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1859.9.16—1916.6.6),字慰亭,亦作慰廷,尉亭,號容庵。出生于河南項城縣張營一個官宦大家族。曾祖父袁耀東是庠生,生子四人,袁樹三是廩貢生,曾署陳留縣訓導兼教諭;袁甲三是進士,官至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鳳三是庠生,曾任禹縣教諭;袁重三是生員。袁樹三有子二人,長子袁保中是附貢生;次子袁保慶是舉人,官至鹽法道。
袁保中捐納同知,未出仕,在家經營田產。生有兩女六子,袁世凱為其第四子。當捻軍王庭楨部占領項城城東新興集、尚店等地,揚言將攻打縣城時,袁保中組織團練對抗,在城東北40里險要處另筑袁寨,舉家遷入。
袁保慶于同治五年(1866年)從家赴山東濟南候補知府時,因年老無子,便過繼袁世凱為嗣。年方七歲的袁世凱隨袁保慶至濟南。七年(1868年)冬,袁保慶以道員發往江蘇差遣,袁世凱隨往,僑寓揚州,復移南京。袁保慶在江蘇受委辦理督標營務處,后又任江南鹽巡道,與駐守浦口的淮軍將領吳長慶過往甚密。由于咸豐年間,太平軍圍困吳長慶之父吳廷香于廬江,吳廷香派吳長慶向袁甲三求救,袁保慶主張救援,袁保恒則認為兵分則弱,力主不救。為此拖延日久,廬江被太平軍攻陷,吳廷香被殺,從此,吳長慶與袁保恒絕交,而于袁保慶訂“兄弟之好”。十二年(1873年),袁保慶因霍亂死于南京,吳長慶渡江視斂,撫棺痛哭,與劉銘傳一起幫助料理后事。見到袁世凱時,均器重之。
袁世凱扶柩回項城后,對他的教育責任轉到袁保恒、袁保齡身上。這兩個在京做官的叔叔對他的影響,較之生父和嗣父都更大。十三年(1874年)春,袁保恒已官至戶部左侍郎,回籍探親,把袁世凱帶到北京,聘請名師教導。在內閣中書任上的袁保齡認為袁世凱天資不高,浮動異常,對他的督導尤為嚴厲。
光緒二年(1876年)秋,袁世凱回河南參加鄉試,不第。年底,和沈丘于姓女子結婚,時年17歲。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剛剛調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凱一邊讀書,一邊幫他辦事,學得不少官場本領。兩位堂叔夸獎他“辦事機敏”,是“中上美材”。時華北大旱成災,袁保恒奉命到開封幫辦賑務,帶袁世凱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辦、參佐一切。四年(1878年),袁保恒感染時疫去世,袁世凱返回項城,移住陳州。大約就在此時,袁家分析家產,袁世凱于袁保慶名下,得到一份豐厚產業,自為一家之主,自此更加放蕩不羈,經常追歡逐樂。還組織“麗澤山房”、“勿欺山房”兩個文社,自為盟主。此時,正在陳州授館的徐世昌于袁世凱結交,拜為金蘭,從此成為袁世凱畢生重要的謀士。五年(1879年),其姑丈張向宸辦理河南賑務,委托袁世凱分辦陳州捐務,因他集款獨巨,張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獎袁世凱一個“中書科中書”的虛銜。同年秋,袁世凱再次參加鄉試,落第。
袁世凱屢試不中,又以事積忤族里,眾欲苦之,家鄉不能再住,乃率舊部數十人,于七年(1881年)四月,前往山東投奔嗣父袁保慶的密友吳長慶。吳長慶將他留在營中讀書,袁世凱謙抑自下,時作激昂慷慨之談,很快取得吳長慶等人的好感,不久被提拔為慶軍營務處幫辦,踏上了仕途。
光緒八年(1882年)六月,朝鮮發生兵變。駐日公使電告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日本欲派兵侵臺。朝鮮官員金允植也呼吁中國派兵干涉。張樹聲遂奏派丁汝昌、吳長慶率海陸軍赴朝,以阻止日本借機生事。
吳長慶倉促出發,軍務繁雜,一切籌劃都依賴張謇及其助手袁世凱。袁世凱當時的職務是“前敵營務處”,負責軍需供應、堪定行軍路線等。船抵朝鮮馬山浦,一營官說多數士兵暈船,請稍緩登陸,吳長慶立即將此人撤職,命袁世凱代理,袁馬上部署,兩小時內完成了登陸行動,吳當眾大加夸獎。登陸后,吳長慶、丁汝昌接受金允植的建議,誘捕朝鮮大院君李昰應,押解往天津,恢復國王的統治。并派袁世凱率兵鎮壓起義群眾,殺數十人。朝鮮國王設宴款待,袁世凱備受禮遇,甚至為其設立生祠。清政府也對平定“壬午兵變”有功人員進行獎賞,袁世凱以同知發分省補用,賞戴花翎。
