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墨子》把用來論辯的故事稱為“說”，促成“小說”概念的產生。《墨子》“說”體故事是其書最具情節性、可讀性的文字，通過其中的志怪，可以窺見先秦志怪小說的內容與特點；關于名人軼事的編排，促成戰國軼事小說的繁榮。墨家拉開了“飾小說以干縣令”的百家爭鳴的序幕，也開啟了戰國雜家小說創作的精彩紛呈。

　　【關 鍵 詞】《墨子》/“說”體/先秦小說

　　【作者簡介】 董芬芬(1968—)，女，甘肅莊浪人，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研究。

　　一、《墨子》之“說”與“小說”概念

　　在論及論辯方法和技巧時，《墨子》提出了“說”的概念。《經上》篇說：“說，所以明也。”《小取》篇又說：“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說”，是用來解釋事物原委、說明意義的故事。如《貴義》篇說：“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則“湯之說”，就是湯往見伊尹的故事。又《明鬼下》在講述杜伯殺周宣王的故事后說：“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其中的“若書之說”，指書中那些鬼神賞賢罰暴的故事。《墨子》的“說”，是指用來證成自己學說、宣揚墨家主張的故事，有人物，有情節，故事性強，有一定的思想傾向，既是立論的材料，也是論辯的方式。

　　《墨子》把論辯用的故事稱為“說”，在戰國其他諸子那里得到認可沿用。《莊子·天道》篇桓公說：“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就講了自己斫輪的故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宋玉就講述了自己與那個“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的東家女的故事。《韓非子·內儲說上》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灶……”“其說在……”式的表述在韓非《儲說》各篇中較多，“說”是指文中用以解釋經文的故事。其中的《說林》、《儲說》，是“說”的匯集，“所謂‘儲說’，即將許許多多的‘說’儲聚在一起，藉以表達作者的思想……所謂‘先經后說’，一般上都是‘經是事理，說是故事’”[1]285－286。所以，“說”是諸子論辯文中最具故事性、戲劇性、可讀性的文字。

　　“說”，還成就了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文體概念，“小說”一詞就是由“說”而來。《莊子·外物》篇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與大達亦遠矣。”這里的“小說”本指那些“輇才諷說之徒”的“說”[2]。在莊子眼里，其他諸子都是見識淺陋的“輇才諷說之徒”，他們的“說”，與任公子釣大魚的境界有天壤之別，故稱“小說”。“小說”表面上是莊子對“輇才諷說之徒”們“說”的貶稱，引申意義指那些不同于道家思想、不能達于至道的其他諸子的學說。漢人把這一概念作為虛構性敘事文體的專稱，也是深得莊子“小說”之三昧。《漢書·藝文志》謂小說家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閭里小知者之所及”、“芻蕘狂夫之議”，與莊子“后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表述的意思基本一致，所以，莊子“小說”一詞，是后世虛構性敘事文體“小說”概念的創始。《漢書·藝文志》所錄古代的小說家中就有五部以“說”為名，充分顯示出“說”與“小說”的淵源關系。漢代劉向所編的《說苑》、《新序》也是這種“說”的匯編，一則一則的故事，波瀾起伏，引人入勝，是“帶有一定古代小說集性質的書”[3]2－4。再到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沈約的《俗說》、殷蕓的《小說》，“實在是一以貫之的一條線，這種叫做‘說’或‘小說’的文體，顯然是產生于先秦，且一直影響并延續到后代的”[4]。所以，《莊子》是“小說”文體概念的創始，而“小說”一詞又源自《墨子》的“說”，也毋庸置疑。

　　諸子講道理、明觀點的“說”，包括歷史故事、逸聞瑣語、神話傳說、小說寓言等。后世沒有一個能涵蓋這些內容的概念，既然戰國諸子名其曰“說”，我們也就索性稱其為“說”體(有學者已經在使用這個概念①)，“說”體可以概括諸子用來論辯的所有敘事性材料。《墨子》“說”體是指墨家用來宣揚思想、學說的所有敘事性材料。直接論證自己的觀點，未必能達到目的，而援引其他故事，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墨子》“說”體故事與先秦小說關系密切，本文主要從先秦志怪、名人軼事等題材小說為例，嘗試論之。

