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認為，音樂出于山則剛，出于水則柔，出于原則和。古淇河流域有峻峭的高山，有清澈的河水，有廣袤的平原，這里的樂曲必然既剛又柔且和，可粗獷激昂，能委婉雋永，又風韻獨具,這是出現大量民歌，出現大音樂家的地理前提。

      相傳古時有“十二音神”，排第四的“韻吟王豹”，便是春秋時的著名歌星。王豹之后，還有大音樂家師曠，既有“領軍”人物，又有群眾基礎，淇河成為“歌鄉樂海”，已是時人共識。

      最早的古琴曲——《箕子操》

      商代末期，音樂歌舞已經比較成熟，當時淇河流域的音樂歌舞水平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在當時，淇河流域是京畿之地，經濟發達，物產豐富，從民間到宮廷，能歌善舞者眾多，有著音樂歌舞的傳統，商紂王把都城改名“朝歌”，就足以說明這點。

      《史記·殷本記》說商紂王“好酒淫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大聚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雖然說的是商紂王的荒淫，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歌舞之盛。

      商代的音樂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祭祀祖先和鬼神的音樂，由巫師在祭祀時演唱，作為人、神溝通的一種手段；一種是商王室的宮廷音樂。由于長期以來儒家推崇周禮、排斥商代禮樂，因此把這兩種音樂分別貶稱為“巫樂”和“淫樂”。

      “桑林之社”中用的《桑林》之舞在當時非常盛行，“桑林之社”既是祭祀祖先，又是男女聚會社交的活動，由于當時原始習俗尚未脫盡，男女表達愛情的方式過于外露，故在后人看來頗有點淫穢的表現，所以鄭重的場合是不準演、也不準看的，但直至戰國時此類樂舞在淇河流域依然流行。

      我國最早的古琴曲《箕子操》也出自朝歌。古琴是中國古老的樂器，它承載了很多哲學和文化內涵，是古代文人雅士進德修業、修身養性的必備之品。最初的古琴只有五根琴弦，內合五行金、木、水、火、土，外合五音宮、商、角、徵、羽，象征君、臣、民、事、物。

      當年，商朝重臣箕子不滿商紂王的暴政，每當夜深人靜之時，沐手焚香之后，就抱著古琴在淇河岸邊的桑林中彈唱，借以抒發心中的郁悶。他把坎坷人生的內心憤懣，把對陰陽五行的哲學思考，把對天人感應的玄妙領悟，把對社會歷史的演繹歸納，都賦予了琴弦，化為了天籟之音。

      漢代桓譚所著《新論·琴道》中有對《箕子操》的解說；宋代郭茂倩把歷代歌曲按其曲調收集分類，匯編成《樂府詩集》，其“琴曲歌辭”中就收有《箕子操》（又名《箕子吟》）。

      聞之不知倦的鄭衛之音

      西周至春秋前期，朝歌是衛國的國都，而衛國的音樂歌舞又是遠近聞名，與距淇河不遠的鄭國的音樂并稱為“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就相當于現在的流行音樂，起自民間，多描寫民眾的生活和男女愛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編進《詩經》中的淇河流域的民歌“邶風”、“鄘風”、“衛風”共39首之多，《風》的四分之一皆為此。

      《史記·樂書》曾記載魏文侯對子夏說：“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就是說聽雅樂聽得想打瞌睡，而聽鄭衛之音卻不知疲倦，可想見其魅力。《漢書》卷二十八中也有記載：吳國公子季札聽了邶、鄘、衛的民歌，激動地高呼：“太美了，太耐人尋味了！我聽說衛康叔道德高尚，就像這音樂一樣美呀！”可見鄭衛之音的藝術效果。

      春秋時，淇河邊出了一位女詩人，她就是被稱為中國第一位愛國女詩人的許穆夫人。她的詩都是可以彈唱的，淇河邊的“鳳凰臺”，就是許穆夫人當年彈琴唱歌的地方。

      淇河音樂傳統之豐厚，使得差不多每一個淇河流域的人都能夠唱上幾嗓子，有的還因此而得福。衛懿公時，朝歌賢士寧戚不滿衛懿公玩物喪志，轉而投奔齊桓公。但他苦于無法接近齊桓公，只能露宿在城門外，替人養牛。

      一天夜里，寧戚正在喂牛，看到齊桓公到郊外迎客，他抓住機會拍著牛角大聲唱起歌來，吸引了齊桓公，并趁機得以向其表達自己的志向和見解，被齊桓公納為大夫。后來，寧戚輔佐齊桓公成就了一番霸業，與管仲、隰朋、賓胥無、鮑叔牙被稱為“齊國五賢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寧子飯牛”，也叫“寧戚叩角”。