九月,朝鮮國王派使者向清政府致謝,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習,幫助朝鮮訓練新式軍隊。李鴻章命吳長慶籌劃。吳長慶派袁世凱、朱先民、何增珠等辦理編練朝鮮新軍。選1000人,分左右營,按淮軍操法訓練,武器準備由中國供給。朝鮮國王檢閱后,極為滿意,稱贊袁世凱訓練有方。決定在江華沁軍營中再選500名編為“鎮撫營”,仍由袁世凱訓練。
朝鮮內部分為開化、保守兩派。保守派以閔氏為首,親近中國,得到吳長慶、袁世凱的支持。開化派以金玉均為首,親日,企圖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統治。中法戰爭爆發后,李鴻章于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命令吳長慶率三營慶軍回駐金州,留三營駐漢城,由記名提督吳兆有、張光前統帶,奏舉袁世凱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袁世凱一躍成為駐朝淮軍的重要人物。金玉均等認為中法戰爭爆發,中國自顧不暇,便尋機刺殺保守派首領,日本公使率日軍100余人支持開化派,沖入朝鮮王宮,捕殺保守派。袁世凱會同吳兆有要求李鴻章派軍艦赴朝,準備舉兵,保守派首領金允植等請求清軍援助,袁世凱自行決定派兵入宮,在朝鮮人民的支援下,攻入日軍占領的朝鮮王宮,日軍自焚使館,狼狽逃走。保守派重新掌權。
事變后,袁世凱親率淮軍一營駐守王宮,以“監國大臣”自居。他給李鴻章寫了一篇長達數千言的報告,認為“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員,設立監國,統率重兵,內治外交,均為代理,則此機不可失也”。國內即有人指責袁世凱擅啟邊釁,遂電告袁世凱勿遽與日本開釁,一并派吳大澄、續昌前往查辦,吳大澄等抵朝鮮后,即命袁世凱撤隊回營,聽候查辦。
袁世凱在吳長慶離開朝鮮之前,已對其小覷之,徑自通過其堂叔袁保齡攀援李鴻章。吳長慶離開朝鮮后,袁世凱更加妄自尊大,“一切更改,露才揚己“,令吳長慶非常難堪。吳兆有、張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凱眼中,極力加以排擠,企圖將慶軍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次舉兵,幾乎有袁世凱一人主動,現在惹來查辦,自然所有責任都需袁世凱來負,而袁世凱養官妓、販賣鴉片、挪用軍餉等劣跡,也都一并被暴露出來。李鴻章責令袁世凱如數認賠。并于光緒十年(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解職,離開朝鮮回國。然后,回到陳州老家“隱居”。
次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來天津,和李鴻章談判中日沖突問題,雙方達成協議,中日同時從朝鮮撤軍。至于日方提出的懲辦袁世凱的要求,李鴻章最后采用折中辦法,以私人行文戒飭袁世凱了事。袁保齡致信袁世凱,說伊藤博文極力要動搖你,賴李鴻章相國持正,頗費口舌,自是可感。又寫信給李鴻章的幕僚晴笙,說袁世凱受到李鴻章的大力庇護,使他刻骨銘心。
中、日從朝鮮撤軍后,沙俄乘機插足,與閔氏集團勾結,企圖變朝鮮為其“保護國”。李鴻章決定送李昰應回國,制約閔氏集團,啟用“足智多謀”的袁世凱,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陳樹棠為駐朝商務委員,叔父袁保齡仍然充當袁世凱與李鴻章之間的橋梁。李認為袁是“后起之秀”,袁世凱一到天津,李鴻章就接見他,說:“如今演戲,臺已成,客已請,專待汝登場矣”。袁世凱要求帶兵前往,李笑著說:“韓人聞袁大將軍至,歡聲雷動,誰敢抗拒,……汝帶水師小隊數十登岸作導引足矣。”袁保齡不愿袁世凱再去朝鮮冒險,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師,袁世凱沒有接受勸告。他護送李昰應回到漢城,謁見朝鮮國王,面陳一切。閔氏集團頗為困惑和憤懣,禁止文武官員與李昰應來往。袁世凱多方調解無效,授李昰應密計三條后回到天津。李鴻章對袁世凱的行動極為欣賞,上奏為袁請功。十一年(1885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凱為“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并以知府分發,盡先即補,俟補缺后以道臺升用,加三品銜。