    二、《墨子》“說”體與先秦志怪小說

　　《墨子·非命中》的“三表法”，其中“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墨子》論辯故事中有許多來自“天鬼之志”，這是《墨子》“說”體中最能體現墨家本色，“異端”色彩最為濃厚的地方。

　　《墨子·明鬼下》集中敘述杜伯射周宣王、燕簡公殺莊子儀、襪子杖斃觀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賜鄭穆公十九年這五則鬼神的故事，前四則《墨子》說分別來自周、燕、宋、齊之《春秋》。據說墨子見過百國《春秋》[5]1197，但這百國《春秋》亡佚，后人無從知曉其面目，但就這幾則故事來看，《墨子》所說周、燕、宋、齊之《春秋》，與正統史書大相徑庭，倒很像志怪野史之類。如杜伯之事：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杜伯射周宣王事，《國語·周語上》內史過也有一句提及：“周之興也，J2Y308.JPG鳴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部。是皆明神之志者也。”這里的“明神之志”，就是關于鬼神的記載，應同墨子的“天鬼之志”一樣，皆是張皇鬼神、稱道靈異的書籍。內史過說杜伯之事在“明神之志”，《墨子》說“著在周之《春秋》”，則這“周之《春秋》”即“明神之志”、“天鬼之志”類專門宣揚鬼神賞善罰暴的志怪野史。

　　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情節曲折，語言生動，細節描寫引人入勝，散發著神秘、恐怖的氣氛。周宣王之死乃歷史大事，《尚書》卻未有一字提及。《左傳》也記載了內史過論神這件事，卻無“杜伯射王于鄗”這句話。司馬遷《周本紀》寫周宣王之死，也只有非常簡單的交代：“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湦立。”[6]145這些正史對《墨子》所說的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未予采信，大概皆因其過于荒誕不經。

　　《墨子》句芒賜鄭穆公十九年陽壽的故事，孫詒讓以為其中的鄭穆公“實當‘秦穆公’之訛”[7]227，此說正確。王充《論衡·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秦穆公是《左傳》著重記載的人物，句芒賜年十九的故事不見于《左傳》，大概也是出于“明神之志”、“天鬼之志”類書籍。燕簡公于周敬王十六年即位，是春秋晚期人，其被莊子儀杖斃之事《左傳》、《國語》皆未載。王充《論衡·書虛》篇說：“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儀，其后杜伯射宣王，莊子儀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為虛言。”正史的作者，皆以其為不雅馴之“虛言”而不予采信。墨子說出于齊《春秋》的王里國、中里徼訴訟之事，更是帶著濃厚的巫術、神判色彩，顯得原始而詭異。讓二人面對社神讀自己的起誓辭，認為在神的示意下，羊會攻擊那個有罪的人，中里徼的誓詞未讀完，就被羊當場頂死，這是巫術盛行時代曾采用過的斷獄方法。《左傳》記載了好幾樁訟獄之事，都要求雙方擺證據、辨是非，沒有采用神判的荒唐做法。《墨子》中里徼的故事，不會出自官方正史。

　　所以，《明鬼下》所述出于周、燕、宋、齊之《春秋》的幾則故事，實皆出于古代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類志怪野史。先秦人把志怪野史也稱作《春秋》，如“古今紀異之祖”[8]377的《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9]7，《汲冢瑣語》遺文有記周、魯、齊、宋等國傳說的，“看來還會有《周春秋》、《魯春秋》、《齊春秋》等”[10]103。這些故事，內容迂誕，情節離奇，視其為歷史，則失之荒誕，如果當小說來讀，倒很引人入勝，能充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應是中國古代志怪小說的早期作品。周內史過、墨子皆如數家珍，說明志怪在春秋戰國廣為流傳。《莊子·逍遙游》說：“齊諧者，志怪者也。”莊子也見過齊諧的志怪，志怪在先秦的創作與流傳，規模遠遠超出后人的想象。

