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年,袁紹率領10多萬軍隊越過黃河,浩浩蕩蕩殺往曹操的大本營許昌,叫囂“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而曹操手里可用之兵只有3、4萬,眼見前方城池紛紛落入敵手,情勢萬分危急。但在最后關頭,又是在中牟官渡鎮(zhèn)一帶,曹操布下營壘,依憑險隘頑強地阻止住了袁軍前進的腳步,并幸運地獲得了許攸的投誠,掌握了敵方的重大機密,一把烏巢大火從根本上扭轉了戰(zhàn)局。
可以說,曹操能夠僥幸逃過這兩“劫”,運氣的成分占的相當大。如果當時的中牟縣令是一名循規(guī)蹈矩的昏官,又或者許攸投誠的日子再晚幾天,光耀史冊的三國英雄榜上可能就沒有曹孟德的大名了。正因為此,中牟對曹操而言無疑是塊福地,無論是在他初出江湖尚需茍且保命之時,或是在離功成名就只差那么一小步時,中牟似乎都在冥冥之中幫助著這位羽翼尚未豐滿的梟雄。在曹操心底,最惦記的未必是家鄉(xiāng)陳留,亦或是國都許昌,而一定是這一片在最需要時給他帶來好運的中牟土地。
中牟縣令舍官放曹操
公元189年秋末的一天,官至驍騎校尉的曹操騎著馬獨自一人慌慌張張地逃到了中牟縣境。曹操掩著臉,遠遠望見城門出口處高懸著的朝廷通緝犯的畫像,心里暗罵居然有人能把自己畫的這樣象,可惜胯下的西涼好馬日行千里,卻沒有翅膀飛過這中牟縣城。正發(fā)愁,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在旁邊玩耍,他靈機一動,把小孩抱在身前,戴了頂帽子,傴僂著腰,策馬緩緩地向城門走去。
這一年,大將軍董卓被招入都城洛陽清除宦官,他卻趁著局勢混亂發(fā)動政變,改立劉協(xié)為漢獻帝,自己主持朝政。一時間,京城大亂,群臣敢怒不敢言。初出江湖的曹操認定這是個成就功名的好機會,一次宴會后,他自告奮勇,向司徒王充借了把寶刀,跑到董卓府中去行刺。不料刀剛亮出來就被發(fā)現,虧曹操機靈,立刻把刀獻了上去,行刺變成了獻刀。曹操出了董府立刻策馬逃出洛陽城,往老家陳留(開封)方向奔去,明白過來的董卓也即下令各地捉拿曹操。
話說這中牟縣城雖小,卻也是藏龍臥虎之地。守城的軍士一眼就看出曹操不對勁,正要盤問,曹操身前的孩子指著通緝犯的畫像說:“叔叔,畫的是你!”軍士們立刻一擁而上把曹操綁了個結實,押到縣衙里去。縣令名叫陳宮,把曹操看個仔細,等到半夜里悄悄起來審問:“丞相待你不薄,為什么自取其禍?”曹操心想,反正自己是活不長了,跟一個小縣官多說無益,就答:“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把我綁回去領賞就是了!”陳宮并不惱怒,說:“閣下莫要小瞧我,我并非一般昏庸官吏,一直在等待明主。”曹操聽這話似有弦外之音,便如實說“我屈身侍奉董卓,就是為了找機會為國除害。”陳宮又問:“那你現在要到哪里去?”曹操說:“我本打算回老家,召集天下英雄共同討伐董卓。”陳宮連忙把繩子解開,把曹操扶上上座,躬身深深一揖:“閣下真是忠義之士,令我十分欽佩,我愿意棄官追隨您成就大事!”
