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始祖源于商丘

　　閼伯臺的南面是華商文化廣場，它坐落在商丘古城西南一公里多，和閼伯臺、花戲樓在一條中軸線上，是現代商丘人建的廣場。

　　華商文化廣場是為紀念華商始祖王亥所建，占地80余畝，由南大門、商海、商字廣場、拜臺、商祖殿五大部分組成。大門由三個甲骨文“商”字組成，因商丘是商族、商人、商都的發源地，故譽此門為“三商之門”。高達15米的“三商之門”不僅設計新穎，獨具匠心，而且氣勢磅礴，雄偉壯觀，三只3.5 米～5米高的玄鳥騰空而起，預示著商人在騰飛，商業在騰飛，商丘在騰飛。三商之門兩側鑲嵌著八個金光閃閃的鎦金篆字“商祖圣地，三商之源”，同時還置放著一對紅石雕刻的臥牛。因為王亥最初經商是從牛開始的。

　　走進三商大門，便踏上了“富商大道”。大道從三商之門直達拜臺，寬9米，長198米，中間5米寬的幣道由青石刻成的各種錢幣鋪成，從夏商周至元明清，數千年的錢幣組成的圖案共19組，有錢幣260余種、4600余枚，堪稱中華錢幣的一部通史。

　　富商大道穿過的石橋，名曰“富商橋”。橋橫在商海之上，商海由兩個元寶形的水池聯結而成，長100米，寬30余米，深1.5米，面積3000多平方米。富商橋兩側各有一個馱元寶的石刻神龜，商海南岸的橋頭上有一對栩栩如生的石刻綠色“金蟾”。金蟾又名蟾蜍，是月宮中的神物，它身背一對天真調皮的小金蟾和串串金錢，口銜巨幣，憨態可掬。

　　商海北岸有兩枚高達6.6米、厚0.5米、重4噸的特大錢幣，一枚是春秋時的布幣，一枚是北宋時期的錢幣。

　　過富商橋便進入商字廣場。廣場呈正方形，邊長90米，面積達8100平方米，可容納萬人集會。廣場由天然紅沙石鋪成，紅沙石上刻有甲骨文、鐘鼎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名家書寫的“商”字1.977萬個，廣場兩側還有6個直徑5米多的大“商”字。

　　商字廣場北側，有長27米、寬18米、高2.7米的拜臺。拜臺上有高10多米的華商始祖王亥銅像。王亥身材高大，英俊瀟灑，既有王者氣度，又有商祖風范。仰觀圣像，令人肅然起敬。圣像下有2.7米高的像座，像座陽面鐫刻著“華商始祖王亥”的名諱；陰面鐫刻著王亥生平事跡；左右兩側鐫刻著《王亥業績圖》浮雕，浮雕再現了數千年前王亥的業績。

　　據《竹書紀年》記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相土是閼伯之孫，昭明之子。昭明曾遷于砥石（今河北境內），帝相十五年（前2019年），相土又從砥石遷回商丘，并在當年發明了馬車，開始馴馬，供人使役。

　　相土時，商部落的畜牧業已相當發達，武力也比較強盛。所以，相土當部落首領時，乘夏王太康失位對東方無力控制之機，迅速擴展了自己的勢力。相土以商丘為中心，把勢力伸展到黃河下游的廣大地區，又在泰山附近建立了“東都”。其后裔在追頌相土的功績時說：“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詩經·商頌·長發》）可見當時相土的活動范圍已相當大，并同海外有了聯系。相土的三世孫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國語·魯語》記載：“冥勤其官而水死。”《竹書紀年》也記載：“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冥是像大禹一樣的治水英雄，并為治水而獻身，后來受到隆重的祭祀。冥子王亥是一位比冥更有作為的偉大人物，他不僅幫助冥治水屢立功勛，而且還發明了牛車，馴牛為人使役。這便是《管子·輕重戊》中“立皂牢，服牛馬，以為民利”的記載。 “皂”是喂牛馬用的槽，“牢”是養牛羊的圈。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就是馴養牛馬，作為運載的工具，這說明他們很早就過渡到定居放牧的生活。由于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商部落很快強大起來，他們生產的東西有了過剩，于是王亥就率隊用牛車拉著貨物，趕著牛羊到外部落去交易，外部落的人便稱他們為“商人”。 “商人”這一名詞便源于此，一直沿襲至今。王亥最遠的一次交易是到黃河以北的有易氏。據《竹書紀年》記載：“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王亥最后一次經商，是到黃河以北的有易氏。有易氏的首領綿臣見財起意，殺害了王亥。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向王亥的兒子上甲微訴說了此事。上甲微悲憤交加，興兵討伐有易氏，奪回了被搶去的貨物牛羊，殺掉了綿臣，為父王亥報了仇。

　　據史書記載，從相土自砥石遷回商丘，至相土四世孫王亥，他們一直定居在商丘，所以，商丘是商人、商品、商業的發源地。

　　火文化史貫穿商業史

　　公元前1600年，商湯十一戰而滅夏，定都亳（今商丘古城東南一帶）。從商湯定都亳，至商湯五世孫中丁遷？（今鄭州），在商丘建都160年。商湯九世孫盤庚自盤庚十四年（前1306年）從奄（今山東曲阜）遷往北蒙，即今商丘，直至商湯十三世孫武乙于武乙三年遷往安陽小屯，又在商丘建都145年。殷商先后兩次在商丘建都長達305年。