　　先秦諸子“說”體中，大量援引志怪的，墨家最為突出。墨家對這些故事深信不疑，視其為信史。盡管顯得荒誕不經，但古代早期的志怪小說，正是通過《墨子》“說”體保存下來一些片段，通過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先秦志怪的特點。

　　第一，先秦志怪多出自史官之手。墨子把記載杜伯射周宣王、燕簡公殺莊子儀、襪子杖斃觀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賜鄭穆公十九年這些怪異故事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稱為《春秋》，說明在墨家眼里，這些書籍同儒家經典中的《春秋》、《左氏春秋》一樣，都是信史，都出自史官之手，可以當做可靠的歷史典故援引。

　　《國語》的記載也可以印證這點。《國語》中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也多出自史官。《國語·周語上》內史過論神降于虢，“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丹朱是傳說中堯的兒子，房后是周昭王的王后，幾千年前的丹朱的神靈竟然附于房后而生下周穆王，現在又降于虢，真乃咄咄怪事！無怪乎柳宗元批評說：“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11]1272－1273《鄭語》中周史伯講述褒姒的身世，也是“迂誕”非常：

　　《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史伯所引《訓語》中褒之二君化龍的故事，是很早以前流傳的一則志怪。褒姒的出生，竟然是這則志怪的延伸和演繹：二龍之漦在周厲王時化為玄黿，使一女童無夫而孕，于周宣王時生下女嬰，丟棄路上，一對賣檿弧的夫婦收留她并帶到褒國，后由褒君獻給周幽王，此即褒姒。史伯用這個故事說明天命亡周，不可逆轉。《國語》因為記載了這些怪誕之事，受到柳宗元的貶斥，可這些故事皆出自周王室史官。內史過的“神明之志”，史伯所引的《訓語》，皆是春秋以前史官們的作品，內史過和史伯也成為演繹新志怪的生力軍。可見，先秦志怪許多出自史官之手之口，劉知幾謂“史氏之別流”[9]253，應是比較客觀的說法。

    第二，先秦志怪不是出于娛樂的需要，而是從鬼神、宗教的角度再現歷史、解釋歷史，具有明顯的神道設教的意圖。為了增加可信度，先秦志怪一般都附著于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歷史與鬼神雜糅，真實與虛構參半，似真似幻，迷離恍惚。

　　比如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都是歷史，《尚書》有記載，《左傳》、《國語》所載春秋大夫也多有論及，但這些記錄皆沒有《墨子·非攻下》的怪異：“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谷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為了表現三苗之罪，用日妖、雨血、龍生、犬哭等怪異災變來渲染夸張，說明禹伐三苗乃順天之意，得天之助。這樣神秘詭異的文字，多出現于后代盛傳的讖緯書中。又說夏桀時“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谷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余”，渲染著詭秘恐怖的氣氛。武王伐紂，《尚書》的《泰誓》、《牧誓》、《武成》等篇及《逸周書·克殷解》皆有記載，但在《墨子》中，卻是另外一番恐怖怪異之象：“遝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亦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一場場改朝換代被寫得如此驚天地、泣鬼神，這樣的文字，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后世《封神傳》中的情節和寫法。

　　先秦早期的志怪依附于歷史，與歷史事件、人物糾結在一起，是當時許多人眼中的信史。《竹書紀年》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三家分晉后述至魏安釐王二十年，其中就充斥著許多神怪的信息，如三苗將亡天雨血，青龍生于廟，胤甲時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宣王時馬化為狐等怪異之事，情景與《墨子》“說”體所述志怪一脈相承，《竹書紀年》的編者也把這些怪異之事當做信史來看待。