陳宮家眷并不在中牟,他收拾了一些盤纏,把官服和大印擱在大堂上,就和曹操出中牟城而去。陳宮以為自己終于有機會施展抱負,可惜不久就發(fā)現,信奉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處世哲學的曹操并非他心目中的明主,又不得不棄曹操而去。在曹操中牟遇險復又脫險的過程中,陳宮的出現似乎就是為了營救曹操,任務完成旋即離去。歷史作這樣安排,就如同足球賽場上的瞬息變幻一樣,教人無法猜透,但也正是在不經意間,借一方寶地成就一個英雄,憑一番巧遇演繹一段曲折,繼續(xù)滾動著始終不渝要前進的車輪。
三萬對十萬人怎么打
曹操在中牟遇險時一定沒有想到,10年后回到這里,他又要面臨一場惡仗。這次的對手是袁紹,占據著冀、幽、并、青四州,兵多將廣,糧草豐足。本來,袁紹在河北,曹操在中原,兩者相安無事,但隨著曹操勢力的不斷擴大,他們在黃河中下游流域的爭奪上逐漸起了矛盾。
公元196年,曹操把漢獻帝劫持到了許昌,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占盡了優(yōu)勢。在幾年時間里,他先后擒呂布,滅袁術,敗劉備,直接控制了兗、豫、徐三州和揚州部分地區(qū)。曹操并非一個小富即安的人,逐漸地,他把目光投向黃河以北,那里一馬平川,土地肥沃,要想統(tǒng)一天下,必先爭得此地。他開始在心里盤算怎么算計袁紹,他打著“天子”的招牌封自己為大將軍,封袁紹為太尉。太尉官職在大將軍之下,因此袁紹大怒,絕決接受冊封,由于袁紹勢力很大,曹操不得不把大將軍的封號讓給他,自己做了司空、行車騎將軍。
名義上的妥協(xié),并沒有挫傷曹操向北擴張的銳氣。公元198年12月,曹操擒殺呂布,取得徐州。次年3月,袁紹削滅公孫瓚,兼并幽州。于是曹、袁兩大勢力沿黃河中下游隔河對峙的局面愈加明顯,任何一方想在中國北方再擴大一點點地盤,便不能不以戰(zhàn)爭相見。
在這種局面下,袁紹首先坐不住了。就地廣、兵多、糧足各方面而論,袁紹都勝過曹操。曹操所占領的兗、豫、徐三州都歷經戰(zhàn)亂,而袁紹所統(tǒng)轄的冀、青、幽、并四州則少受破壞,比較富足。同時,曹操南有劉表,東南有孫策,關中將帥韓遂、馬騰等都擁強兵,徘徊觀望于袁曹二者之間,而袁紹西臨黃河,東臨大海,北面的烏桓關系也不錯,并無外患。算下來,袁紹沒有半點理由怕曹操。于是公元199年初,他挑選步兵10萬,騎兵1萬,摩拳擦掌,準備進攻許昌。第二年2月,在向各州郡發(fā)布了一篇討伐曹操的檄文之后,袁紹親自率領大軍進駐緊鄰黃河北岸的黎陽。
而此時,曹操細點手下可以調遣的兵將,不過3萬多人。3萬人對10多萬人怎么打?向來銳氣十足的曹軍部將們一時慌了手腳,認為這仗打起來基本沒有懸念,己方必敗。曹操卻不害怕,他說:“袁紹志大才疏,膽略不足,刻薄寡恩,又剛愎自用,我們集中兵力定能擊敗袁紹!”為了爭取戰(zhàn)略上的主動,他派臧霸進入地處山東的青州牽制袁紹右翼,命令于禁屯守黃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協(xié)助東郡太守劉延扼守與黎陽隔河相望的白馬(今河南滑縣東),同時派兵打垮了反叛的劉備,并派人與關中的軍閥搞好關系,解除了內憂外患。一切準備就緒,曹操的3萬軍隊靜待10萬袁軍走出第一步棋。
聲西擊東曹軍初嘗勝果
