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牧野之戰，新鄉的文化底蘊應該說豐厚了許多，實際上，新鄉所擁有的不只是牧野之戰，設若以牧野之戰為圓心，可以發散成牧野文化網。

　　關鍵是，牧野文化能不能代表新鄉？

　　2004年2月，新鄉文化品牌研討會召開，為了尋找并盡快確立新鄉的城市文化形象定位，新鄉人在努力。在這個會上，很多專家建議，以牧野文化作為新鄉文化品牌的代表和發展經濟、發展旅游業的城市形象定位。

　　這一切的發生，當以牧野之戰發生在相當于今天新鄉地區的古牧野之地為前提。

    先有牧野 還是先有牧野之戰？

　　走進新鄉，處處感受到牧野的氣息，除了原有的牧野鄉、牧村，現在還有了牧野區。

　　為了更突出牧野文化氣息，新鄉市還在建牧野公園，據說這個公園將來能夠全面展示牧野大戰的宏大場面。

　　“發掘牧野文化，是我們提升新鄉文化品位的步驟之一！”

　　新鄉市一位官員如是說。

　　“發展旅游，挖掘歷史文化成為新鄉‘五城’創建的一個重要內容。”“五城創建辦”蘇海鷹女士說。

　　而早在幾年前，在政府的支持下，蘇德榮還為牧野之戰寫出個21集的電視連續劇，準備還原武王伐紂的本來面目。

　　但政府的努力似乎缺少基層的呼應，9月初記者先后在牧野區宣傳部、牧野鄉黨辦采訪時，所接觸的工作人員，幾乎都難對牧野之戰說出個一二，就連此戰在本地進行都抱有懷疑。

　　實際上，新鄉市政府需要發掘的牧野文化，除了牧野之戰發生在新鄉外，還有自己的地域自信。

　　專家劉海文撰文指出：據歷史載，早在商代，新鄉就有牧野的稱號了。酈道元《水經注》說：“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牧野也。”

　　直到現在的人們，也常以牧野大地來指代新鄉地區。牧，從牛，從攴（音撲），本義就是指商周畜牧業經濟中對牛、羊、豬、狗、馬的人工馴養與放牧。

　　《周禮·牧人》：“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相傳，“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以民為利”(《管子·輕重戊》)。《夏商史話》一書認為：“殷人之王，指的就是相土，皂是喂牛馬的槽，牢就是關畜牧的圈。”“商族本來就是一個擅長放牧的氏族”。“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不僅能飼養，而且能馴服馬牛負重作交通工具”。甲骨文中的牢字的本義就是圈，或者說是圈養牲畜。商王祭祀要用大量的牛羊，所以對養牲畜的畜牧業也是非常重視。這樣，“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牧野也”（酈道元《水經注》 ），這樣一片廣闊平坦、水草豐茂的古牧野之地，應該就是當年商都朝歌郊外的農、畜牧業基地。

　　據《括地志》記載：“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武丁是商王朝發展鼎盛時期頗有作為的一位君主。武丁在商代歷史上以武功著稱，他在位五十九年。

　　后世商王為他立廟，尊稱為高宗，古書中又稱為武王，并說他“享國百年”(《漢書·五行志》）。武丁不僅創都朝歌，還對農業、畜牧業非常關心、重視，經常親自到一些農牧地區去視察養牛的情況，甲骨卜辭里有“王往省牛”。這時，古牧野也是當時武丁始都朝歌郊外的農、畜牧業基地之一。在《夏商史話》里，孟世凱先生認為：“牧是商王派駐各地管理畜牧的武官。”據此，古牧野之地不僅是商都朝歌郊外的農、畜牧業基地，牧野之稱又說明，它還是由商王任命的“牧”進行管理的地方。牧野之名，至少也應該開始于朝歌為商王武丁都城之際。

　　古牧野之地究竟有多大的覆蓋面積？據《括地志》記載：“衛州城，故老云周武伐紂至商郊牧野，乃筑此城。”這說明今天的衛輝市轄區屬古牧野之地。《荀子·儒效》記載：“武王之誅紂也，……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壓于牧之野。”即是說今天的輝縣市的百泉是武王伐紂之師在戰爭前夜的休整宿營地。古牧野的北界與南端，酈道元的《水經注》記載說“自朝歌南至清水”，于是，專家認為古牧野之地與今天新鄉下轄的四區八縣大體相當。

　　“是先有了牧野才有了牧野之戰，如果沒有牧野，也就無所謂牧野之戰了。”蘇德榮先生說，“自古以來，牧村都是這個稱呼！”

　　也是，3000多年了，很多人與物事或許都已雨打風吹去了，但牧村還在，周圍的鷹揚村也在，這些村落以特別的方式留住了那段歷史。

　　它們以無聲的語言求證著一個歷史的真實：牧野大地，作為一個空間概念，它不僅代表了早在商武丁時間始都朝歌而形成的商郊牧野的農、畜牧業基地；同時，它又是武王伐紂滅商的牧野之戰的古戰場；它還成為與之覆蓋面積大體相當的新鄉地區的代稱。

    牧野文化是新鄉驕傲的存在

　　無論怎樣，牧野大地、牧野之戰和牧野文化，已經成為新鄉驕傲的存在。

　　而牧野之戰，因為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特殊性，顯得愈加招人眼目，也成為牧野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

