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范仲淹就已經明確地提出并實施了和凱恩斯、羅斯福相類似的政策舉措，用來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

    在上個世紀30年代爆發的席卷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出盡風頭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至今仍然是許多國家的政府在應對內需乏力、投資萎靡的經濟收縮時的主要經濟對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和理論價值。
至今猶記，2008年當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政府立即宣布了4萬億人民幣的龐大投資計劃，以確保中國經濟能夠不受外力影響，繼續保持30年來的快速增長勢頭，而這一計劃的理論基礎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有著密不可分的傳承關系。

    簡而言之，所謂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就是充分發揮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宏觀調控作用，采用擴張性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加大投資力度建設各種公共設施和基礎工程的辦法，批量制造和增加就業機會，從而刺激和擴大消費，最終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維持國家的經濟景氣局面。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因提出者為在英國劍橋大學執教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而得名，同時他本人也被公認為是西方學術界的“宏觀經濟學之父”。1929年，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全球經濟陷入到持續很多年的大蕭條之中。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果斷在國內實行的“新政”，其實也是借鑒了凱恩斯提出的這種宏觀經濟學理論。正是得益于這一理論成果，當時的美國很快就從危機中復蘇，成為西方世界最早走出低谷的國家。

    可是，凱恩斯主義也好，羅斯福的“新政”也罷，說到底都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兒。早在我國的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范仲淹就已經明確地提出并實施了和凱恩斯、羅斯福相類似的政策舉措，用來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

    在我們所掌握的知識圖譜中，一提到范仲淹，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千古名篇——《岳陽樓記》，也都知道他是北宋時期的一個政治家。可是卻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個名至實歸的經濟學家。更不知道，指導西方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達半個世紀之久，至今仍有著不可替代的巨大影響力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與其叫做“凱恩斯主義”，毋寧叫做“范仲淹主義”更為恰當！

    這樣說并非是故作驚人之語的無稽之談。事實上，范仲淹采用政府干預的辦法來挽救國民經濟的故事，古人早有確切的文字記載。這些史實就在明末清初時期的著名文學家馮夢龍所輯錄的《智囊》一書當中。

    作為文學家的馮夢龍，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是他所寫作的已經成為明清小說經典之作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除此之外，馮夢龍著作甚多，其中不能忽略的就是他所編纂的這部專述古人處世智謀之事的《智囊》。

    根據馮夢龍在《智囊?術智部》中的記載，北宋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當時的江浙一帶發生了嚴重的饑荒。熟悉中國歷史的人士都清楚，歷史上發生在中國歷朝歷代的各種災荒實在是數不勝數，否則也就沒有學者能夠寫成《中國救災史》之類的專著了。至于皇佑二年發生在江浙一帶的這次大饑荒到底是因何而起，馮夢龍在書中并未點明，但從后面所敘述的作為地方執政官的范仲淹，為了應對此次饑荒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來判斷，估計和那幾年江浙一帶所發生的自然災害有很大關系。當然，無論什么原因導致的饑荒，其直接的結果和今天各國所面臨的經濟嚴重衰退局面都有點相似，那就是：百姓大量失業，消費低迷，經濟增長陷入泥潭之中。

    當時，范仲淹正在杭州擔任地方官。為了盡早走出這種經濟泥淖，他一方面大量發放政府府庫中的存糧賑濟饑民；另一方面早于凱恩斯800多年便提出了由政府主導，實施積極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重振經濟的解決辦法，并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我們知道，按照當代西方世界的經濟學理論，“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而在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浙西地區，“出口”這一駕馬車的作用顯然并不顯著，因此對于范仲淹來說，可供選擇的就只剩下“消費”和“投資”這兩駕馬車。

    在刺激消費方面，范仲淹首先采取的政策是人為制造民間的節慶活動，聚攏人氣，創造消費熱點，搭建消費平臺，借以擴大內需。當時，江浙一帶的民間一直存在著春天進行龍舟比賽的風俗，百姓普遍信佛，喜歡參加各種佛事活動。范仲淹研究民情之后，覺得可以同時在這兩個方面大做文章。為此，他積極鼓勵各地百姓重復舉辦龍舟競賽活動，務求將此類體育比賽的規模做大，并把舉行此類活動的時間由春天進一步拉長至夏天。與此同時，他還鼓勵信佛的百姓到各大廟宇去參加佛事聚會活動。為了引導民間有錢人增加消費，他經常率領著手下的官員到西湖上舉行盛大的宴會，向民間傳遞強烈的鼓勵消費的信號。

