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緱山之巔的“升仙太子之碑”    

    武則天與她的夫君唐高宗李治合葬在陜西乾陵。

　　乾陵甬道兩側，有兩通渾雄巍峨的巨碑對稱相峙：甬道之西，“述圣碑”歌頌李治功績，武則天撰，唐中宗書；甬道之東，“無字碑”無言而記一代女皇武則天。

　　碑已立起，為什么偏偏空無一字？

　　在今天這個什么都可以拿來炒作的時代，“無字碑”已經被炒作成了“千古之謎”。

　　既然我們已經制造了一個“千古之謎”，那么大學者小專家乃至頑夫愚婦，就得前仆后繼地站將出來，破解這個“千古之謎”，攻克這個千年難題。

　　歸納起來，“謎底”約略分為四大類：

　　一、武則天以為自己德大功高，語言文字不能頌記，小小墓碑難以承載自己的不世之功。

　　二、武則天自知罪孽滔天，無功可記，無德可載，與其貽笑后世，不如一字不鐫。乃至某些頂級隋唐史亦云：“即使撇去私德不論，總觀其在位廿一年實際，無絲毫政績可記”。

　　三、武則天知道朝野對自己的一生會有各種各樣的評價，碑文寫好寫壞，都是難事，因此立下“無字碑”，交由后人評說。

　　四、武則天生前沒有考慮自己的碑文問題，立“無字碑”，乃是他的兒子、唐中宗李顯的一種主張。李顯雖是武則天親生兒子，卻長期生活在母親的淫威下：當初登基，不到一年就被武則天廢黜，貶逐出京；再任皇帝，李顯既不能公開仇視母親，又不愿為母親歌功頌德，是故立了無字之碑。

　　除此之外，還有人以為：“無字碑”就是“功德碑”；武則天立下此碑，就是要這么酷地為自己樹碑立傳、歌功頌德。

　　幾乎都在主觀臆斷。

　　武則天是位善于立碑、善于自我表達的主兒，從她在嵩山地區留下大量碑刻，可窺一斑。更何況，武則天駕崩后，碑如何去立，字刻與不刻、刻什么字，都與她本人無關——不要忘記，她是一位被趕下臺的皇帝；按照古制，神功圣德之碑，亦為嗣君所為。

　　因此，一、二、三之說基本可視為三類“忽悠”。

　　武則天駕崩后，中宗命令國子監司業崔融撰寫《則天大圣皇后哀冊文》——也就是中宗在追悼會上要親自宣讀的悼詞。崔融以神來之筆撰寫《則天大圣皇后哀冊文》，頌其“英才遠略，鴻業大勛，雷霆其武，日月其文”；寫到她的駕崩，則云：“出國門兮林邱，覽舊跡兮新憂。具物森兮如在，良辰闋兮莫留。當赫曦之盛夏，宛蕭瑟之窮秋。山隱隱兮崩裂，水洄洄兮逆流。嗚呼哀哉！”

　　崔融為報武的知遇之恩，撰寫此文，殫精竭慮。加之哀傷過度，絕筆而死，為女皇一生留下“千古絕唱”。

　　從中宗選擇撰寫悼詞之人與撰寫而成的悼詞內容來看，第四種解讀，即中宗不想為母親歌功頌德，故而立下“無字碑”，亦無道理可言。

　　功德之碑，是蓋棺論定——左右蓋棺論定的，當是當時的政治形勢。

　　神龍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二，張柬之等趁武則天年老病危，發動政變，擁立中宗復位；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武則天歿于洛陽上陽宮仙居殿，享年82歲，“遺制：纎廟、歸陵，令去帝號，稱則天大圣皇后……”神龍二年（706年）正月二十一，中宗護母親靈駕還京（還都長安）；五月十八，《則天大圣皇后哀冊文》與則天遺體安奉乾陵……

