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續修陜西通志稿》卷一九九，記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陜西自燃火：“省東西各縣春夏之交孽火時作，或睹火球飛空，或聞其聲嘻，出移時場中麥積火起，損失甚多。”

　　古文獻也記載了很多由大風引起的火災。

　　《唐書·五行志》記唐廣德元年（763年）湖北風火：“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余家，死者數千人。”

　　《晉書·五行志》記寧康元年（373年）河南風火：“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

　　清乾隆《盛京通志》卷十一記明天順元年（1457年）遼寧風火：“三月五日，無云而晦，西南風聲如雷，屋瓦皆飛，揚沙拔木，西關火起，延燒居民房屋及東北古廟，松榆數百殆盡……”

　　地震是一種常見的自然現象，大震來臨時也會引起火災。

　　《玉堂芝談薈·地日夜九震》中記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山西地震引起火災：“太原地大震，凡四十余日。又震烈壞民居舍，火從裂地中出，燒殺數萬人。”每一次大的地震都會引起火災。

　　另外，隕石、流星雨也會造成火災。

　　《隋書·五行志》記陳禎明二年（588年）江蘇因隕石起火：“五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

　　《夢溪筆談》卷二十記宋治平元年（1064年）江蘇隕石引起的火災：“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

　　清光緒《江西通志》卷九十八記明正德八年（1513年）江西隕石引起大火：“夏六月辛酉，豐城縣西南連隕火星，如盆如斗，既而火作，至七月初始熄，燔二萬余家。七月甲申龍泉有赤彈二自空隕于縣治，形如鵝卵躍入民居相斗久之，戊子火隕龍泉縣四千余家。”

　　清光緒《廣州府志．雜記四》記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廣東流星雨引起火災：“戊申九月，夜有星如珠，長丈余，數十小星隨其后，自北而南，熒熒然有聲，月色為其所掩。或以為彗星，或以為火星。是年會城多火災，而南岸尤甚。”

　　古人已懂得防火滅火

　　長期以來，怎樣防火救火，一直是人們研究的課題，其中建立消防法規，就是一項。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各個時期都有“以法治火”的法規法典。雖然這些法規法典中多是對違法造成火災者的刑罰，但對于防范自然火災也同樣是有用的。

　　在周代設立了掌管防火滅火的“火官”，頒布了“火禁”。《周禮·秋官·小司寇》記有司繺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即防火人員手搖木鈴，提醒居民防止火災。至此成為習俗，直至明清。在西晉的《晉律》和南北朝時的《大律》中均有《水火篇》，《唐律》中更有比較完備的防火法規，宋代還制定了軍隊救火的規定。在元代，對日常防火規定：“諸城郭人民，鄰甲相保，門置火甕，積水常盛，家設火具，每物須備”，“凡救火之具不備者罪之”。明代的《大明律》和清代的《大清律例》均有對“失火罪”和“防火罪”的處罰條款。

　　法規之外也有完備的消防機構。官辦的消防機構，在周代已有，宋代稱為防隅、潛火軍，元代、明代稱救火兵丁，清代稱防范火班，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有了消防隊。

　　《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汴京消防機構的工作情況為：“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房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在“高處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每遇火發撲救，須臾便滅”。這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消防專職部隊。據《夢粱錄》記載，趙構遷都臨安后，“官府坊巷，近二百步，置一軍巡鋪”，街道上主要地段都設有防隅官房，建望火樓二十多處。臨安全城的“防隅巡警”有2300人之多，這使消防機構更加完善。

　　據史料記載，我國第一支消防警察部隊建于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天津南段巡警總局設消防隊。這以后，北京、哈爾濱、保定、南京、昆明、廣州、沈陽、長沙等地也相繼建立了消防隊。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下設消防處，由“統帶”管轄。當然他們的職責是保障皇家的安全，主要駐守在皇宮、頤和園等處。

　　民間的消防組織，有“水龍會”等，這是由商家自發組織的群眾性消防組織，負責籌集消防資金，購置和管理消防器材，組織開展各種消防活動。據《休寧縣志》卷三十二“民俗·廟會”中記載，每年“農歷四月初十，安徽休寧縣萬安鎮舉行廟會，在水龍廟前演戲三天，以祈禱免火災，保平安，水龍廟內置各種消防器械”。水龍廟會由水龍會組織。廟會期間，把水龍廟里的大小水龍、水槍及其他器材全部在外展示，而各商號自備的小水龍、水槍等各種滅火器材也拿出來展示，并進行演習競賽活動，達到了宣傳防火知識，提高防火意識的目的。清光緒二年（1876年）立于萬安鎮的《復辦水龍碑志》記載了集資辦消防和置辦消防器材的情況。