　　志怪版的歷史，正如魯迅所說：“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12]29但其故事離奇，情節生動，比正統史書更有吸引力，頗能滿足世俗之人的好奇心，“怪力亂神，俗流喜道”，“好者彌多，傳者日眾”。[8]374在中下層民眾中擁有相當的信眾，他們對志怪的興趣要遠遠超過正統史書，志怪野史是他們獲取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墨子》“說”體中的志怪情節完整，故事生動，頗注意細節與環境的描寫。這樣的故事，“列于《搜神記》、《幽明錄》甚至《聊齋志異》中也毫不遜色”[13]。借歷史事件演繹鬼神故事，宣揚宗教思想，運用虛幻的小說手法，是中國唐前志怪的共同特點。漢魏六朝的志怪小說雖繁榮，但也沒有脫離神道設教的意圖，在這點上，與先秦志怪沒什么本質的不同。

　　第三，先秦志怪是后世志怪小說的源頭活水，后世有些志怪小說就取材于先秦。杜伯射周宣王故事在后世的發展演繹，也正體現了《墨子》“說”體對后世志怪小說的影響。

　　這個故事比較完整的情節，最早見于《墨子·明鬼下》，后來在《說苑·立節》篇又多了左儒這個人物，說左儒是杜伯之友，知道杜伯無罪，力諫宣王，宣王不聽，殺死杜伯、左儒。宣王為何殺杜伯，《墨子》和《說苑》都沒有交代。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在顏之推的《冤魂志》中就非常完整，開頭說：“杜伯之名曰恒，入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于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14]顏之推給加上一個女鳩以情色誣陷的開頭，交代杜伯之所以被周宣王所殺的緣由。《冤魂志》在《墨子·明鬼下》所述梗概之上，雜糅進《說苑·立節》中左儒這一人物，又增加了宣王妾女鳩、司空錡、祝、皇甫等人物，故事前因后果便很清楚、完整，情節更曲折，人物更繁雜。從《墨子》到《冤魂志》，這則故事的發展演繹之跡頗為清晰。《墨子》“說”體中的志怪片段對后世志怪小說的影響，可見一斑。

　　人類在鬼神崇拜中爬過一段漫長的歷史，“明神之志”、“天鬼之志”一類的記載產生得非常早，也非常多，所以志怪類應該是古代小說最早、最為普遍的題材之一。隨著社會的進步，理性思想的勝出，“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孔子繼承歷代有識之士的理性態度，“不語亂、力、怪、神”(《論語·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在儒家眼里，這些“明神之志”、“天鬼之志”是“異端”，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儒家對鬼神的理性態度，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卻極大地擠壓著志怪野史小說的傳播空間。魯迅說：“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12]12－13許多志怪小說因儒家的鄙棄而永遠湮沒了。

　　墨家門徒多來自社會下層，正是先秦志怪的讀者和信徒，在宣揚墨家鬼神思想時自然會資以為說，所以，《墨子》“說”體中的先秦志怪片段，在研究古代志怪小說方面，顯得彌足珍貴。可惜后來研究古代小說史的學者，大多未能注意到《墨子》在這方面的價值。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于先秦只提到《山海經》、《穆天子傳》及《楚辭·天問》，對《墨子》“說”體中的志怪小說片段只字未提。李劍國先生把《汲冢瑣語》定為先秦第一部志怪小說[10]96，也是沒有考察《墨子》“說”體中的各國《春秋》的實質，也忽略了其中志怪故事片段的小說本質。

    三、《墨子》“說”體與先秦軼事小說

　　《墨子》“說”體中涉及許多名人軼事，其中關于伊尹、晏子及孔子等歷史人物的故事最為著名，是先秦軼事小說的雛形。《墨子》“說”體在古代軼事小說發展史上，有重要的開啟之功。

　　伊尹是商湯之相，商初舉足輕重的人物。戰國時代，盛傳伊尹負鼎以滋味要湯的故事，《墨子·尚賢》、《莊子·庚桑楚》、《韓非子·說難》、《呂氏春秋·本味》，以及《說苑》的《尊賢》、《雜言》等，都有關于此事的記載。《墨子·尚賢上》說：“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尚賢下》又說：“昔伊尹為莘氏女師仆，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貴義》篇還有一則湯親自往見伊尹的故事，稱伊尹為“天下之賤人”。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的記載，在現存先秦典籍中，《墨子》是最早的，應是此故事的始作俑者。

