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顧名思義，是一個歇腳的地方。

 

　　上一個千年來臨之前，被戰亂折磨得破敗不堪的中原文明，在一個叫陳橋的驛站歇了歇腳，抬腿就邁出荒蕪，走進了一段為期160多年的繁華之旅。那段輝煌的歲月，至今仍讓人贊嘆、懷念，也讓人扼腕嘆息2002年12月24日上午11時許，記者乘車出了開封市，沿平整寬闊的柏油路奔向東北方向。過了黃河大橋，汽車折而向西，沒多長時間，就透過車窗望見了新鄉市封丘縣的陳橋鎮。看了看表，不到一個小時，我就從“東京汴梁”來到了“陳橋驛站”。

 

　　一個半小時前，我還在喧鬧的開封市大相國寺車站門口，四處打聽怎么到陳橋鎮。但被問的人基本上都一臉的茫然，這讓我很有點意外。一位煙酒店的老板茫然過后，忽然眼睛一亮，撓了撓頭(似乎是為自己的“沒文化”不好意思)說：“你說陳橋兵變的地方啊？！知道知道！”對于開封來說，陳橋是個不應該遺忘的地方。“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等等流傳千古的詞語，都和它有關。

 

　　一千零四十三年前，陳橋驛發生了一件影響中國歷史的事。沒有這件事，或許中國就沒有一個叫做宋朝的繁榮朝代，沒有《清明上河圖》所表現的東京的繁華，或許也沒有蘇東坡“我欲乘風歸去”的浪漫、岳飛“怒發沖冠”的豪情、辛棄疾“欄桿拍遍”的郁憤。那一天，延續320年的大宋王朝在陳橋驛“呱呱墜地”，中國再一次由亂到治，開始了數百年的繁華之旅。而作為北宋的京城，在上一個千年開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開封成為全世界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到現在，憑著古都的美譽，憑著潘楊湖、包公的傳說，開封還吸引著熙熙攘攘的游人。

 

　　記者到達陳橋鎮的時候，天上飄起了紛紛揚揚的雪花。遠遠望過去，坐落在遼闊平原上的這個小鎮很樸實也很平和，讓人無法把它和兵變之類的事聯想到一塊。

 

　　正是中午，又下著雪，陳橋鎮非常安靜，進村后記者幾乎沒遇到人。在封丘縣博物館館長李天錫的陪同下，我們來到了陳橋驛紀念館。紀念館不大，房子也比較樸實，只有一個正殿兩個配殿，都不是宋代建筑。據說紀念館里只有那棵著名的系馬槐是宋代的，它就是陳橋兵變惟一的見證了。那棵槐樹老態龍鐘，樹皮呈黑褐色，有三人合抱粗細，約三四米高。李天錫說，這棵樹1983年就死了，現在樹干里面的空洞里豎著水泥桿，外面有鋼管撐著。管理人員當時專門從系馬槐上找到了一些樹籽，育苗成功后栽在旁邊。現在，這一棵“克隆”的系馬槐也已經長到碗口粗細。

 

　　在陳橋鎮，關于趙匡胤的傳說很多，我聽到的最生動的一個故事是這樣的：趙匡胤黃袍加身后，要回師開封，急著渡過黃河。他派人去河邊查看：“封河(河面凍結)了沒有？”當時正是“五黃六月”，哪里會封河？去的人回報：“沒有封！”趙匡胤下令把這人殺了，又派人去看，再問：“封河了沒有？”“沒有封！”結果第二個人又做了冤死鬼。第三個被派去的人一想，反正是個死，就回報：“河封了！”結果大隊人馬走到河邊，第三個人目瞪口呆：大河封了個結結實實！部隊過了河，大家回頭一看，河面上一片通紅，原來是魚鱉蝦蟹搭了個橋，讓“真龍天子”趙匡胤過了河！

 