　　“降災在天，防患在人”。我國古代，在防火滅火方面，積累了不少具體有效的經驗。

　　《漢書·五行志》記：“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涂大屋，具綆缶，備水器，蓄水潦，繕守備，表水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眾官，各慎其職。”也就是說在沒有發生火災之前，把易燃的小屋拆除，用泥來封不宜拆除的大屋，以阻隔火勢。準備好裝土的工具草籠、繩索、貯水的器物和滅火的水、沙土。發生火災時，調集官府勞役和郊外之民，趕去救火。足見先秦時期已有防火滅火的具體措施。

　　防火墻是古代一種行之有效的防止火災蔓延的措施。在甘肅省發掘出土的一座建于漢代的大型糧倉遺址，四周的墻以夯土構筑，最高處達6．7米，倉庫內還有兩堵南北向的墻，厚達1．5米，把倉庫隔為三間，每間面積616平方米。這是我國考古發現最早的防火墻。在歙縣《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記》中記載當時的徽州太守何歆創修封火墻一事：“吾觀燔之勢，未有能越墻為患者。降災在天，防患在人。治墻，其上策也。五家為伍，甓以高垣，庶無患乎”。康熙《徽州府志·名宦》中對何歆這一防火

　　措施也有記載：“乃下令：郡中率五家為墻。里邑轉相效，家治崇墉以居，自后六七十年無火災，實輒易滅，墻巋然。”

　　封火墻可以封閉火勢，阻止火災蔓延。這樣的墻在徽州城鄉建造了數千道，一直沿用至今。《廣西通志·祥異》記載：明嘉靖九年九月，廣西梧州大火。第二年，知府請提督“筑一火墻，以防火患，民甚賴之”。《南平縣志》也記載明萬歷年間兩任郡守兩次令當地富戶捐獻銀兩，共建九座防火墻。這種防火墻發展到后來，出現了每家每戶獨立建造的形式，有“五岳朝天”型、“雀尾式”、“哺雞式”、“馬頭墻”、“屏風墻”等。

　　古代在城市規劃時，非常注重水源問題。這不僅是生活的需要，也是保證消防用水的需要。

　　我國古代已有滅火工具

　　所有防火的完成，需要準備完備的滅火器具。

　　據《通典》載：“以粗竹長一丈，鎪去節，以生簿皮合縫為袋，水三四石，將筒置于袋內，急縛如濺筒。”“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滅火。”這是唐代的滅火器。

　　到了宋代，滅火器具又不斷創新。《武經總要前集》載有“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為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于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還有水囊，“如一囊，以豬牛胞盛水”；唧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水桿，自竅唧水”；麻搭，“以八尺桿系散麻二斤，蘸泥漿皆以蹙火。”這些水袋、水槍、滅火棒是當時有效的滅火器具。

　　明清時期，在宮中設了貯水的大缸，以備滅火之用。據《大清會典》記，紫禁城內曾設有308尊大缸。有銅鎏金吉祥缸、燒古青銅缸和鐵鑄大缸三種，其中銅鎏金吉祥大缸高1．2米，直徑1．63米，每尊可貯水3000多升。

　　清代宮中的防范火班又稱機桶處，機桶處又稱“水龍”，下裝四個輪子，是當時較為先進的救火器具。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與滅火有關的裝備。北宋時，蘇軾曾先后任杭州通判和太守，建立了時稱“潛火隊”的消防隊，配置的滅火器材有棚索、斧、鋸、旗號、火籠、火背心等。明代，杭州官府的防火鋪配置有水桶、云梯、火鉤等。至清光緒時，藤斗水槍已發展成“水銃”，還有抬龍、吊桶及梯子、警鈴、撓鉤、刀斧、扛索、燈籠和專用號衣、號帽等消防裝備。光緒十三年（1887年）的杭州織造署經朝廷批準，購置了洋式水龍，從人力出水至后來馬達發動出水，稱“機龍”。這些消防機構和消防器材，雖然現在看來比較落后，但為今天的消防工作積累了大量有效的經驗。

　　火的利用除了給人類帶來溫暖與光明，有時也會帶來麻煩甚至災難。在我國，很早就有防火法規和消防機構，一些建筑物上也配套建有防火設施。圖為商丘閼伯臺的古老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