　　墨子出身下層，極力稱頌德才兼備的“賤人”，認為“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尚賢上》)。伊尹的故事寄托著墨子的人生理想，也有以伊尹自比之意。孟子對這個故事很不屑，時人盛傳“伊尹以割烹要湯”，弟子萬章就此請教孟子，孟子斷然否定。他認為伊尹本為一處士，耕于有莘之野，深諳堯舜至道，湯使人三次迎聘，伊尹才答應出仕。孟子說伊尹是“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他認為圣人之所以為圣人，皆因能潔身自好，以庖廚要湯乃“辱己”，必非伊尹所為(《孟子·萬章上》)。孟子的道德評價同等級觀念緊密聯系在一起。墨家尚賢體現了下層人士干政的訴求，伊尹舉于庖廚的故事給儒家提倡的傳統禮制以很大的沖擊，孟子當然要堅決否定。儒墨兩家關于伊尹的出身爭持不下，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也不知何去何從，只好兩說并存，但他更偏向庖廚說，墨家的影響也可見一斑。

　　《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類有《伊尹說》二十七篇，皆散佚不可考。魯迅以為《呂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說湯之事，就是小說《伊尹說》的片段，“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嘗所詳辯，則此殆戰國之士之所為矣”[12]15。《伊尹說》是戰國時代的作品，這是沒問題的，但具體的時代不詳。李劍國先生以為“其中羅列天下至味，不厭其詳，涉及許多山川動植，顯然也屬于戰國流行的地理博物傳說”[10]142，視《伊尹說》為戰國中晚期的作品，應是有道理的。《伊尹說》成于《墨子》之后，應與墨家有很深的淵源關系。墨家的尚賢思想在戰國深入人心，“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的故事也廣為傳播，小說家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一番生動的演繹，最后完成《伊尹說》二十七篇，與墨家相呼應。《墨子》“說”體中的伊尹故事，與《伊尹說》互相影響，互相促成，二者的關系直接而密切。

　　《墨子》中的晏子，更是經過了加工改造的形象，是墨家的傳聲筒。

　　晏子大孔子二十幾歲，是孔子崇敬的人物，孔子曾說：“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論語·公冶長》)《左傳》載晏子言行甚多，是一個崇禮、尚德、具有民本意識的貴族。

　　墨子對晏子也推崇備至，《晏子春秋》保存著兩則墨子對晏子的贊語，如《問上》說：“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失在為己。為人者重，自為者輕。景公自為，而百姓不與，為人，而諸侯為役，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墨家后學身處儒墨相排相斥最為激烈的時代，他們就借晏子之口詆毀孔子。如《墨子·非儒下》借晏子之口誣陷孔子同犯上作亂、不仁不義的白公勝有勾結，為人與白公勝相同。此事之不實顯而易見，《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之楚事在哀公六年，而白公勝與石乞為亂在哀公十六年，時孔子已故。白公勝之亂，在齊景公卒后十二年發生，而晏子之卒更在齊景公之前，晏子生前哪里會預知楚國白公勝之亂，故孫詒讓引蘇時學說：“此誣罔之辭，殊不足辨。”[7]298

　　《非儒下》還說孔子見齊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批評說：“夫儒，浩眉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晏子批評儒家靡財好樂、久喪循哀、弦歌鼓舞、禮儀煩瑣，與《墨子·公孟》篇對儒家的批評如出一轍，所以，《墨子》中的晏子與歷史上晏子本人并不相符，儼然是墨子的化身。《左傳·襄公十七年》記載晏子為父治喪，“晏嬰粗锿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晏子所行子喪父之禮，與《儀禮》中《士喪禮》及《喪服》所述，沒有什么大的不同。楊伯峻說：“三年之喪，周代果有此事。然春秋已不實行，故晏嬰行之。”[15]1034晏子謹守三年之喪，躬行崇喪循哀，他并非如墨家所塑造的非樂、薄葬、反禮之人。所以，《墨子》“說”體中的晏子，乃是經過墨家后學喬裝打扮、改造虛構的人物。

