，方鎮中進入河南大學任教。他曾留學法國六年，畢業于巴黎政治學院，但在抗戰勝利后，卻決意遠離政界，以教書為業。命運安排他在這個時候與河大結緣，似乎注定要賦予他一項重要的使命。

  抗戰時期，方鎮中是國民黨戰時工作干部訓練第四團少將教官（簡稱“戰干四團”）。說起來，抗戰時的“戰干團”大有來頭，這是國民黨開設的大型政治、軍事訓練機構，共設四個團，團長均由蔣介石擔任，當時曾有“北伐靠黃埔，抗戰靠戰干團”之說。

  戰干四團設于西安，實際上由胡宗南負責，是四個團里規模最大的一個。八年抗戰中，該團共培養學員四萬人，約占戰干團畢業總數的一半。

  方鎮中是一個愛國感情強烈的人。1932年，他從法國學成歸國時，清華、北大都曾邀請他出任教授，但他熱衷于辦報，接受了香港工商日報的聘約，出任總編輯，希望借辦報，宣傳激勵全民族共同抗日。

  接任總編輯之后，方鎮中即發表社論，提倡全國人民、部分黨派共同抗日，聲言誰阻撓抗日將為人民所共棄。此后的香港工商日報倡言抗日，特色鮮明，順應當時民情民意，銷量大增。抗日名將蔡廷鍇曾專門為該報題詞。但因時常對蔣介石有攻擊、指責之辭，這份報紙遭到各種壓制，老板何東迫于壓力，多次對方鎮中表示不滿，辦報不足一年，方鎮中就被迫辭職。隨后曾在安徽大學任教。

  七七事變之后，國共合作抗戰成為現實，方鎮中接受留法同學萬錫九邀請，前往中央軍官學校任教，隨后奉調出任戰干四團上校政治教官。1942年，他被任命為該團政治部副總教官，少將軍銜，負責全團政治教學。

  抗戰勝利后，戰干團宣布解散。戰干四團所余四五百名學員全部改學會計，由方鎮中等人送到畢業。1946年5月，這批學員畢業，胡宗南約見方鎮中，表示了對他很看重，極力挽留他在手下任職。但方鎮中已決意離開政界，自謀職業，找一份教書或編譯的工作。

  回到家鄉河南后，他曾經的頂頭上司范漢杰，正以國防部次長的身份任鄭州指揮所主任，兩人見面，范漢杰有意讓他出任安陽專員，也被他當面拒絕了。

  1946年12月，經留法同學趙冠五牽線，方鎮中認識了教育部次長、曾任河大校長的田培霖，田即為河大招攬人才，力薦他在河大任職。

  方鎮中到河大的本意，是想過平靜的教書生活，但一年多之后，天下風云變幻，開封戰火連綿，河大被迫南遷蘇州。

  河大在蘇州陷入困境

  方鎮中一家，是1948年9月上旬啟程前往蘇州的，他大約是河大最后一批南遷蘇州的教授。

  走得晚，不是因為不想走，而是實在走不了。

  1948年6月21日，經過四天激戰，開封第一次解放。但隨后，國民黨飛機持續大規模轟炸，傳言要“三天炸平開封城”。在混亂之中，第一批師生踏上南遷之路。當時方鎮中的妻子身懷六甲，不能遠行，一家人不得不跑到城外暫避戰火。

  解放軍戰略撤退后，國民黨重新占領開封，南京教育部的命令隨即傳來：9月1號不到蘇州報到的師生，一律除名，停發工資和學生公費金。留在開封的師生漸漸南下，而方鎮中的妻子于8月17日分娩，仍是無法動身，一直等到9月上旬，一家人才踏上南下之路。

  盡管到得晚，學校對方鎮中一家還是很關照，為他們預留了不錯的住房，這讓方鎮中十分感動。

  初到蘇州時，雖有諸多曲折，但經各方努力，河大3000多名師生很快安頓下來。

  抗戰勝利后的兩三年，是河大空前的好時光。學校結束了八年的流亡，回到開封校區，1946年，教育部任命著名歷史學家姚從吾為河大校長，姚教授從北大南下，帶來蔡元培的辦學理念，廣攬人才，兼容并蓄，讓飽經離亂的河大，呈現興旺氣象。學校發展到六個院十七個系，還有產校、護校、附屬中學等附屬學校，擁有學生3000多人。對于當時的蘇州來說，安頓這么多人并非易事。

  姚從吾東奔西走，通過教育部、江蘇教育廳，獲得了蘇州各界的大力支持，尋覓到滄浪亭河南會館、通和坊湖南會館、顧家祠堂、怡園等六處校舍。

  隨后，學校又在蘇州、南京、上海等地聘請師資，著名學者錢穆、郭紹虞都是在此時出任了河大教授。對于那一代學子來說，錢穆教授主講的《中國文化史導論》，郭紹虞教授主講的《中國文化批評史》，蔣吟秋教授的《目錄學》都是令人大開眼界的課程，大師們娓娓道來，縱橫馳騁，妙趣橫生，那淵博的知識、透徹的分析能力，讓他們茅塞頓開，受益匪淺。

  學校從上海、北平購置的圖書，以及教育部配備的器材儀器，也先后運抵蘇州，學校的教學工作逐漸步入正軌。

  當年的法律系大四學生林福五回憶說，方鎮中到蘇州不久，即被任命為法學院代理院長，負責安排全院課程和聘請兼課教授，他除擔任政治學、國際法課程之外，還經常邀請國內著名教授和學者前來法學院做學術講座，比如馮友蘭、郭紹虞、姚雪垠等，都在法學院做過演講，“方院長自始至終都陪同在講堂上。”

  1948年9月下旬，馮友蘭到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聽聞河大在蘇州，即前往拜訪，應邀在法學院、文學院等處演講，這也成為那一代河大學子記憶中的亮色。

  可惜好景不長，1949年底以后，解放戰爭進展神速，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法幣貶值，物價飛漲。南京教育部想讓河大南遷到廣州，被河大師生拒絕。此后，教育經費和薪水拖欠日益嚴重，校長姚從吾辭職南下，河大日漸陷入困境。數千師生衣食無著，學校隨時可能瓦解。在這樣的背景下，具有較廣泛人脈關系的方鎮中，成為師生和衷共濟、擺脫困境的希望。（原標題：拒絕做官唯愿教書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