李鴻章的提攜使袁世凱感激涕零,上書說:“卑府才力駑下,深懼弗克勝任,惟有仰賴聲威,敬謹從事,以期不負委任至意”。袁保齡也感到“擢太驟,任太隆”,上書李鴻章表示“兩世受恩,一門戴德”。同時告誡袁世凱,今后對于清廷和李鴻章的意旨都要用心揣度,“但有幾件事辦順手,則令聞日彰,聲望漸起矣”,“臨事要忠誠,勿用權術,接物要謙和,勿露高興,庶幾可寡尤悔”。十月初七,袁世凱赴朝鮮上任,在漢城建立公署。其隨員有唐紹儀、劉永慶等20余人。
李鴻章賦予袁世凱鞏固“宗藩關系”的權利,并要求朝鮮國王,有關內政外交事宜,都應隨時與袁世凱商量。袁世凱使朝后,儼然以太上皇自居,拒絕與各國公使同席會議,遇事直入王宮,驕橫專斷,盛氣凌人。朝鮮國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換袁世凱,另選一“公正明識者”。在李鴻章的保護下,袁世凱地位不但沒有貶低,反而升為海關道存記簡放。
袁世凱對于世界大勢、國際關系全無認識,沒有估計到朝鮮局勢的迅速惡化,也大大低估了列強的野心。朝鮮東學黨起義,袁世凱極力向李鴻章建議,要求派兵代戡。而此時,日本也極希望中國出兵,以便制造戰爭接口,于是極力慫恿袁世凱。在袁世凱一力保證“日本必無他意”后,清政府最終決定出兵,而日本也立即出兵。
袁世凱覺察情況不妙,請西方駐朝公使調停,提出中日同時撤兵方案。但日本非但不撤兵,更進而提出將朝鮮變為其保護國的條件,進一步增派重兵。袁世凱立即連發3封電報,哀求李鴻章調其回國,李鴻章命令其“要堅貞,勿怯懦”。六月十三日,袁世凱稱病,再次要求回國,獲準。六月十九日,袁世凱回到天津,驚惶異常,要求李鴻章把朝鮮丟給日本占領。李鴻章令袁世凱趕赴平壤,協助周馥,聯絡各軍,籌辦餉械。袁世凱要求調任他職,李鴻章嚴令“即回本任”。袁世凱托堂弟袁世勛尋找翁同龢、李鴻藻設法,李鴻藻奏請讓袁世凱統一軍赴前敵。袁世凱無法,只得遵命。后隨著部隊接連敗退。
馬關條約簽訂后,輿論譴責李鴻章,而作為誘發戰爭的罪魁禍首,為躲避責任,袁世凱眼看李鴻章將要失勢,即不時與翁同龢、李鴻藻聯絡,提供不利于李鴻章的證據,并親自撰文,彈劾李鴻章。因此得到頑固派的賞識,被任命訓練新軍。
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命令袁世凱接管“定武軍”十營,作為改練新軍的基礎,駐扎天津附近的小站。袁又添募2000余人,依照德國軍隊的編制,編成“新建陸軍”,聘請德國軍官進行訓練。二十三年(1897年),因練兵有功,升為直隸按察使,仍專管練兵事宜。
二十一年(1895年)閏五月,袁世凱把康有為的“萬言書”遞交到督辦軍務處,并參加強學會。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變法運動達到高潮,袁世凱派徐世昌到北京與維新派聯系。光緒帝接受了維新派“撫袁以備不測”的主張,召見握有重兵的袁世凱,特賞候補侍郎,專辦練兵事務。八月初三日晨,康有為、譚嗣同等接到光緒帝求救和催促康有為離京的密詔,當晚,譚嗣同密訪袁世凱余法華寺,要求他殺榮祿,除舊黨,助行新政。袁當面一口答應,并慷慨激昂地說“誅榮祿如殺一狗耳”。事后,經過反復權衡,認為維新派實力有限,難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慈禧囚禁光緒帝,捕殺譚嗣同等“六君子”,戊戌變法失敗。袁世凱因此取得榮祿等的信任,從此進一步飛黃騰達。袁世凱的新建陸軍隨即改名為武衛右軍,成為榮祿掌握的“武衛軍”之一。不久,升工部侍郎,仍專管練兵。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十四日,升授山東巡撫,率領武衛右軍赴任。時正值山東義和團運動高漲,袁世凱頒布《嚴拿拳匪暫行章程》,鎮壓義和團運動。