　　晏子是春秋末期齊國著名的賢相，他勤政愛民，廉潔機智，深得時人的愛戴。晏子去世后，有關他的傳聞故事還廣為傳誦，墨家在這些傳聞軼事中發現符合墨家主張的因素，就加以推揚演繹，甚至按照自己的需要，改編虛構晏子的言行事跡，專門來非儒毀孔。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后來也收在《晏子春秋》一書中。《晏子春秋》中表現晏子衣食弊薄、蔽車駑馬等故事，多出墨家之手。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說：“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其言不若是。”[11]114此誠卓識。清人張純一說：“綜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16]1在晏子傳聞的基礎上虛構一些故事，作為論辯之資，墨家的創作，使得《晏子春秋》一書更接近于軼事小說的匯編。

　　墨家后學不僅抬出晏子來打壓孔子，也給孔子編排了許多故事進行污蔑。

　　除了說孔子與白公勝有勾結外，《非儒下》還說孔子一手導演了齊國田氏之亂：孔子未封于齊，遷怒于齊景公和晏子，就讓鴟夷子皮(即范蠡)為臥底，攪得天下大亂，齊、越失國，伏尸無數，種種罪過，皆出于孔子之謀。孫詒讓引蘇時學說：“據《史記》，范蠡之吳后，乃變易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然之吳之歲乃孔子卒后六年，景公卒后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與莊周所言孔子見盜跖無異，真齊東野人之語也。”[7]301《莊子》虛構孔子見盜跖，雖是對孔子的嘲諷，也不乏幽默的因素，其寓言性不言而明，但墨家編造的這些故事，卻有居心叵測的人身攻擊之嫌。

　　當然，墨家對孔子的編排并非憑空虛構，而是充分利用孔子的經歷進行改編虛構。如《非儒下》說：

　　孔某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為享豚，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沽酒，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某曰：“來！吾語汝：曩與女為茍生，今與女為茍義。”孔子平時衣食頗為考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席不正，不坐。生活節儉、衣食樸素的墨家，自然對孔子的這種做派反感之極，故意用其厄于陳蔡時的狼狽來說事，讓孔子罵自己“茍生”、“茍義”，諷刺儒家“饑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則偽行以自飾”的虛偽。這樣的故事，人物真實，孔子厄于陳蔡也真有其事，“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之類的細節的確來自孔子，但總體的情節和對話皆是虛構，雖非有意為小說，現在來看，小說意味十足。

　　墨家首先拉開非儒毀孔的序幕，之后道家、法家等紛紛效仿，以此作為宣傳自己的手段，孔子與儒家受到空前的批判與否定，而孟子正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捍衛儒家學說，維護孔子的至尊地位，孟子責無旁貸，所以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力辟楊、墨，對墨家所杜撰的這些詆毀孔子的故事，也予以駁斥。如《墨子·非儒下》說：

　　孔某與其門弟子坐，曰：“夫舜見瞽叟孰然，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耶？何為舍亓家室而托寓也？”這段文字虛構孔子與其弟子妄議舜與周公。孟子弟子咸丘蒙就曾以此事向孟子求教，孟子說：“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孟子·萬章上》)孟子的辟墨，首先要對墨家虛構的這些故事進行駁斥、證偽，他把這些故事一概斥為“齊東野人之語”，很不屑地揭示出它們道聽途說的小說本質。

　　盡管孟子辟墨不遺余力，但墨家編排的故事，還是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比如《呂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應訓》就有孔子與白公勝的問答，孔子與弟子妄議舜與周公的故事，就被《韓非子》拿來大做文章，其《忠孝》篇說：“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法家對這些故事也深信不疑，還作為批判孔子的口實，足見墨家非儒毀孔的影響之大。

