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傳古洞，嚴冬雪擁神光膝；面接嵩峰，靜夜風聞子晉笙。”

　　這副對聯，和尚“神光”與神仙“子晉”對仗——“子晉”是“升仙太子”王子晉，“神光”是“立雪斷臂”、求法初祖達摩的禪宗二祖慧可。

　　這對聯，不在別處，恰在嵩山少林寺。

　　也許大家到過少林寺，不曾留意這副對聯。

　　古柏掩映下的山門廣場，也就是山門之前，東西兩側，各有一坊，青石材質，南北縱列，宛若從東、西兩個方向步入少林寺的名副其實的“山門”。石坊形制相若，雕梁畫拱，明代徽王府（府第在今禹州市）捐建，通高5．9米，坊柱間距，都是3米。

　　東石坊東面（外側）橫額刻寫“祖源躄本”，兩柱東面（外側）鐫聯：“地在天中，四海名山為第一；心傳言外，十方法教是初元”。東石坊西面（內側）橫額刻寫“跋陀開創”，其下坊柱，空白無聯。“祖源躄本”與“心傳言外”等，說的都是達摩與他開創的禪宗法教；“跋陀開創”，所言為嵩山少林寺的開創者乃天竺（印度）高僧跋陀。

　　西石坊東面（內側）橫額刻寫“大乘勝地”，兩柱東側（內側）對聯是：“心傳古洞，嚴冬雪擁神光膝；面接嵩峰，靜夜風聞子晉笙”。西石坊西面（外側）橫額刻寫“嵩少禪林”，兩柱西側（外側）有聯：“雙雙玉井，碧澄冷浸千秋月；六六玄峰，翠聳光連萬壑云”。“雙雙玉井”，說的是少林寺常住院西南少室山陰缽盂峰上二祖庵院四角各有一井，即“苦、辣、酸、甜”四井；“六六玄峰”，所言乃少室山共有六六三十六峰。

　　東石坊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西十坊建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東、西二坊內、外橫額，即“祖源躄本”等四橫額正中，皆鐫徽王篆書方章“徽國之章”。

　　之所以�筻逻@個，在于歷時１２年才建成的兩個石坊上，出現“子晉”：除卻狀寫嵩山人文地理，石坊之文涉及人物，只有禪宗初祖達摩、二祖慧可、少林寺開創者跋陀，道家升仙太子子晉。

　　王子晉是道家神仙，卻與少林寺列祖列宗“同居尊位”；面對跋陀，徽王乃至當時的少林寺只說是個史事，不再多言，“跋陀開創”之下，無聯無語。而對“子晉”，徽王乃至當時的少林寺，心懷尊崇乃至向往——“大乘勝地”橫額，就是“靜夜風聞子晉笙”。

　　在嵩山，王子晉與他的緱氏山，可謂“處處顯靈”。

　　除嵩山太室中峰下“白鶴觀”相傳是子晉修真之地外，中岳廟也傳說他在該廟所在之地升仙；立于嵩陽書院、通高９米的嵩山第一碑——“大唐嵩陽觀紀圣德感應之頌碑”，則記述了唐玄宗為求長生不老，命嵩山道士孫太沖在嵩陽觀（后嵩陽觀由道觀改為儒家嵩陽書院）、緱氏升仙太子廟煉丹的史實。該碑乃當朝宰相李林甫撰文，書法名家徐浩書丹。

　　作為禪宗祖庭，嵩山少林寺與升仙太子似乎頗有“緣分”。早在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１１０１年），少林寺就曾在寺內立碑，鐫刻宋代文人樓異撰寫的《少室三十六峰賦》（今存）與《太室二十四峰詩》（已失）。盡管詩碑已毀，《太室二十四峰詩》之《子晉峰》詩卻留了下來：

　　當年會悟境中形，道骨仙氣擬紫清。

　　二十四峰明月夜，玉笙須向揖仙聽。

　　沒有子晉與他的笙歌，嵩山的夜、嵩山的月、嵩山的人乃是嵩山的道士與嵩山的和尚，也許會很寂寞……

　　至于當下，子晉與他的笙歌，也就是一聊勝于無的傳說耳。

　　蔡邕撰書《王子喬碑》

　　緱山，是座土丘，一個偶爾也會露出些許石頭的土丘。

　　這樣的山，也許誰稍一沖動，就能堆一座。而放在地殼運動中，緱山更算不上什么造化。

　　但是，這樣的緱山卻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中，占有“一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體例最為完整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類書，也是中國銅活字印刷史上印制最為精美的代表之作；編纂始于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年），印制完成在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康熙欽賜書名，雍正御筆題序頒布。