　　歷史專業“科班”出身的李天錫推了推眼鏡，對記者說，民間的傳說不但神化了趙匡胤，時間和環境也沒弄對。陳橋兵變發生在公元960年大年初三晚上，并不是夏天；陳橋驛那時也不在黃河北岸。那時的黃河從鄭州往東北方向流去，封丘、原陽、滑縣、長垣等縣都在“大河之南”，從陳橋驛向北走幾十公里路，才能到達黃河。據省社科院研究員單遠慕介紹，一千多年來，黃河在河南曾改道很多次，有段時間黃河逼近開封僅有幾公里，在船上就能望見開封城。大概三四百年前的一次改道，把陳橋從開封“割”到了北岸，后來就歸了新鄉市封丘縣。看樣子，一千年的時間太久遠了，事發地有鼻子有眼的傳說竟然全是“合理想象”。

 

　　因為是“龍興之地”，北宋時陳橋驛地位顯赫。宋初時，陳橋驛被改為“班荊館”，作為接待契丹使者、過往官員和舉行國宴的地方，不再單純是一個交通通信機構。

 

　　據說“班荊館”規模宏大，建造講究，陳設華麗，設施很是周全。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班荊館”又改為“顯烈觀”，以“顯揚祖烈”，成為宋朝皇族宗室經常活動的場所。后來，“顯烈觀”毀于金人鐵蹄。歲月滄桑，那時的輝煌如今一點蹤影也找不到了。

 

　　黃河改道后，陳橋驛緊鄰大河北邊的大堤。這樣的位置沒讓陳橋驛蕭條，反而讓它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黃河渡口。86歲的張彥恭老人說，他小的時候，陳橋鎮有“72座廟，72條街，72眼井”，規模很大。當時的渡口有幾十條船，街上旅棧、飯店、倉庫都有“大字號”。冬天封河無法行船時，客人在陳橋一住就是好幾天。但那時已經修了鐵路，有了黃河橋。隨著鐵路的日漸興盛，渡口就慢慢“不中了”，整個陳橋逐漸繁華不再，蕭條冷落了。在三四十年前，陳橋還有一些廢棄的大宅院，房子都塌了，只留下一地的磚頭瓦塊。

 

　　1960年前后，李天錫在開封師院(現河南大學)上學時，還時常從這里坐船回家。他說：“和長江不一樣，黃河的水淺，河道變化也很大。順的時候，一袋煙工夫就能渡過河去；可要擱淺了，就得慢慢地活動船，找水深的地方繞過沙灘走，有時要折騰10多個小時。”有一次李天錫上午9點上船，晚上10點才到對岸。李天錫感慨道：“以前陳橋這兒是交通要道，往濮陽、往北京都從這兒走，可一修鐵路，陳橋就不中了。”

 

　　從“安史之亂”開始，中國由治到亂。到公元960年，中原文明已經在持續的動蕩中煎熬了200多年。

 

　　是有人出來收拾殘局、重整山河的時候了。于是，歷史選擇了趙匡胤，歷史選擇了陳橋驛……

 

　　陳橋是這樣一個驛站，偶然的機會讓它“一夜成名”，不管它現在和將來多么普通，歷史也永遠不會把它遺忘。

 

　　“趙匡胤拴馬時是將軍，解馬時就是皇帝了！”指著老槐樹，陪同我采訪的李天錫說，“五代時國無寧日，人民飽嘗戰亂之苦。陳橋兵變是那時中國由亂到治的轉折點，這棵樹可是個見證。”盡管陳橋驛早已經面目全非了，但有這棵老槐樹在，就可以肯定，一千多年前那個戲劇性的“黃袍加身”正是在這附近。

 

　　1043年前(公元960年)的那個大年初一，都城在開封的后周朝廷再次接到邊防急報：契丹和北漢合兵來犯。年輕的皇太后和7歲的小皇帝柴宗訓召集大臣計議后，決定派掌握禁軍的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兵出征。初三早晨，33歲的趙匡胤帶領緊急集合起來的6萬大軍，出開封陳橋門向北出發。

 

　　俗話說：“兵上一萬，沒邊沒沿。”6萬大軍浩浩蕩蕩塞滿了官道，望不到邊的旌旗獵獵作響。寒風在曠野上刮過，士兵們身上的盔甲、手里的刀槍等鐵家伙冰冷堅硬。大過年的，卻要背井離鄉去遠方拼命，他們的臉色想必好看不到哪兒去。