　　先秦的名人軼事小說，圍繞某個歷史人物杜撰一些故事，數量可觀，篇幅短小，情節引人入勝，手法夸張，具有娛樂和教育意義，因多與史不符，被視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孔門弟子子夏稱其為“小道”：“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論語·子張》)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它直接當做孔子的話，用來評價小說家。儒家肯定小說的辨智，其奇足以動人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但因其終非六籍正典之善道，故主張與之保持距離。墨家不僅在這些傳聞中尋求證據，資以為說，而且還參與到名人故事的改編創作當中。小說《伊尹說》、《晏子春秋》的創作與流傳，都與墨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從某一程度來說，儒墨之爭最具火藥味的地方，正體現在對“說”體故事的真偽論辯之上。

　　墨家把名人軼事作為論辯的武器，還加工、改編或虛構一些名人的故事，本出于壯大門派、打壓別人的目的，但在文學上卻引發了戰國諸子軼事小說的創作高潮，之后的《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都不約而同效仿墨家，或采舊說，或創新作，對先秦軼事小說的繁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飾小說以干縣令”(《莊子·外物》)的風氣，實始于墨家。

    四、結語

　　《墨子》“說”體故事中所引諸國《春秋》，與儒家經典中的《春秋》及《左氏春秋》大相徑庭，它們是古代“明神之志”、“天鬼之志”類的志怪野史，是先秦志怪小說的早期作品。以儒家正統眼光來看，顯得頗有“異端”的色彩，但先秦志怪小說的一些片段，卻有賴《墨子》的“說”體而保存下來，后人可以借此管窺先秦志怪小說的內容和風格。

　　對志怪與名人軼事的援引，頗能體現墨家的本色和對先秦小說的貢獻，這些內容被孟子斥為“齊東野人之語”(《孟子·萬章上》)，被荀子定為“淺者之傳，陋者之說”(《荀子·正論》)，但在墨家手里變成論辯的武器。《墨子》開啟了“飾小說以干縣令”的風氣。《墨子》借重名人打壓孔子，用捕風捉影的故事詆毀孔子，這種做法為《莊子》、《韓非子》等發揚光大，成為各家非儒毀孔的常用手段。墨家拉開了百家爭鳴的序幕，也開啟了雜家小說創作的精彩紛呈。墨家本身尚質，不追求文辭的華美動人，但《墨子》對先秦小說的貢獻，卻正體現在其“說”體故事上。

　　戰國百家爭鳴的歷史環境造就了雜家小說的繁榮。《漢書·藝文志》認為小說“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也”，這只揭示了一部分小說的創作情況，也有相當數量的小說是應諸子論辯的需要而創作的，明人胡應麟的“小說，子書者流”[8]374的說法從某種程度揭示了諸子同小說家的依存關系。班固對此認識不足，所以他又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這也是低估了戰國時代小說家的作用和影響，忽略了小說作為諸子論辯的利器的這一事實。從《墨子》說”體與先秦小說的關系可知，戰國諸子同小說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諸子論辯爭鳴的背后，從來沒有離開小說家的身影。

　　注釋：

　　①廖群先生在《“說”、“傳”、“語”，先秦“說體”考索》(《文學遺產》2006年第6期)一文中，認為先秦曾存在一種以講述故事為主旨的敘事文體，被時人稱為“說”、“傳”、“語”，鑒于與小說的關系，故統稱為“說體”。廖群先生把諸子“說”的來源記載稱為“說”體，而本文之“說”體是指諸子“說”中所有的敘事性材料，本文與廖群先生“說”體所指對象稍異。

　　【參考文獻】

　　[1]鄭良樹．韓非之著述及思想[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

　　[2]陸林．試論先秦小說觀念[J].安徽大學學報，1996, (6).

　　[3]向宗魯．說苑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7.

　　[4]徐克謙．論先秦“小說”[J].社會科學研究，1998, (5).

　　[5]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7]孫詒讓．墨子間詁[M].北京：中華書局，2001.

　　[8]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M].北京：中華書局，1985.

　　[9]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1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13]王恒展．《墨子》與中國小說[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 (3).

　　[14]羅國威．《冤魂志》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2001.

　　[1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6]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M].諸子集成(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