　　在那多事之秋，有關武則天“功德碑”（立在乾陵之前昭示當下千秋，自不像哀冊文埋于陵墓那樣瞬間了斷）的問題，當然是最為敏感的天大問題，是中宗一朝的最大政治。

　　“無字碑”不是什么“千古之謎”，只是當時政治的必然產物，是“倒武”與“護武”雙方政治力量角逐下的蛋。

　　盡管決策者是中宗，但中宗未必不想為母親武則天勒立功德之碑。

　　于是，中宗與他的弟弟相王李旦，把目光落在“升仙太子之碑”。

　　“升仙太子之碑”上，寫著中宗與他的弟弟相王李旦，本想刻在乾陵“無字碑”上文字……

　　一種置換：“升仙碑”與“無字碑”

　　神龍二年（706年）五月十八，《則天大圣皇后哀冊文》與則天一起安奉乾陵。

　　神龍二年八月二十七，中宗之弟、相王李旦（即中宗之后的睿宗皇帝）在“升仙太子之碑”碑陰上“刊碑刻石”——

　　大唐神龍二年歲次景午水捌月

　　壬寅金朔二十七戊戌木開府

　　儀同三司左千牛大將軍上柱國

　　安國相王旦奉制刊碑刻石為記

　　“記”的后面，還刻有21行12位相王府從官銜、名，他們都是參次緱山“刊碑刻石”行動的大唐高官。

　　中宗李顯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二復位，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武則天歿于洛陽上陽宮仙居殿；神龍二年（706年）正月二十一，中宗護則天靈駕還京；五月十八，《則天大圣皇后哀冊文》與則天一同安奉乾陵；八月二十七，中宗命令相王李旦“刊碑刻石”，在緱山“升仙太子之碑”碑陰“背書”。

　　相王李旦率領一隊官員，當此政治動蕩、其母剛剛下葬之際，浩浩蕩蕩開到緱山，難道只是為了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碑陰，“背書”一下？

　　顯然不至于如此單純簡單。

　　“刊碑刻石”之“刊”，字選得就相當“復雜”，饒有味道。

　　“刊”有“刊削”、“刊定”的雙重詮釋。

　　先說“刊削”“升仙太子之碑”。

　　既然“刊削”，那么“刊碑刻石”，當為鑿去碑上原來存在、當時不需要的文字，刻上新的題記。

　　鑿去的內容是什么呢？李顯、李旦這對難兄難弟，為什么非要鑿去這些內容呢？

　　專家研究碑陰鑿痕以為：在圣歷二年（699年）著名書法家鐘紹京所題十位“諸王芳名”中，當有該年正月被武則天封為相王的“武旦”，乃至“武顯”等。

　　“武旦”，就是李旦；“武顯”，就是李顯——他們相繼被武則天賜姓為“武”。

　　神龍元年正月，武則天傳位中宗，李唐復辟，曾經被賜姓“武”的李唐子孫，恢復李姓。

　　母親已經下葬，此時“刊碑刻石”，鑿去冠于中宗、相王兄弟頭上的“武”字，當為正常——題記開頭，就曰：“大唐神龍二年……”

　　再說“刊定”“升仙太子之碑”。

　　既然“刊定”，那么“刊碑刻石”，刻上新的題記之后，留下來的，自是中宗李顯、相王李旦所認同、所需要的了。

　　留下的內容是什么呢？李顯、李旦這對難兄難弟，為什么非要留下這些內容呢？

　　武則天撰寫、書丹，刻在碑陽的“升仙太子之碑”碑文，全部留下，甚至包括上款，即“大周天冊金輪圣神皇帝御制御書”等。

　　盡管武則天遺言“纎廟（李唐皇室祖廟）、歸陵，令去帝號，稱則天大圣皇后”，但“刊碑刻石”卻不鑿“大周”、“皇帝”等。由此觀之，這至少表明，李顯、李旦兄弟對母親“改朝換代”，表現出一種認同乃至尊重。