 

　　一千多年前趙匡胤的士兵走過的原野上，沒有今天我們看到的阡陌縱橫和麥苗青青。那時候，這一片大地上荊棘叢生，衰草連天，狐兔出沒，人煙稀少。

 

　　從“安史之亂”開始，中國由治到亂。到公元960年，中原文明已經在持續的動蕩中煎熬了200多年。從唐末到五代，戰亂、兵變頻仍，經濟比較發達的中原地區是軍閥混戰廝殺的主要戰場。富庶的田野，成為血流成河的戰場；繁華的都市，淪為狐兔出沒的廢墟。戰爭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中原地區人口銳減，經濟遭到毀滅性破壞。河南、山東、陜西的千里沃野都成了荒涼地帶。在最凄涼的時候，昔日繁華無比的洛陽城宮闕盡毀，“城邑殘破，戶不滿百”，惹得司馬光后來感慨萬千：“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史料顯示，當時中原一帶百戶以下的縣不在少數。即使是到了宋朝建立十幾年后的宋太宗時，開封周圍二十三州的數千里沃野上，得到耕種的土地仍然不足三分之一。

 

　　數十年的戰亂，使得老百姓深陷水深火熱之中。翻開史書，這一段的歷史讓人震驚：五代初年，朱溫為了阻擋李克用的騎兵南下，先后3次掘開黃河堤防，導致河南、山東變成沼澤水國；為了讓士兵賣命，將軍們攻下城后，都縱兵肆意屠殺、搶掠百姓；在一座被圍的城中，糧食全部吃光，結果“人肉每斤百錢，狗肉每斤500錢”……

 

　　短短的50多年中，中原經歷了5朝8姓14君，在南方和山西，也先后出現了10個割據政權。這就是歷史上的“五代十國”，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動蕩的時期之一。

 

　　趙匡胤就成長于這樣一個時代，也正是這樣的時代成就了趙匡胤。

 

　　一千多年前的那個大年初三，趙匡胤率6萬大軍北征，當天夜宿陳橋驛。小鎮來了大兵，搭起了千百座營盤，數不清的旌旗在寒風中飄舞。

 

　　隨著夜幕的降臨，一種騷動的情緒在寒風中蔓延，開封城“點檢做天子”的流言在軍中迅速傳開。這一夜在陳橋都發生了什么，隔著千年時光，我們已無法知曉。宋人司馬光編纂的史書記載說：第二天凌晨，“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于驛門……太祖(趙匡胤)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于庭，曰：‘諸軍無主，愿奉太尉(指趙匡胤)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眾皆拜于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

 

　　一個聲威赫赫的王朝就這樣誕生了。

 

　　史學家大都不相信天上能掉下這么大一個“餡餅”，認為所謂“黃袍加身”，是一個精心的策劃。不少古人寫詩對官方史書的記載表示不屑：“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千古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便罷兵”。

 

　　一般認為，選擇陳橋發動兵變，是因為在京城之外集結軍隊，兵變更容易成功。用“黃袍加身”的方式，是臉皮比較薄的表現，也更容易為各方接受。以前史學家多認為趙匡胤是欺負后周的“孤兒寡母”；但現在史學家多認為，不能太關注對一家一姓的忠，天下久亂，人心思定，后周7歲的小皇帝難以承擔歷史使命，這個任務只能由趙匡胤來完成。

 

　　披上黃袍的趙匡胤被將士簇擁著回師京城，他和士兵“約法三章”：“近代帝王起兵，初入京師都縱兵大掠，今天你們不能侵犯少主、太后和文武百官，不能劫掠開封民眾。服從命令的有重賞，違反者殺無赦！”趙匡胤的這道命令使得這次兵變與五代時其他頻繁的兵變有了本質的不同，使得這次兵變成了天下由亂到治的轉折點。

 

　　大軍去而復回，兵變的消息傳進開封，當即滿城風雨，人心浮動。10年前后周太祖郭威發動兵變，殺進開封后縱兵大掠的一幕，人們還記憶猶新。開封百姓如驚弓之鳥，無奈地等著頭上的刀子落下來。但趙的部隊進入開封后秋毫無犯，開封城“市不易肆”，秩序很快安定。于是，趙匡胤賺足了民心。

