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甲骨文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文獻紀錄，如今甲骨學已成為一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學科，從事研究的中外學者有500多人，發表的專著、論文達3000多種。它對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等方面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一篇《殷本紀》，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過去史學界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因為沒有當時的文字記載和留存的實物資料可作印證。

    本世紀初，羅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發現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證實了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記》中所說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學者王國維對甲骨卜辭中所見的商代諸先王、先公，對照《史記》記載作了詳細的考證，證實了《史記》中《殷本紀》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盤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從奄(今山東曲阜附近)遷到殷(小屯村一帶)，從此歷經至8代12王，在此建都達273年之久。這些研究成果，把中國有考據可信的歷史提早了一千年。

    從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發現和認定，由此發展到肯定了一個距今3000多年、長達600多年的朝代，這是多么了不起的發現!這樣就把本世紀20年代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可信歷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徹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風之盛。王室貴族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氣候、收成、征伐、田獵、病患、生育、出門，等等，無不求神問卜，以得知吉兇禍福決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卜官。有刻辭的甲骨，都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辭成為研究商代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從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從1899年甲骨文首次發現到現在，據學者胡厚宣統計，共計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陸收藏97600多片，臺灣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總計我國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國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為止這些甲骨上刻有的單字約4500個，迄今已釋讀出的字約有2000個左右。

    中國的文字萌芽較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發現了各種刻劃符號，成為中國文字的雛形，經過二三千年的孕育、發展，到了商代，我國的文字達到基本成熟階段。甲骨文具有一定體系并有比較嚴密的規律，刻劃精湛，內容豐富，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過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據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甲骨文比《說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來源于直接發掘出來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對研究漢字的起源和發展，糾正《說文解字》的疏失，解決青銅器銘文中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有極大價值。

    從甲骨上的文字看，它們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筆線條嚴整瘦勁，曲直粗細均備，筆畫多方折，對后世篆刻的用筆用刀產生了影響。從結字上看，文字有變化，雖大小不一，但比較均衡對稱，顯示了穩定的格局。從章法上看，雖受骨片大小和形狀的影響，仍表現了鐫刻的技巧和書寫的藝術特色。“甲骨書法”現今已在一些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中流行，就證明了它的魅力。

    甲骨文的發現以及由此引發的殷墟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此之前的學者，只是在書齋中研究碑文和銅器銘文，從不去田野里考察和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然后是1927年開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的早期發掘。但當時對這兩處的發掘，不是由我國學術部門獨自承當的，而是由當時政府聘請外國學者主持，或由中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真正由中國學術機關獨立進行的田野考古，是從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殷墟的首次發掘開始的。它對中國田野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絕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長起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們培訓出來的。因此稱殷墟是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誕生地，確屬當之無愧。《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  王兆麟【原標題：發現甲骨文的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