　　不唯“升仙太子之碑”，就是武則天為嵩山封禪登封告成而立于嵩山之巔的《升中述志碑》等，在大唐一代也得以保護與尊重。只是到了北宋末年，《升中述志碑》才被宋代形成的某些反武力量生生毀掉。

　　乾陵立下“無字碑”，恐怕不是李顯、李旦兄弟之所愿——只是在當時各種政治力量角逐下，他們立足未穩，政治力量單薄，只得“認了”而已。

　　既然“無字碑”上的格子已經畫好，字數已經確定，那么碑文定然已經寫好，只是沒能刻上石頭。

　　李顯、李旦兄弟為這事，一定很郁悶。

　　“既然在乾陵前不能為母親立功德之碑，那么只好迂回一下，在‘升仙太子之碑’碑陰‘刊碑刻石’，以此認同該碑，并以母親自頌之言頌揚母親一生功德。”偃師市商城博物館前館長王竹林先生說，“因此，中宗李顯想在乾陵‘無字碑’刻的文字，大概可于‘升仙太子之碑’上尋覓。”

　　“升仙太子之碑”是武則天一生最后留下的一通最為重要的碑刻。在該碑之上，武則天“自我頌揚”之“字”，約略可補她的乾陵功德之碑“無字碑”之“字”。

　　“自我頌揚”之“字”譯為白話文，大致是：

　　我大周之所以改朝換代，完全是秉承上天之命。建國以來，制度維新，乾坤重整，一切都走上了正確的軌道。建國之前，祥瑞迭出，一如周王朝興起前的“鳳鳴岐山”，有“洛出圖書”祥瑞。現在，大周疆域遼闊，人口百億，教化澤被極遠；大周政令，為天下遵奉，聲威達乎海外。宇宙茫茫，佛經上所說的“沙界”是大周的邊陲，而“鐵圍山”則是大周的國界。大周開國時，我在明堂舉行隆重典禮，在武氏宗廟進行莊重祭祀。與此同時，我向全國上下公布了我治理國家的宏偉規劃。建國以來，各種祥瑞紛至沓來：神都洛陽之西，踴出一座慶山，直插天穹；神都洛陽之東，涌出清泉武井，東流入海。朝堂生出根異枝合的連理草木，田里長出一莖兩叉的九穗嘉禾，靈芝開出一如車輪的神奇傘蓋，皇宮降生能計日期的歷草，京郊出現征兆天平的山車與昭示吉祥的澤馬。全國上報征兆祥瑞的表章圖冊，洋溢于京城內外。連年以來，政治清明，國泰民安，從中原腹地到四方邊陲，狼煙與烽火止息。西方出現比翼鳥，東海出現比目魚，這是天帝相告人間天下太平的征符。凡此種種，屢屢提醒我們：必須以 地的黍米與江淮的茅草上告天帝，報答他的厚愛。王公卿士，群臣百官，皆誠心上書，請求在嵩山舉行封禪大典。他們敬誠懇請：嚴格按照古代儀制，禱告天帝與祖先，報告自己完成了他們的旨意，天下已經太平。并在典禮完成后，將泥金玉策的奏表埋在封禪的地方，以告天帝。千年難有一次的盛世封禪，今日已由我圓滿告成。

　　一種對峙：天文臺與“升仙碑”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在今日緱山之巔，最顯眼最巍峨的建構，與神仙王子晉無關，而是破除神仙、倡揚科學的建筑——緱山天文臺。

　　30年前，當科學的春天席卷中華大地之際，美籍華人、物理學家胡天育博士決定捐助他的故鄉，在緱山之巔興建天文臺，在緱山之陽興建青少年科學宮。

　　于是，緱山之巔、“升仙太子之碑”北臨，真的崛起一座緱山天文臺；緱山之陽，真的建起一所青少年科學宮。

　　于是，天文臺與“升仙碑”對峙在緱山之巔。

　　“那時候，只要人家一開（儀器），別說星星，就是人造衛星，都能看清！”與青少年科學宮毗鄰而居、今年73歲的楊保柱先生說，“當時紅火過一陣子。1995年后日漸荒廢，如今只剩下一位看門人。”