 

　　對后周的大臣、少帝和太后，趙也采取了很溫和的辦法——舉行了一個“禪讓”大禮，少帝將帝位“禪讓”給了趙匡胤，而后周的大臣統統留用，改朝換代的大事在平穩中完成。

 

　　33歲的趙匡胤可以說出手不凡。他竭力減少兵變產生的震蕩，展示了將國家帶出災難、領上坦途的遠見卓識和非凡能力。在此后體制改革、國家統一的大業中，趙匡胤寬容、穩健的作風又屢屢顯示魅力。最終，他將當時的中國帶出了長達數十年甚至可以說數百年的戰亂時代，整個中國終于結束始自“安史之亂”的混亂，重新走向穩定和繁榮。

 

　　這位生于洛陽，在戰爭中嶄露頭角、控制軍權的年輕將軍從陳橋驛返回后，定都開封當上了皇帝。因曾任治所在宋州(今商丘)的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定國號為宋。

 

　　應該說，在歷代帝王中，趙匡胤是個比較直爽的人。他用一種簡單而又直接的方式，僅僅是破費了幾杯烈酒，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懂得用酒去解決問題的人，比喜歡用血解決問題的人當然要更聰明，也更值得尊重。

 

　　趙匡胤的幾杯烈酒，奠定了宋朝繁榮穩定的基礎，但也種下了趙宋王朝覆滅、崩潰的基因。

 

　　陳橋驛，肯定是當上皇帝的趙匡胤經常要回頭望望的地方。33歲的他在陳橋圓了皇帝夢，那樣的一夜，恐怕不管是誰，都會將無數細節珍藏心中，陶醉、回味，沒事的時候偷著樂。但陳橋驛不光值得他陶醉，更讓他警醒：會不會出現另一個陳橋，黃袍加在了別人的身上？如何讓宋朝長治久安，不會成為五代后的第六個短命王朝？

 

　　唐朝中期以后，特別是五代時，“主弱臣強”、“興亡以兵”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掌握重兵的將領們左右著國家的局勢，他們一旦反叛，國家馬上就搖搖欲墜。趙匡胤本人就是這樣當上皇帝的，他當然不能讓這一幕在自己身上重演。

 

　　陳橋兵變一年半后的一個夏夜，趙匡胤設宴招待他手下掌握重兵的將領。這些人都是他昔日的結拜兄弟，陳橋兵變的功臣。席間，趙匡胤做出悶悶不樂的樣子，對兄弟們說：“當了皇帝之后，我從來沒有好好睡過覺。我知道你們對我都很忠心，可是如果有一天，黃袍加在了你們的身上，你們能有什么辦法呢？”此話一出，將領們當即嚇得跪了一地，求趙匡胤指條生路。趙匡胤表情誠懇地說：“人生如白駒過隙，你們不如釋去兵權，出守大藩，多買好房好地，多買一些歌兒舞女，每天飲酒相歡，好好享受人生。這樣咱們君臣之間上下相安，該多好啊！”

 

　　第二天，石守信等禁軍將領“集體辭職”，交出了兵權。趙匡胤把這些職位空缺起來，權力就歸了自己。這就是所謂的“杯酒釋兵權”。就這樣，趙匡胤既不殺功臣、不傷兄弟和氣，又解決了問題。應該說，在歷代帝王中，趙匡胤是個比較直爽的人。他沒有像劉邦和朱元璋那樣費盡心機屠戮功臣，而是用一種簡單而又直接的方式，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對于戰爭中被他俘虜的各地割據政權的首領，趙匡胤也很寬厚，一般都予以優待。趙匡胤是職業軍人，直到當上皇帝之前，他還是高級將領，但他好像并不嗜殺。倒是一些其他身份出身的帝王(劉邦當過亭長，是個基層小吏；朱元璋是農民出身，后來又當過和尚)有時候表現得十分殘暴。這個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杯酒釋兵權”之后，趙匡胤又推出種種體制改革措施：分離掌兵權和發兵權，使“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推行文人政治，逐步剝奪節度使的兵權、財權和人事權，創建了“強干弱枝”的中央集權政治體系。