　　“全書分６匯編、３２典、６１１７部，舉凡天文地理、人倫規范、文史哲學、自然藝術、經濟政治、教育科舉、農桑漁牧、醫藥良方、百家考工等，萬象并有，圖文并茂。”偃師市商城博物館前館長王竹林先生說，“在該書６１１７部中，其中就有‘緱山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緱山部》。”

　　在緱山，東漢學者、書壇宗師蔡邕撰寫、書丹的《王子喬碑》已經遺失。所幸碑文有存，收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緱山部》。《王子喬碑》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于何代……初建斯城，則有斯丘。傳承先民，曰王氏墓。紹胤不繼，荒而不嗣，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洎于永和之元年冬十有二月，當臘之夜，上（墓上）有哭聲，其音甚哀，居者往聞而怪之，明則祭其墓察焉。洪雪下，無人蹤。見一大鳥跡，有祭祀之處，左右咸以為神。其后有人著絳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禿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墓前樹也（別在墓前采樵）。”須臾，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熙，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征。乃造靈廟，以休厥神。于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歷丹丘（丹田）。其疾病�●┱撸�靜躬祈福，即獲祚；若不虔恪，輒顛踣。故知至德之宅兆，實真人之先祖也。

　　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致祀，祗懼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儀，以為神圣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后世，是以瀨鄉（今鹿邑）仰伯陽（老子，字伯陽）之蹤，關民（函谷關百姓）慕尹喜（老子學生）之風，乃與長史邊乾，訪及士隸，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俾志道者，有所覽焉：

　　伊王君，德通靈。含光耀，秉純貞，應大道，羨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云霄，浮太清。乘螭龍，載鶴襬，戴華笠，舊金鈴。揮羽旗，曳霓旌，歡罔極，壽億齡。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闋，發丹情。存墓冢，舒哀聲。遺鳥跡，覺舊城。被絳衣，垂紫纓。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咸怖驚，修祠宇，反幾筵，饋？進，甘香陳。時傾顧，馨明？，匡流祉，熙帝庭，�贪顕�，相黔民，光景福，耀無垠。

　　就在延熹八年（１６５年）蔡邕奉命撰寫《王子喬碑》時，漢桓帝亦令著名學者邊韶（當時擔當老子故鄉行政長官）撰寫《老子銘》碑，刻立在梁郡蒙縣（今河南商丘市北）。《老子銘》云：

　　厥初生民，遺體相續，其死生之意可知也。或有浴神不死，是謂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觸類而長之。以老子離合于混沌之氣，與三光為終始。觀天作讖，□降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矩三光，四靈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蟬蛻渡世，自羲農以來，世為圣者作師。

　　《老子銘》碑是現存最早的、有關國家祭祀老子的實證。學者也多據此以為，老子此時已經開始被好道者所神化，而逼近道教主神太上老君矣。

　　倘若將延熹八年蔡邕撰寫的《王子喬碑》與邊韶撰寫的《老子銘》互為參照，《王子喬碑》所言“于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歷丹丘……是以瀨鄉仰伯陽之蹤，關民慕尹喜之風……德通靈，含光耀，秉純貞，應大道……”云云，至少能夠說明：在時人乃至皇帝心中，那時老子并非唯一值得祭祀乃至尊奉的道之圣者——何況蔡邕撰《王子喬碑》，邊韶作《老子銘》。

　　只是當下熱捧老子思想，不再從學子晉飛升罷了；看重桓帝對老子的祭祀，忽略桓帝對王子喬的祭祀罷了。

　　其實，南北朝南朝道教領袖陶、茅山道祖師弘景撰寫《真靈位業圖》，將神仙分為諸多等級（所謂“雖同號真人，真品乃有數；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級千億”），其中王子晉乃是“二級神仙”，老聃（老子）乃至尹喜、黃帝、顓頊、帝嚳、帝舜、夏禹等，則為“三級神仙”。