　　專家劉海文認為，牧野文化其實代表了以前新鄉的軍事、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內涵。

　　牧野之戰，一個偏隅西土的小邦周竟以區區不足5萬人的兵力，將擁兵70萬之眾的大邑商打敗。而且，周師“兵不血刃”，而是讓“紂師皆倒戈以戰”(《史記·周本紀》)，直殺得助紂為虐的殘余勢力“血流漂杵”，而指揮這場戰爭的周武王卻是輕松地“一戎衣天下大定” (《尚書·周書·武成》)。這樣的戰爭，在中國軍事史乃至世界軍事史上，不僅是堪稱奇跡，而且是近乎于神話。

　　巧合的是， 商的開國君主成湯滅夏之際，也發生了類似的鳴條之戰(古鳴條經現代多數學者認定就在今封丘東，也屬于新鄉地區)。

　　《詩經·商頌·長發》描述了湯放桀的整個征戰經過：“(湯)武王載旆，有虔兼鉞，如火烈烈，則莫我難曷!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吾昆夏桀!”孟子也評價說：“湯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孟子·梁惠王下》)古書上將鳴條之戰的湯放桀滅夏和牧野之戰的武王伐紂滅商合稱之為“湯武革命”。

　　《周易·革》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的本義是指皮革，制獸皮去毛而為革，因此又有了變更的新義。夏、商、西周三代，都相信他們是由 “天命”而立國。因此，先秦三代之際“革命”的本義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興替，新興的王朝變革了天對舊王朝的任命，簡言之，“革命”就是變革天命。如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就是商對夏的替代、周對商的替代都是順應天命和民心的。
　　孔老夫子在兩千多年前談到三代禮法制度，堅信三代在禮法制度上是承前啟后的相互因襲，但同時又有所廢止和增加即損益；他認為，周的禮法制度是借鑒了夏商兩代發展起來的，是最為豐富、最為完善的。所以，孔子雖為殷人之后，卻又極力去贊頌周的禮法制度。

　　史稱“湯武革命”的湯放桀、武王伐紂，都發生在現在的新鄉，他們通過滅夏建商，滅商建周，完成了三代更替的中間大業。三代更替，逐鹿中原，無論是前朝忠臣關龍逄或微子、箕子、比干；還是后朝開國的明君、重臣商湯、仲虺、伊尹或周文、武王、太公望、周公旦，他們的忠貞不渝或是開拓進取、英勇善戰、勤政愛民、以德治國的精神和功績，無疑都對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道德各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劉海文認為，牧野文化至少形成了三個方面的內涵，一是“一統天下”的意識和三代社會的進步。古代中國“一統天下”的意識，可以追溯到夏王朝的開始，甚至于更遙遠的“人文初祖”黃帝時代。大禹建立的夏朝，就已經是“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統一了萬國諸侯；商湯立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武王伐紂，“及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百七十三國”；直至春秋戰國，還存在著許多大小不等的諸侯國。由此可見上古三代的王朝統一，從極為松散到漸趨聯系密切，表現出擺脫狹隘的血緣父系家族組織的進步趨向。正如《詩經》所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明周代比夏、商的一統天下的意識更加強烈、更加明確。而且，統一王朝的確立，為社會的經濟、文化和科技的發展進步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環境。因此，牧野之戰周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上繼承了 “禹克三苗”、“湯放桀”、建立王朝一統天下的進步趨向，使西周王朝成為三代的鼎盛時期；同時，又下啟了春秋戰國乃至秦的大一統傳統思想的形成和實踐。

　　另外，“湯武革命”被后世視為正義戰爭的典型范例。孟子認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廢興存亡者亦然。”由是，古人得出結論：兵之勝敗在于政。以天命觀為主導的英雄主義因此退場，以德治國的思想由此萌發。武王伐紂取代殷商王朝，這場歷史變革帶給人們對人的作用與價值的認定和對傳統天命觀的動搖和淡化，周天子在統治階層內部強調“明德”（即最早的“以德治國），對后世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發生在古新鄉的“湯武革命”還對后世的禮法制度以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思想和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與氣節的形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如 “湯武革命”中的鳴條之戰、牧野之戰，對春秋戰國儒家的“仁者愛人”、“仁政”、“民貴君輕”等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歷史事實依據；對墨家的“非攻”、“尚賢”、“尚同”思想也有直接影響；老子受三代思想的影響，以“道”這個命題，成為完全拋棄宗教神學的第一個哲學家；依據周武王“兵不血刃”，“一戎衣天下大定”，孫武在《孫子兵法》中提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軍事境界，也是由牧野之戰而得出的。

　　商紂王和周武王不會想到，這么一場一天決定勝負的戰爭，竟然被人們談論了3000多年，而且注定還要繼續談下去。

　　他們更不會想到，以他們為代表的牧野文化，會讓一個國家獲益良多，讓一個地區如此被人關注，也許會成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啟動器。

　　但似乎牧野之戰的影響還不止如此，未來究竟怎樣？也許只有天知道。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絕不是《封神榜》里那種可以借助神力廝殺的簡單戰爭，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想走近它，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