八國聯軍侵華后,清政府命令袁世凱率軍拱衛京師,袁只派少數兵力到山東、河北交界處虛于應付。派人與各國駐煙臺領事洽談,按照東南互保例達成協議,表示“中立”。一面,向逃亡中的慈禧進貢餉銀、綢緞,兩面討好。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使榮祿的4支武衛軍全部崩潰,只剩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完整保存下來。且在鎮壓義和團過程中,袁世凱又借機擴充“武衛右軍先鋒隊”二十營,所部已約2萬人,成為北方最大的武裝力量。
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逝世。被李鴻章大罵為小人的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翌年改為實授),在內、外政策方面,完全繼承李鴻章的衣缽,并將淮系集團全部吸收過來,政治、軍事勢利迅速膨脹。清政府籌辦新政,成立“督辦政務處”,讓袁世凱兼任參予政務大臣、練兵大臣。他在保定創設北洋軍政司(后改為北洋督練公所),自兼督辦。下轄兵備、參謀、教練三處,以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分任總辦,開始編練北洋常備軍,即北洋軍。同時,奏派趙秉鈞創辦天津及直隸各州縣巡警,將京畿警權掌握在手。此后,又兼任督辦商務大臣、電政大臣、鐵路大臣。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他建議清政府設立練兵處,編練新軍,請慶親王為總理練兵大臣,自己為會辦大臣。編成北洋軍6鎮,共6萬余人。除第1鎮是鐵良統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凱的親信,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基本形成。當時,“朝有六政,每由軍機處向諸北洋”,才能作出決定。
袁世凱權高震主,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調他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削去了兵權。三十四年(1908年),光緒帝與慈禧先后死去,宣統皇帝繼位,攝政王載灃監國,以袁世凱有足疾為名,勒令其回河南彰德養病。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然后又任內閣總理。袁世凱借機迫使清帝退位,南京參議院也只得選袁世凱為大總統。后,袁下令解散國會,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實行帝制,改元鴻憲。
蔡鍔等在云南發起討袁的護國戰爭,貴州、廣西、廣東、浙江等省紛紛響應。民國五年(1916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稱大總統。五月初六,袁世凱因腎結石轉為尿毒癥,在舉國上下一片責罵聲中,憂病而死。終年57歲。
袁世凱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17子中以長子袁克定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恒辦實業,為人所熟知。袁克定為發妻于氏所生,通英、法、德、日文字,娶妻為湖南巡撫吳大澄之女,捐候選道,歷任農工商部右參議、右丞、郵傳部承參、開灤礦務督辦、董事長,1955年死于北京,終年77歲。袁克文為第三妾朝鮮人金氏生于漢城,以蔭生授法部員外郎,任清史館纂修、中國文藝協會主席,編《心聲》半月刊,民國二十年(1931年)死于天津,終年42歲,著有《寒云詩集》、《袁寒云說集》等,袁克文有4子3女,其第3子袁家騮與夫人吳健雄均為著名物理學家。袁克恒任啟新洋灰公司總經理,在諸子中最富,品德最壞。
袁世凱病重時,曾召見王錫彤,案頭置一單,所有存錢、股票等共約200萬元,指給王錫彤說:“余之家產盡在于斯”。張伯駒說其父張鎮芳在袁世凱死后,為袁家分家產,其子女每人分到現款兩三萬元,股票兩三萬元。項城原籍田產2000余畝,均為袁世凱六弟袁世彤所有。此外,在彰德、汲縣、輝縣還有田產400頃左右。【原標題:近代名人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