 

　　這些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使趙宋王朝走出了五代時頻繁兵變、軍閥混戰、社會動蕩的陰影。在300多年中，兵變從沒有成為宋朝的致命威脅。

 

　　趙匡胤坐鎮中原，調兵遣將，先后打敗不少割據政權。除了山西太原的北漢和南方的幾個小國，大部分地區都入了趙宋王朝的版圖。隨著天下初定，趙匡胤實行了一系列適當的政策，使經濟、文化、科技迅速恢復和發展。后來宋朝在這幾個方面的繁榮程度甚至超過唐代，達到了新的高度。宋代的造紙、造船、煉鋼、火藥制造等技術非常發達，其出產的瓷器、絲、茶葉和漆、銅、金、銀、鐵器等各種物資遠銷歐亞大陸的諸多國家。

 

　　以開封為代表的中原文明，同樣展現了巨大的活力。開封除了是政治中心外，也是全國的交通中心和經濟中心，其交通地位基本上相當于現在處于鐵路十字交叉處的鄭州。開封最初是春秋時鄭莊公所建，起名開封，即“開拓封疆”之意。這里地處平原，陸路交通發達。更重要的是，汴河自隋唐后就是中國南北水運的交通干線，而開封正處于汴河的中樞，往西接黃河、渭水直抵洛陽、長安，往南可直通江淮、荊湖，并聯系嶺南、川蜀，“半天下財賦，并山澤百貨，悉由此路而進” 。

 

　　依托得天獨厚的條件，宋代的開封百業昌盛，城內有早市、夜市，晝夜喧鬧，繁榮異常。

 

　　當時的開封甚至有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藥作坊，火炮、“手榴彈”、毒藥煙球等火藥武器花樣百出。

 

　　開封居民衣食豐足，普通人家穿綾羅綢緞是尋常事。在這座千年名城里，蘇東坡父子受到歐陽修的激賞而踏上仕途，而柳永則失落地徜徉街頭“奉旨填詞”；王安石在宮廷推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變法”，司馬光則在官衙埋頭寫作《資治通鑒》……看看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你就知道當年的開封文化，是何等的群星璀璨，是如何的光彩奪目。

 

　　隨著經濟發展，開封的人口很快達到100多萬。同時期世界上的城市，日本的京都約20萬人，西亞的巴格達有30萬人，而歐洲最大的城市不超過10萬人。前蘇聯《大百科全書》“城市卷”認為，當時的開封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華、最富庶和最美麗”的城市。

 

　　在上一個千年來臨前后，擺脫戰亂的中國，以強勁的上升勢頭，快步邁向世界的巔峰。

 

　　當然，“強干弱枝”的政治體制，“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軍事體制，在后來逐漸顯露出弊端。盡管宋朝經濟實力強大，但在面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戰爭中勝少敗多。對于軍事上的失敗，宋朝的政治體制、軍事體制當然難辭其咎。有人說，讓宋朝走向穩定繁榮的因素，也正是有宋一代政治、軍事軟弱的一個重要原因。100多年后北宋的滅亡和開封的衰落，已經隱含在宋初勃發的興旺中。也可以說，趙匡胤的幾杯烈酒，奠定了宋朝繁榮穩定的基礎，但也種下了趙宋王朝覆滅、崩潰的基因。

 

　　一個能征善戰的職業軍人憑借武力建立起來的王朝，在軍事上的成就偏偏極差，這又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

 

　　趙匡胤把“右文抑武”當做基本國策，逐步建立起一套文人政治的官僚體系。文人政治的確立，使趙家的天下有了長治久安的保障。不管趙匡胤的主觀動機如何，大批文人從政的客觀結果是，官員的文化素質和處理政務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社會更趨于文明。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首宋朝兒童入學時誦讀的《神童詩》，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價值取向。

 