　　王子晉“流行”在東漢一代，與“讖緯”之學密不可分。

　　“讖緯”之學在東漢被視為內學，尊為秘經。因迷信成分太多，魏晉之后，日漸衰落；南朝劉宋，特別是隋朝之后，讖緯之書遭到查禁。

　　所謂“讖緯”，是“讖”與“緯”的合稱。“讖”是秦漢間的巫師、方士編造的預言吉兇的隱語，并以此作為上天的啟示，向人間昭示未來吉兇禍福、治亂興衰——如“亡秦者胡也”等。“緯”即緯書，是漢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編造的依附于“經”的著作，東漢流行的“七緯”，即《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和《春秋緯》等，皆以迷信方術、預言附會儒家經典。

　　讖當源出先秦，緯則晚出，通常以為始見西漢。之后，讖、緯逐漸合流，自東漢初年始，“讖緯”大盛，影響了整個東漢時期。

　　“讖緯”是東漢統治階級的工具——既然桓帝尊崇、神化王子晉、老子、尹喜等，那么張道陵自然可以借勢，拿來創建自己的“五斗米教”，即道教。

　　張道陵創立道教，正是以老子的《道德經》為理論依據，以王子晉升仙傳說作為白日飛升的終極理想。

　　張道陵曾在中岳嵩山中峰之下的石室“承天谷”修道９年。“承天谷”與子晉修道之所“白鶴觀”同在中岳嵩山中峰之下，王子晉鶴游嵩山，張道陵四川鶴鳴山創教，當不只是一種歷史巧合。

　　緱山隱居《漢書》宗匠

　　子晉成仙，是嵩山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的結果。

　　浮丘公何許人也？早該交待，只因他實在模糊不清，權且借明朝《嵩書》作個交代——

　　浮丘公，姓李，居嵩山。修煉白日飛升。周靈王時，接引太子晉往來嵩山。今太室有浮丘、子晉二峰，皆因之得名也。世傳其《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又所著有《相鶴經》。

　　《相鶴經》云：鶴者“陽鳥（與日進退，隨陽之鳥）也，而游于陰”。“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壽不可量。”《淮南子》注：“鶴壽千歲，以極游。”

　　這些說法，也許能回答素信神仙的唐末大將、詩人高駢的疑問：“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

　　一般而言，子晉吹笙，而不是簫。笙、簫盡管相若（早期都是成排竹管、骨管或玉管的管樂），畢竟還不是一回事兒。高駢也許沒有弄清子晉笙、簫，忽略了子晉實是因了仙鶴，才能白日飛升的。

　　其實，一切自有因果。

　　漢代《古詩十九首·之十》《迢迢牽牛星》曰：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就在牽牛織女“培養感情”，尚未“仙話”時，神仙子喬已讓人覺得不能“追趕”。

　　《古詩十九首·之十》《生年不滿百》曰：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后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魏晉之后，“讖緯”之學式微，緱山迎來了“《漢書》學者”包愷與“騎牛讀漢書”的李密。

　　魏征《隋書》云：“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蕭該）、包二人為宗匠。”

　　“騎牛讀漢書（牛角掛書）”，則典出隋末瓦崗軍首領李密騎牛前往緱山求學包愷。《新唐書·李密傳》云：“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

　　李密邊趕路邊讀《漢書》，恰巧遇到騎著快馬的越國公楊素。

　　李密的好學與談吐感染了楊素。回家后，楊素對兒子楊玄感說：“李密在你兄弟之上，將來有事，可與他商量。”

　　大業九年（公元６１３年）李密參與楊玄感起兵反隋。楊玄感兵敗被殺，李密逃亡入瓦崗軍，并發布討伐隋煬帝檄文：“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罄竹難書”，典出在此。

　　隋唐時期，對于古籍的整理與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經”、“三史（《史記》、《漢書》、《后漢書》）”。就“三史”而言，以《漢書》地位最高，《史記》最下——這是南北朝以來揚班（班固）抑馬（司馬遷）的延續。當下也有學者認為，隋唐“三史”之學，當以《漢書》研究風氣最盛，《史記》次之，《后漢書》居末。統而言之，隋唐時期，“三史”之學已經取代“讖緯”之學，《漢書》研究是當時最為耀眼的“顯學”。

　　“《漢書》學者”，一代“宗匠”包愷治學緱山，是緱山之幸。

　　這種幸運，也許因為緱山坐落在京都洛陽與中岳嵩山間的古道上，也許因為子晉在緱山升仙。

　　這種賡續，似不合邏輯，實有邏輯存焉。（原標題：“緱山仙蹤——‘吾愛王子晉’”系列之三　誰曾“風聞子晉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