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著名作家柏楊和妻子張香華

86歲的柏楊宣布封筆。他最后的作品是為即將在大陸出版的《柏楊曰》作的序，在序的結尾，他說“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廉頗老矣，風骨依稀。

游擊戰士

“我滿身都是傷，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難。舔傷也不是都能舔到的，但，我還要飛。”——柏楊

“政治文化糾纏在一起的人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柏楊雜文系列的主編陳曉明這樣總結柏楊。“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過蔣介石，后來又在蔣經國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會，卻也沒有使用傳統表達訴求的政治語言，而多是從人文角度，站在邊緣。

柏楊的“游擊”，去臺灣以后才日漸顯眼，而他與政治的瓜葛卻還未結束——他高中未畢業就進入武漢“戰干團”(國民政府為阻截奔向陜北的青年潮所設立的收容機構)，在此加入國民黨；第一次見蔣介石，興奮得甚至“忘記舉槍”；其后，顧不上媒妁之約的妻子，來到重慶國民黨培養干部的基地受訓；在重慶他結識了第二位妻子，并有了孩子；但他未多享家庭溫暖，就輾轉去了東北，最后跟著國民黨敗退的路線一路到了臺灣……

“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調”。但初到臺灣，他的自由還局限于老友聶華苓記憶中的靈光一現、嬉笑怒罵。他對社會反思的表達隱晦得多，多是些反映生活艱辛、理想失敗、愛情幻滅的小說。這樣的表現，與他身在救國團，任“中國青年寫作會總干事”的身份頗有差異。

救國團差事，對柏楊來說最重要的或許是讓他終于告別了多年的疾苦——1948年，餓得發昏的柏楊曾在街頭大罵自己“無能”。只是為了追求第四任妻子倪明華，柏楊才放棄了工作和原先的家庭，以“柏楊”之名進行雜文創作。

寫雜文那些年，他生活安定，家庭美滿，女兒佳佳的出生又平添親情慰藉。而他的雜文也漸露鋒芒，針砭時弊，并擁有了相當數量的讀者。

為貼補家用，柏楊兼職給《中華日報》家庭版翻譯“大力水手”漫畫。有一個主題是父子二人流浪到一個小島，競選總統，發表演說。其中“Fellows”一詞，被柏楊幽默地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這個說法常見于蔣介石發言中對民眾的稱呼，在那個年代，總會惹人聯想。1968年3月7日，他終于被冠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而入獄，稍后又追加了“共黨間諜”的罪名。

“開始，我以為只是一場誤會，他們可能做事太積極、抓錯了人。”他曾告訴倪明華：“蔣主任(即蔣經國)是熱情忠厚之人，是非必明。”然而，柏楊的幻想終于幻滅了，他甚至嘗試了自誣、悔過、接受誘供。前前后后，他在監獄總共度過了9年26天。

然而，他對社會的抨擊卻是經歷了獄中的煎熬之后才真正猛烈起來。從自由人走入監獄，再從監獄獲得自由后，柏楊對政治、人性等有了豐富的參透和領悟。

老天真

柏楊最后出版的一本書叫《天真是一種動力》。這份對“天真”的認知來自被關押的記憶。“在軍法處看守所被羈押的日子，監獄外面就是農田，常聽到種田的老農們指指點點向別人介紹說：‘里面關的都是老天真，他們夢想什么民主！’”

柏楊老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對此深有體會，“我們常常抱怨社會混亂，柏老卻能永葆信心。因為他從歷史角度看待問題，有時候比我們年輕人還樂觀。

從小說到雜文而入史，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以十年為單元，切割了他不同的創作階段，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歷史，柏楊對傳統文化及國民性的反思，也變得逐漸深刻起來。

牢獄，讓柏楊的天真有了大爆發。一本《丑陋的中國人》讓大陸的讀者一下知道了柏楊。“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蟲”；“我們的民主是‘以示民主’”；“窩里斗，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些振聾發聵的聲音，當年都被稱作思想的酵母。“他是一個斗士型人物，語言帶有挑戰性和攻擊性。”同心出版社的謝璽璋強調對柏楊認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溝通——所謂壯懷激烈的情感。“柏楊給我的感覺很難擺脫那個時代，那個反對獨裁大體制下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他過度夸張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的角度過于絕對。”

入獄是一個轉折點，單調的牢獄生活，使柏楊不再有豐富的訊息加以指點評論，能看到的報紙有限，但史書是一個例外。在牢房里，柏楊每天背靠墻壁坐在地上，在狹小天地里開始抒寫“小民的歷史”。這期間，他高產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等四本著作。“我逐漸發現中國的歷史太久，文化綿延太久，一切的病態，一切的陰暗面，現代人固然要負責，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應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檢討。所以我改研究歷史，從歷史中去探討我們的根，哪些是優秀的，哪些不是優秀的。”

