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無神論者范縝，也是古代秘書隊伍中的一員。

　　范縝（公元450—515年），字子真，南朝齊梁之際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縣西北）人。少好讀書，博通經書，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領軍長史、宜都太守等職。梁代齊后，先后任晉安太守、尚書左丞、中書郎、國子博士。梁天監年間去世，卒官中書郎、國子博士。和主簿、中書郎一樣，殿中郎、長史等也是秘書性職務。

　　從范縝的簡歷中可以知道，他的仕途生涯，多半是在秘書崗位上度過的。甚至可以說，他的仕途生涯，是從做秘書工作開始，到做秘書工作結束，算得上是一個老資格的秘書工作者。

　　范縝從事秘書工作的時間雖然較長，資歷頗老，但由于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見《南史》及《梁書》，以下同），也就是始終堅持真理，不取媚于當時，因此一生都不受當權者的賞識和信用。在這種情況下，他要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其作用，干一番事業，創一番業績，是不可能的。統治者只是考慮到他是一個著名的學者，且范縝本人又和齊梁兩朝的王公大臣、帝王將相多是故交親朋，他們對范縝雖然始終感到頭痛，但礙于面子和交情，還是不得已要讓范縝擔當一定的職務。所以說，范縝擔負的那些秘書性職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擺設，是虛有其職的。因此，他在秘書崗位上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業績和建樹可言。

　　然而，范縝卻以反對佛教、堅持真理、不以賣論取官而名垂青史。

　　南北朝時期，佛教大為流行。在南朝，從宋文帝元嘉年間起，一些西方的佛教大師，就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佛經從梵文譯成漢文的也越來越多，佛教的各種流派，在中國先后出現。佛教思想在中國的廣為流行，使很多人相信“因果報應”，迷信來生。皇帝和貴族也大力扶植這種思想，齊竟陵王蕭子良和梁武帝蕭衍，便是南朝帝王中最虔誠的兩個佛教信徒。梁武帝不僅宣布佛教為國教，而且自己還三次舍身佛寺，表示要出家做和尚，不當皇帝了。但是每次舍身，都由群臣贖了出來，贖身錢共花了四萬萬文。當時建康一地，佛寺多達五百多所，僧尼有十萬余人。統治階級視佛教名僧若神明。名僧法云、智藏、僧景三大法師講經時，王公、貴族、士人爭著去聽講。

　　當佛教在中國大地上廣為流傳，國人信佛信得走火入魔時，我國古代秘書隊伍中的反佛勇士范縝，便與佛教展開堅決的斗爭；對流行的佛教謬說，提出了尖銳地批判。

　　早在范縝出仕為齊尚書殿中郎時，他便被齊竟陵王蕭子良邀請到王府里做賓客，同時被邀的還有他的堂弟范云、后來的梁武帝蕭衍、《宋書》的作者沈約等人。“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的一天，蕭子良在都城建康的雞籠山西邸中宴請賓客，席間他問范縝：“你不信鬼神，不信因果報應，為什么世界上有的人富貴，有的人貧賤？有的人享福，有的人受苦？”范縝指著院子里正在開花的樹說：“人生就好比這棵樹上的花，風一刮，有的落到廳堂里，有的吹進茅廁里。落到廳堂里的花，就是殿下您；吹進茅廁里的花，便是下官我。這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哪里有什么因果報應呢？”這個生動的比喻，反問得蕭子良張口結舌，無言可答。

　　這次交鋒，雖然是以范縝的勝利而告結束，但他并不感到滿足。為了進一步揭露佛教對人們的欺騙，批判佛教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造成的危害，從而使大家從信佛信得入迷的程度中醒悟、解脫出來，就在這次交鋒之后不久，范縝以自問自答的形式，寫出了我國歷史上反佛斗爭最富有光彩的文獻之一——《神滅論》，對佛教思想中的核心——唯心的神靈不滅的謬說，進行了最徹底、最無情地批判。他指出：信佛的動機是由于“自私的打算過多，救人的意思太少；揭露佛教“用渺茫的謊言迷惑人，用地獄的苦難嚇唬人，用夸大的言詞引誘人，用天堂的快樂招引人”，使得“家家骨肉分離，人人子嗣滅絕”；“糧食被游手好閑的僧眾吃光，財富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盡”。《神滅論》不僅對佛教從精神上奴役人民和物質上妨礙生產的毒害作了嚴正地譴責，而且堅持了物質第一性的原則，系統地闡述了無神論的思想，指出：人的精神和肉體互相依存，是互相結合的統一的東西，肉體死了，精神也就隨著消滅。肉體和精神的關系，前者是本質，精神是作用，猶如刀和鋒利的關系一樣，沒有刀，就沒有所謂的鋒利；肉體不存在了，精神就無所寄托，不能單獨存在。因此，人死精神不滅，輪回轉世，因果報應等等說法，都是極端荒謬的，是一種毫無根據、絕無道理的無稽之談。連載：秘書政治   作者：眭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