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的命名，雖然只是該書院的一個標記和名份，但大多都有其基本內涵，體現著創建者的宗旨、目的、要求和期望。從書院的命名中“可以窺見中國傳統文化的厚重積淀和書院教育體系的特殊品味”(胡昭曦《四川書院史》，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109頁)。明清時期南陽地區書院的命名同樣也有其深刻的含義，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所在地命名
    
     “舞陽縣舞泉書院在縣南三里舞泉。”(《南陽府志》卷二《學校》)“豫山書院坐落在南陽郡城北十里許豫山上。”(彭澤《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頁)“保安書院坐落葉縣保安驛。”(《同治葉縣志》卷二《建置志》)“西關書院建于裕州城西北隅。”(《乾隆方城縣志》卷六《學校》)“白水書院建在新野縣治之北二里許白水邑。”(《乾隆新野縣志》卷九《藝文志-重修白水書院記》)“南陽書院建于南陽府治之左。(《光緒新修南陽縣志》卷六《學校》)這些書院以其所在地命名，其意義不只是表明它的存在，更有其特殊的意義。新野縣建白水書院是因為“世祖中興，漢祚興起自白水，故邑人永感帝鄉之澤，而建白水書院，肖像于其間，而歲時奉祀之。”(《乾隆新野縣志》卷九《藝文志·重修白水書院記》)“葉縣城北十里黃城山下，有孔子問津之轍，前汝南參政劉君甚愛之，謂可托圣跡，徼知縣賈樞創建問津書院于其中。”(《乾隆葉縣志》卷七《藝文志·復問津書院并建葉公祠記》)“有道之士于山林勝地建山房或道院。以選授生徒，是以明道為主，今世之是以科舉為務，不利于國家作育人材，故知縣任柱建舞泉書院于舞陽縣舞泉之上，乃在于協學校之教，使有儒學以群多士，以利于書院育異才。”(《道光舞陽縣志》卷十《藝文志·舞陽書院記》)

    二、以先賢、名宦命名 
     
     明清時期南陽地區書院，所紀念者大都是書院的創建者或是一個學派的創始人。“葉人感知縣崔赫之德，于其所創悅來書院，中為位以祀之。”(《同治葉縣志》卷七《名宦志》)“崇正書院供奉先師張載、張衡、張仲景畫像。”(《光緒新修南陽縣志》卷六《學校》)“消陽書院供奉先師范寧、范嘩畫像。”(《光緒鎮平縣志》卷二《建置志》)“南陽書院供奉先師程頤、程顥、李來章畫像。”(《嘉慶南陽府志》卷二《學校》)“花洲書院供奉范仲淹畫像。”(《乾隆鄧州志》卷二《建置志》)這種做法使院生隨時瞻仰先賢，無不肅然起敬，他們在耳濡目染中自然傳承文化傳統，明顯起到“推重學統，加強教導”的作用。有些書院為此還建立了先賢祠。“諸葛書院建立三賢祠，中祀武侯，以司馬德操、徐元直配之。”(《康熙南陽府志》卷六)“宛南書院設程、周、張、朱、武鄉侯諸葛公、韓文公諸神位于先賢祠。”(《光緒新修南陽縣志》卷六《學校》)書院里面的先賢祠的基本功能是發揮教化的作用，而其功能的發揮則以“要之、向往、感動、奮起、興起為其基本心理基礎”(趙克生《明代地方廟學中的鄉賢祠與名宦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1期)。“諸葛書院諸生經過書院三賢祠下者，瞻拜遺像，諷誦遺表，無不肅然拱立，嘆為忠負。”(《康熙南陽府志》卷六)“志學書院選歷代以來賢人君子之官于此者于名宦祠，歲以羊二、豕三祭之，予以觀后生小子有所觀感焉!”(《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第541頁)這些紀念和景仰名宦、鄉賢的書院有的是以先賢、名宦的名字命名的。“馬驥在任鄧州知州期間，多善政，民感其德，即命其所改建的書院為馬公書院，并于書院講堂中設主位。”(《乾隆鄧州志》卷二十二《馬公書院碑記》)“葉縣知縣崔赫所建的河山書院，乾隆間，知縣朱樸以其地為歐陽駙馬故里，更名‘歐陽書院’。”(《同治葉縣志》卷二《建置志》)鄧州紫金山為宋狀元賈黯讀書之所，后登第建書院。命名為‘賈狀元書院’。”(《乾隆鄧州志》卷四)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以先賢姓氏命名的書院如諸葛書院、韓文公書院等。這些書院著力宣傳“先賢”們卓越的才能，非凡的智慧，忠貞不渝的奮斗精神，激勵后人們像他們那樣殫思竭慮，歷盡艱險，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從而達到“表先賢、引后賢”的目的。

    三、以“特殊含義”之詞命名 
     
     淅川縣崇文書院的命名，取自“文治天下，右道崇儒”(《咸豐淅川廳志》卷四《建修崇文書院碑記》)。南陽縣崇正書院的命名取自“興學育才，化民成俗；黜浮圖以隆正學”(《光緒新修南陽縣志》卷六《學校》)。南陽志學書院命名取自“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也(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若垯與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達)”(《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第542頁)。【原標題：明清時期南陽地區書院的命名研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