    可以想見的是，由于各地反復、持續地舉辦龍舟比賽和佛事聚會，必然會大大激活民間社會的活力，增加人口出行的規模和頻率，從而帶動交通運輸業、餐飲服務業、旅游行業和商業的持續復蘇。而這幾個行業的增長，無疑可以為社會提供很多就業機會，讓那些失業的百姓可以重返工作崗位，拿到薪水，從而改變因為普遍貧困而造成的消費低迷的情況。

    除了拉動消費之外，范仲淹充分發揮了政府在經濟增長中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大搞赤字財政，由政府投資，每天招募上千人為政府修建各種樓堂館所以及倉庫等公共設施。他還召集當地各大寺廟的主持開會，告訴他們：目前處于災荒時期，工人的工資水平很低，此時正是你們大興土木，修建、擴建廟宇的大好時機，希望你們不要錯過，政府將鼓勵你們雇傭工人進行基本建設！

    在范仲淹的倡導之下，當地各大寺廟紛紛斥資重修、改建、擴建寺廟，再加上政府投資建設的一些公共設施項目，一時間，整個浙西一帶儼然成了一個熱火朝天的大工地，其熱絡情形想必一點也不遜色于當今中國各大城市腳手架林立的興旺景象。

    浙西一帶轟轟烈烈、大干快上的建設熱潮以及龍舟比賽、佛事活動熱熱鬧鬧大肆舉行的現象，很快引起了朝廷上的一些只知道坐而論道的“冬烘先生”們的非議。在他們看來，眼下是發生饑荒的特殊時期，作為地方大員的范仲淹本應該厲行節約，收縮政府的開支和投資項目，愛惜民力，借以休養生息。沒成想，他卻反其道而行之，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不智之舉，必須及時加以糾正。于是，他們交相向北宋皇帝上書彈劾范仲淹，說他不體恤百姓，帶頭參與公款吃喝，并在杭州一帶大興土木，實在是勞民傷財！

    面對這些冬烘先生們的攻擊，范仲淹沒有改弦更張，而是理直氣壯地上書皇帝，直陳自己之所以這樣做的理由：“所以如此，正欲發有余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徒溝壑耳。”奏章中的這幾句議論可謂切中要害，范仲淹在提醒皇帝和官員們，要撇開浮華的現象，看到他在浙西一帶所實施的這種新經濟政策的真正目的。

    事實果然勝于雄辯。伴隨著范仲淹領導布局的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全面落地開花，沒用多長時間，浙西一帶的經濟便出現了快速復蘇的局面，很快走出了經濟蕭條的低谷。馮夢龍為此總結說：那兩年江浙一帶的饑荒為害甚劇，但只有范仲淹治下的杭州一帶的經濟維持了景氣局面，百姓安居，百業興旺，社會秩序井然有序。用今天專業一點的經濟學的術語解釋就是：范仲淹所采取的以刺激消費和擴大投資為主的“兩輪驅動”政策，產生了巨大的“乘法效應”：一方面，由于投資拉動，向社會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讓大量閑散的勞動力賺取到了消費所必需的白花花的銀子，并使得這種效應很快傳導到了消費領域，刺激了內需的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人為搭建和延長的龍舟比賽與佛事活動也為有了錢的百姓花錢提供了許多消費平臺和消費渠道。在范仲淹所實施的這種新經濟政策的良性刺激下，浙西一帶GNP（國民生產總值）出現井噴現象，成為經濟蕭條之中的一方樂土。

    我們知道，范仲淹實施的這種領先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800多年之久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也會帶來惡性通貨膨脹等一系列負面效果。至于當年的范仲淹是不是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馮夢龍在記敘中并沒說明，我們也就不好妄加猜測了。

    總而言之，說范仲淹在北宋時期所采取的經濟政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的鼻祖，這絕不是信口開河的小說家之言。但很可惜的是，不但當年在英倫的凱恩斯不知道中國有個叫范仲淹的人早就實行過了他所主張的經濟學理論，即使是今天那些專門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專家學者，恐怕也未必知道這一有趣的歷史事實。鉤沉這一段歷史，我們不能不對中國那些古圣先賢的大智慧油然而起敬意。

（原標題：范仲淹如何應對經濟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