      淇河岸邊還有一位被人稱道的著名歌手，名字叫王豹。《孟子·告子》有“昔者王豹居于淇，而河西善謳”。王豹住在淇水邊，受他影響，黃河以西、淇河流域的民眾都特別善于唱歌。后人把王豹列入“十二音神”，排第四位，曰“韻吟王豹”。

      刺秦義士、朝歌人荊軻耳濡目染淇河的音樂傳統，也酷愛唱歌。史書記載，他初到燕國時，常與高漸離在街市喝酒，酒酣之時，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著節拍高聲歌唱，旁若無人。荊軻赴秦行刺，臨行時也是和著高漸離的擊筑之音，慷慨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唱得在場人們“皆瞋目，發盡上指冠”，個個瞪大眼睛，頭發豎起來。

      靡靡之音 墨子回車

      然而，由于商紂王的關系，淇河流域的音樂常常被蒙上一層恥辱的面紗。又因其發自民間，不合朝廷及廟堂章法，被罵為“靡靡之音”。

      儒家講究“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一切以周禮為圭臬。孔子從維護傳統禮樂的角度出發，肯定宮廷雅樂，而反對新興的民間的“鄭衛之聲”。“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孔子說，我從衛國回到魯國，然后音樂得到端正，雅、頌各自得到應有的位置。《史記·樂書》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還說什么“夫朝歌者，非時也”，意思說早上不是唱歌的時候。

      到了戰國時，還鬧出了“墨子回車”這樣一件事情。大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坐著不加彩繪的黑色馬車，帶著學生到各國游說，途經衛國時詢問前邊是什么地方，學生答曰朝歌。墨子一聽是殷紂王的舊都，是產生“新聲靡樂”“鄭衛之聲”的地方，大驚失色，如遇不祥之物，趕緊讓車夫繞道而行。

      墨子這一自認為很清高的行為，遭到了后人恥笑，唐代詩人胡曾就曾詠詩評價墨子：

      長嗟墨翟少風流，

      急管繁弦似寇仇。

      若解聞韶知肉味，

      朝歌欲到肯回頭。

      詩的大意是：常常感嘆墨子太缺少文采了，竟然把美妙動聽的民間音樂看作洪水猛獸；假若他也能懂得音樂，陶醉于“韶”樂中3個月不知道肉味，那么就不會臨近朝歌卻回頭逃掉了。

      規模宏大的朝歌儒學祭祀

      淇河音樂之盛，一直傳承到后世。明代的云夢山孫臏洞石柱上，刻有41副戲曲情節畫，經有關專家及老藝人辨認，刻有《孫臏下山》、《白猿盜桃》、《珠簾寨》、《下燕京》等25個戲曲劇目、64個戲曲人物形象，十分珍貴，被收入了《中國戲曲志》。

      始建于元朝至元九年的朝歌東南隅儒學（文廟），每逢科考祭祀，都由縣官親自主持，演奏雅樂，演習樂舞。清乾隆九年的《淇縣志》記載，當時的儒學內備有如下樂器和樂隊：

      麾一、搏拊二、柷一、敔一、琴二、瑟一、排簫二、笙二、簫二、笛二、塤二、箎二、節一、羽三十六、籥三十六、大鼓一、金鐘一架十六器、玉磬一架十六器、佾生七十二名

      其中，麾是旌旗，羽為舞蹈時所執的雉羽，均不能算作樂器。搏拊是一種打擊樂器，形如鼓，外面是熟牛皮，內盛糠，演奏時用物拊拍。柷也是一種打擊樂器，形如四方漏斗，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下連柷底，左右搖晃推柄發聲。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個“鑰铻”(齒狀突起物)，用一尺長的木棒刮奏。在雅樂開始時擊柷，雅樂結束時奏敔。塤，一種陶制吹奏樂器，圓形如雞蛋狀，有孔三至五個。篪，竹制吹奏樂器，單管橫吹。節，用竹編制，上合下開，可以拍之成聲，起打拍子的作用。金鐘，玉磬，分別用青銅鑄造和用石料磨制，懸掛于架上，以槌叩擊發音，十六器謂每架上懸十六件鐘或磬，分高低十六個音。

      所記樂器共16種59件，其中打擊樂器6種，彈撥樂器2種，吹奏樂器7種，刮奏樂器1種。當由20多人組成的樂隊演奏起來，琴瑟交奏，笙箎和諧，鼓拊激越，鐘磬齊鳴，其場面是相當壯觀的。另外，籥和羽均是文舞時所執之物，佾生是從童生中選的擔任祭禮樂舞的人員，可見當時朝歌儒學祭祀的歌舞規模是相當宏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