袁紹進駐黎陽的同時,即派大將顏良率軍渡過黃河,圍困白馬。袁紹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顏良在黃河南岸先建立一個據點,保障主力部隊安全渡河。曹操想,顏良乃袁軍帳下數一數二的猛將,如若沒有后方增援,白馬恐怕朝不保夕,便決定率兵北上解救。但袁軍人多勢眾,硬撲無異于以卵擊石,得想個萬全之策。
《三國志》記載,謀士荀攸獻計說:“不如聲西擊東,引兵至延津,偽裝渡河北上進攻袁軍后方,袁軍必然要分兵去延津,我們再遣輕騎兵進攻圍困白馬的袁軍,攻其不備。”曹操依計行事,袁紹果然上當,分兵延津,曹操派張遼與關羽為前鋒,迅速趕至白馬,正遇上顏良的部隊。顏良大吃一驚,倉促應戰(zhàn)不及,被關羽輕而易舉地斬于馬下,袁軍潰敗。曹操隨即遷移白馬百姓沿黃河向西撤退。
袁紹首戰(zhàn)就損兵折將,自然很不甘心,又派大將文丑渡河追擊,在延津南側終于追上了曹軍。當時,曹操只有騎兵600人,袁軍則有5、6千人,并且有步兵隨后跟進。曹操命令士兵們解鞍放馬,將財物輜重都丟棄在道路上,袁軍將士見財眼開,不知是計,紛紛下馬哄搶財物,隊伍大亂。此時,埋伏在附近的曹軍突然發(fā)起攻擊,大敗袁軍,并且殺了文丑。
曹操小施計謀,就獲得了兩場勝利,連斬袁紹兩員大將,曹軍士氣大受鼓舞。但袁紹憑仗其兵多勢眾,繼續(xù)揮軍南下,把大部隊推進到了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曹操為保存實力,不得不放棄對一城一地得失的考究,將部隊從黃河沿岸都撤回到了許昌北面的中牟官渡一帶,筑壘固守。
官渡險隘究竟有多險
在地圖上研究過中牟一帶的地形,不難看出曹操為什么會選擇以官渡為抵抗袁紹的最后營壘。官渡地處中牟東北約2.5公里,是由河南北部平原通向許昌的大路上的隘口,又位于浪湯渠、官渡水和濟水三條河道的交匯處,如果在這里選擇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囤積精兵強將,充分利用河流防御,將能更有利地對抗袁紹的優(yōu)勢兵力。
既然官渡隘口,但提起官渡隘口,為什么歷史上只在這官渡之戰(zhàn)留了一次名,其它戰(zhàn)役再未提及?一些歷史學者分析,官渡隘口并非是一個天險型的隘口,在其它戰(zhàn)役中可利用的價值和機會并不多。官渡之戰(zhàn)中曹操選擇將主力部隊集中在這里,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河流縱橫的自然屏障外,它還擋在了袁軍通往許昌的最近路線上,并且距離許昌又近,在這里筑營守衛(wèi)不怕袁軍迂回進擊,軍需供應也比較有保證。
當時的官渡險隘究竟有多險,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但在現在的中牟市官渡鎮(zhèn)還存有官渡橋村,村中原有一座關帝廟,據說存有清代乾隆年間的石碑一塊,上面寫著“官渡乃關帝拒袁斬將處”。《中牟縣志》記載,這里原先有座城叫“官渡城”,還有個臺子叫“曹公臺”,確是東漢曹操與袁紹對峙之處。歷史留存下來的遺跡清楚地告訴我們,曹操的3萬多軍隊,確實依憑這塊官渡險隘抵擋住了袁紹10余萬軍隊的進攻,為最后的勝利提供了反攻的堅固基石。
《三國志》記載,公元200年8月,袁軍主力逼近官渡,依河灘沙堆壘筑營寨,東西寬約數十里,聲勢浩大。曹操也立營對峙,關系袁曹成敗的官渡之戰(zhàn)終于進入了決戰(zhàn)階段。【原標題:古戰(zhàn)場系列之官渡古戰(zhàn)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