　　從唐代中期到宋初的200多年里，原來只管軍事的節度使將轄區內的軍事、財務、民政大權集于一身，形成了一套“軍政府”的政治體制。在那戰亂頻仍的年代，重武輕文成為風氣。五代時，對文人的輕視更是達到極致。武將們把讀書人蔑稱為“措大”，將文人們使用的毛筆稱做“毛錐子”。他們認為，安朝廷、定天下只需長槍大戟，“毛錐子”根本沒用。宋朝初年，陳橋兵變的功臣王彥升曾帶兵半夜闖入宰相王溥的家，嚇得王溥“驚悸而出”，好酒好菜招待，然后還雙手送上一筆銀子。貴為宰相還受到武將的如此欺凌，其他文官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改變五代以來武人左右政局的狀況，消除大宋政權的隱患，趙匡胤開始重用文人，把“右文抑武”當做基本國策，逐步建立起一套文人政治的官僚體系。在他看來，文臣“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隨著文化的振興和開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進入上層社會，宰相、地方官員大都由文人充任，甚至軍事首腦和邊防重鎮的長官，也開始委任儒士。

 

　　在宋朝，文人的社會地位全面提升。后來，武將見到文臣時再也不像以前那樣趾高氣揚，而是恭恭敬敬地唱喏問候。當時有武將心懷怨恨地說：“狀元及第，雖將兵十萬，恢復燕云，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及矣。”就政治自由、環境寬松以及待遇優厚來說，宋代知識分子的景況在中國古代絕無僅有。

 

　　到宋仁宗之時，全國上下幾乎成了文人的天下，“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辭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

 

　　文人政治的確立，使趙家的天下有了長治久安的保障。不管趙匡胤的主觀動機如何，大批文人從政的客觀結果是，官員的文化素質和處理政務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社會更趨于文明。

 

　　對文人的重視，也使宋代學術昌明，文化繁盛。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說：“宋代學術，最為完善。”而有宋一代的文學成就更是有目共睹。

 

　　尾聲 中原文明的起起落落與河南人南遷

 

　　剛進陳橋驛紀念館，所長唐洪龍就告訴我一件有趣的事：前兩年來過一個風塵仆仆的中年游客，說自己是浙江蒼南人，叫趙子來，是趙匡胤的35代孫。他到陳橋驛，是專門來尋根的。

 

　　通過趙子來，紀念館又聯系到了其他宋皇室后裔，他們遍布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臺灣等省，在東南亞、韓國、美國也不乏他們的蹤跡。這些趙宋后裔修有族譜，還組織了宗族研究會。

 

　　其實這些趙宋后裔，只是北宋末年大量南遷的河南人中的一小部分。隨著中原文明的幾起幾落，河南人先后有過多次大規模的南遷。

 

　　黃河中下游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原本是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但歷史上殘酷的戰亂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一次次阻斷了文明的發展。為避戰禍，中原地區的人民數次大規模南遷，將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到了南方，因而中國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南遷，到后來形成南方遠比中原發達的格局。

 

　　東漢末年的戰亂和“五胡”十六國，曾把西北和黃河中下游地區弄得殘破不堪，造成“千里無雞鳴”的凄涼。“永嘉之難”時，匈奴人劉淵、劉聰打進西晉首都洛陽后，中原的林、黃、陳、鄭四大家族都逃到了福建。所以現在福建姓陳姓鄭的特別多，而福建的開化也就是在林、黃、陳、鄭四大家族到達后開始的。

 

　　唐、宋兩代，國家安定的時候，黃河中下游再度輝煌。但在五代的混戰和北宋滅亡后的戰亂中，中原文明又兩度衰落。

 

　　五代時，遷往南方的中原人數量相當龐大。當時湖南最早的割據政權“楚”，就是由“許州鄢陵人”馬殷創立；割據四川的前蜀，則是“許州舞陽人”王建所創；南漢的劉氏皇帝，祖籍是河南上蔡。這些人都是五代戰亂時帶部隊到南方稱王的。由此可見當時中原人南遷之多。

 

　　北宋的滅亡引發了又一輪的逃難潮，從中原南遷的人口難以計數。李清照之所以感嘆說“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就是因為當時渡江逃難的人太多了。

 

　　據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任崇岳介紹，在全國3000多個常見姓氏中，有1800多個起源于河南。杭州等地的節日風俗、穿衣、飲食等，“都是北方帶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