猶如醫生指出病癥，柏楊也在多年思考后得出了藥方，“我曾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沉淀、腐化力極強的醬缸……現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發現中國文化的基因里，一開始就缺少人權思想，從沒有人權素養。要改變中華民族的氣質，絕不能仰仗‘大人物’動手，應先由‘小人民’做起。

愛恨情仇

作家聶華苓曾評價柏楊小說和雜文有一個共同點，“在冷嘲熱諷之中，蘊藏著深厚的‘愛’和‘情’。”

問及出獄后57歲的柏楊怎么就吸引了相差近20歲的張香華。“不知道呀，就這樣稀里糊涂嫁給他了。”眼前這位已60多歲的優雅女人煥發出少女般的情懷。

張香華記得，初次見面后轉天就收到柏楊的信，“感謝上蒼讓我遇見了你。”柏楊的行動力讓張無所適從，包括求婚，都是突然而直接的一句話——“成個家好不好”。張香華說，她曾推說不合適，覺得柏楊已經有多次婚姻，不能再遭受打擊。但柏楊只一句“我不在乎任何打擊”就徹底擊中了她。對于柏楊的愛，老友孫觀漢曾總結說：“寧愿為了愛而失戀，而不愿因為失戀而不愛。”

在共同走過28年之后，張香華會跟記者分析柏楊自身的矛盾性，“他從封建社會走出來，一直批判儒家。但是生活層面，他又是典型的中國人，徹底的儒家：重情意，很體貼。”張香華還這樣描述柏楊的情意，“如果你不是一個很強壯的靈魂，會被他毀掉。因為他很會寵人，寵他的女人，寵朋友，沒有原則。”夫人辦事歸來，他會道一聲“辛苦”；家里已經有車，還要再買一輛方便張香華使用……這種寵，尤其體現在柏楊入獄前給前妻倪明華的一封信，事無巨細，情意綿綿。“努力補習英文……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處控訴，更不可云軍法不公，免你再受打擊。”

然而，倪明華還是成了柏楊5位妻子中，惟一主動離開他的，在他獄中最絕望的時候，終于形同陌路。但柏楊依然有同情：“（上世紀）60年代坐政治牢，連孩子讀書也被人罵，沒有臉上學。我想她是不得已……”

柏楊把第二位妻子和女兒的照片保存了40年，后來還提出了他自己根本無法做到的婚姻八盟約……張香華對此卻有足夠的包容和理解，“從窮鄉僻壤的野孩子，到最后惹來殺身之禍，變化這么大……落差也很大。我覺得要做他的夫人，如果是原配，都無法白首偕老。”

大陸的讀者總喜歡把柏楊與李敖放在一起，因為兩個人都因文字入獄，又都有頗大的影響力。針對《丑陋的中國人》，李敖還著有《丑陋的中國人研究》，其中多篇章節矛頭都直指柏楊，而在《柏楊回憶錄》中，對李敖則只字未提。

問及柏楊此生最大的遺憾，夫人張香華停頓了片刻回答道：“雖然他沒有明講，但是我能感覺到，他人生那么曲折，兒女都比較疏離。在臺灣，他沒有一般家庭中那種子女的團聚，我想他有失落。”

當然，時下讓這位老人最受傷的當屬歲月。他曾說，“想起失智、癱瘓、中風，所有造成老年人恐怖的，其恐怖程度都遠超過任何政治恐怖。因為政治恐怖受害的是一群人，老人的恐怖則由老人個別承擔。”

歲月，是任誰都避不開的檻。

鏈接 柏楊（ｂò ｙáｎｇ），原名郭衣洞，滿族。1920年生于河南省開封市。東北大學畢業后，曾任東北《青年日報》社社長、沈陽遼東學院教師。去臺后，曾在反共救國團任職，后在成功中學、省立成功大學、國立藝專等從事教育工作。

1966年任平原出版社社長。1968年3月4日因“大力水手事件”被捕。1978年出獄后，和女詩人張香華結婚。

1960年臺灣橫貫公路通車前，他曾應邀前往參觀及為沿途景致題名，那時最后一站位于“古柏楊”的隧道尚未竣工，他回家后提筆有感，因而用了“柏楊”為筆名，并一直沿用至今。柏楊曾被列為臺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柏楊版資治通鑒》在臺灣被譽為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中國人史綱》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國人》在當代華人世界中流傳最為廣泛。（師 欣）【原標題：柏楊：我滿身都是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