　　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稿》中寫道：“商朝同它屬下的方國，并通過這些方國同更遠的地區都有經濟和文化的交往聯系。商代遺址出土的龜甲、鯨魚骨、鱘魚骨、海貝、玉石等，有的產于東海和南海，有的產于西北。這些都是商朝通過交換或納貢方式得來的，說明商朝的影響遠遠超出其統治區域。”因此，《詩經·商頌·殷武》中曾歌頌道：“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由此可見商朝國勢之強大。《中國史稿》中還寫道：“商朝具有相當發達的文明。奴隸制擴大了農業、手工業和畜牧業之間的勞動分工，促進了商品交換……”“隨著農業、手工業和畜牧業之間的分工，以及各產業部門內部的分工日趨鞏固和加強，商品的生產和交換在商代取得了顯著的發展……商王和貴族經常以貝賞賜給臣下僚屬，貝在當時起著貨幣的作用。商代的貝以 ‘朋'為單位，原意為項飾，每朋是串起來的十個貝。到商代后期出現了銅貝，是我國最早的金屬貨幣。”

　　“出土的大量文物證明，商代的青銅工藝技術已達到相當純熟的地步。青銅器的種類有20余種。在商代，鐵的使用已經開始，制陶也有專門作坊。商代的骨器業，包括骨、角、牙、蚌器，都很發達，玉石工藝具有很高水平。漆器在商代已經出現，皮革、紡織、竹木、舟車、建筑等手工業無不具備，見于文獻記載的，如陶工、推工、旗工、繩工、酒器工、馬纓工等，應有盡有，充分說明手工業之發達。”尚起興先生說。

　　公元前1039年，紂王之兄微子啟被封于宋，建都商丘。商丘居于東方，按八卦來說東方屬木。商丘又主火，木生火。之所以名為“宋”，意思是說殷商后繼有人，殷商的事業像火炬一樣會愈燃愈旺。

　　微子啟是一位賢明圣君，曾被孔子譽為“殷之三仁”之首。微子啟回到祖居地商丘任國公，惠愛黎民，深得百姓的愛戴。當時，宋國為一等封國，并有 “八水出宋”，交通十分便利，宋國人又有祖傳的經商之道，所以，當時宋國的商業很發達。據史書記載，中國最早的海關稅就是源于春秋時的宋國。宋國人深深懂得無商不富的道理，因此，對手工業者和商人一直是尊重和保護的。

　　《商丘縣志》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說的是楚國士尹池出使宋國，宋國太宰子罕設家宴招待他。士尹池見南面鄰居的墻彎彎曲曲，深入到子罕的院子里，西面鄰居家

　　的水從他房前流過，問其故。子罕說：“南家工人也，業鞔，使徙之，恐人不知其處，不獲食其業；西家高，而利吾宮之卑，故不禁也。”也就是說： “南邊這家是制鞋幫的，如讓他遷走，怕客戶找不到他，他就會失業沒飯吃。西邊這家地勢高，我家地勢低，這樣便于他家排水，所以我不能禁止。”士尹池回到楚國，楚王正想出兵伐宋，士尹池說：“宋不可攻也，其主賢而相仁。”楚王遂罷兵。

　　宋國還曾出現過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商人范蠡。范蠡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越國大夫，助越王勾踐滅吳后到齊國經商，不久“財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后棄官定居到宋國的陶（今山東定陶西北），自稱“朱公”，人稱“陶朱公”。他將用兵之道用于商戰，成為富翁，人稱“陶朱之富”。他還把經商之道總結成了經商理財十八法。范蠡為什么不在越國和齊國經商，而偏偏定居到宋國的陶來經商，應該說與宋國尊商、重商和寬松的政策有很大關系。

　　到了漢代，商丘稱睢陽，是梁國國都。特別是梁孝王劉武時，梁國“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余城，皆多大縣”，“居天下膏腴地”。梁孝王是竇太后最寵愛的兒子，在“平定七王”之亂時梁孝王立了大功，戰利品與其皇兄景帝劉啟平分，賞賜不可勝數。“于是孝王筑東苑，方三百余里，廣睢陽城七十里，自宮為覆蓋，連屬于平臺三十余里。”東苑又稱梁園，其規模比其皇兄的上林苑還大三分之一，居天下之冠。所以，睢陽便成了商人和文人墨客無比向往的大都市。

　　兩漢之后，歷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唐，商丘一直是名城大邑，其商業之發達雖不及兩漢鼎盛，但在全國也居舉足輕重的地位。

　　北宋時的商丘稱應天府、南京，居陪都地位。因趙匡胤發跡于商丘，所以北宋趙氏王朝祖殿——三圣殿建于商丘。三圣殿中的圣像是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和他們的父親趙宏殷。由于商丘的特殊地位，當時商丘的繁華和商業活動不亞于東京開封。據宋人《王文正筆錄》云：“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技之妙，冠于當時……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伙，娼（倡）優雜戶，厥類亦眾。”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初一，高宗趙構建都于商丘，商丘由陪都變為首都，其經濟之發達，商業之繁榮，居全國之首。

　　“從王亥經商開始至今已3800余年，言商、尊商、重商一直是商丘人的傳統美德。商業在商丘一直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并多次出現鼎盛，影響海內外。所有這一切，都與火文明在這里的源頭地位密切相關，火文化史貫穿了商業史。”尚起興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