　　記者試圖找看門人聊聊，沒能找到。

　　而今緱山天文臺門窗破碎，已經荒廢，空留磚木；緱山青少年科學宮大門緊閉，草深樹茂，不見人蹤。

　　胡天育早年在緱山小學求學，是緱山附近寨子溝人。“他那個時候，山上山下，100多間道觀房舍，都成了緱山小學的學堂。”楊先生說，“跑（日本）鬼子的時候，皮部（皮定鈞將軍所率部隊）在緱山、嵩山一帶打仗。皮部行蹤，總被發現并遭到襲擊。日偽軍住在緱山上，皮部的行蹤，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一天夜里，皮將軍派人把緱山上下的房子全燒了。”

　　100多間道觀毀于戰火，只剩下100多通古碑。

　　“上世紀60年代，100多通古碑又被燒成石灰，如今只剩下4通古碑，山上3通，山下1通，其中包括‘升仙太子之碑’。”緱山所在的府南村村委會主任武宗普先生說，“‘升仙碑’之所以能夠留下，在于之前壘了個碑樓，不好拉倒。但駝碑神獸的鼻子，還是被‘紅衛兵’砸掉了；碑的右上方，也被砸掉一長綹。”

　　“如果不是馬達書記1956年（時任偃師縣委書記）撥錢搞了個磚砌碑樓，估計‘升仙碑’現在也沒了。”王竹林先生說，“馬書記在偃師還干過另外一件好事，就是給杜甫墓也砌了個八角磚垛。”

　　在王先生看來，如果沒有碑樓，就是“升仙碑”能僥幸留下，現在還是一通“廢碑”：“北宋皇陵上最高大、最宏偉的‘會圣碑（在偃師市山化鄉寺溝村鳳凰山上，通高9．2米，為河南第一巨碑）’，字基本沒了。一曬一沖（雨），冷熱相激，就給沖沒了。宋碑如此，何況唐碑？多虧有這么個碑樓，給它遮風擋雨。”

　　“升仙太子之碑”是記者所能見到的最為完好的唐碑，武則天所書碑陽，刻字清晰如新。薛稷、薛曜、鐘紹京書法宗匠所書碑陰，已漫漶不清。

　　碑陽石材極佳，勝過碑陰，也許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也許在于碑陽刻字極深，刻工極好！

　　“升仙太子之碑”“敕檢校勒碑使”，也就是質量、技術、藝術總監，是書壇“初唐四家”（歐、虞、褚、薛）之一的薛稷；“奉敕勒御書”，也就是負責管理御書的，是著名書法家鐘紹京等；“勒字”，也就是摹畫上石者，是“麟臺楷書令史臣□伯□”等。此外，采石官員，刻字宗匠等人的名字，也都一同刻在碑陰。

　　“升仙太子之碑”，是一個偉大的團隊共同完成的一項偉大工程。

　　薛稷不但是“初唐四家”之一，更以畫鶴著稱于世。他被稱為“畫鶴仙手”，備受“詩圣”杜甫推崇。

　　又回到鶴，又想起騎鶴神仙王子晉。

　　問天問地問古問今，這個世界不是只有科學，還有關乎人的精神的人文與關乎人的心靈歸宿的宗教……

　　如果沒有升仙太子王子晉，緱山乃至嵩山會很寂寞；歷史中國乃是當下中國，會失卻不少精氣神。

    以屈原詩句收筆——吾將從王喬而娛戲……以李白詩句收筆——吾愛王子晉……（原標題：“緱山仙蹤——‘吾愛王子晉’”系列之五　“無字碑”字在“升仙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