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龍口，是沁河出山處的一個地名，在太行山中奔騰蜿蜒的沁河在這里告別了大山的圍堵，躍上華北平原，一泄千里。五龍口這個地名，是濟源人民和沁陽、溫縣、武陟、修武等縣人民興修水利2200余年的產物，他們世代相繼，奮斗不息，為造福這一方百姓留下了彪炳千古的輝煌業績。

　　清代濟源知縣蕭應植留下了一首《五龍口》詩，說的就是古代勞動人民利用沁水的歷史：“秦渠枋口沁源通，鑿透巉巖纘禹功。鄰境邀恩知濟廣，郊圻被澤兆年豐。石門蓄泄奇猷著，玉帶回環踵事同。自昔法施民有祀，披圖誰與繼流風？”

　　五龍口古代水利工程在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興建成了廣利灌區，灌區灌溉面積擴大至51萬畝，涉及濟源和焦作市的沁陽、溫縣、武陟等4縣（市）24個鄉（鎮、辦事處）439個村，使其水利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得到了超越古人的發揮。

　　秦渠枋口開新篇

　　秦代統治今焦作、濟源地區的時間并不長，只有短短的59年，但秦代開辟了惠及后代至今的沁河水利工程，這就是今廣利灌區的前身秦渠枋口。

　　沁河，又稱沁水，古稱少水、洎水，是黃河的一級支流。它發源于山西省安澤縣，流經山西省的安澤、沁源、沁水、陽城、澤州等縣，于河南省濟源市的五龍口鎮出山，進入平原，再流經濟源市、沁陽市、博愛縣、溫縣至武陟縣匯入黃河，全長485公里，流域面積13532平方公里。

　　大約在公元前210年前后，秦代在沁河出山口（今五龍口鎮焦枝鐵路沁河大橋處）修建了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史稱秦渠枋口。枋口是指渠首進水口的木閘門。秦人以方木壘堰，抬高水位，引河水流入渠道，用于灌溉良田。秦渠，大略相當于《水經注》記載的朱溝水，朱溝自枋口東南流，分為奉溝水，又東南，西邊分出沙溝水，又東南至野王城(今沁陽城)西，東邊分出一條支渠，灌溉野王城附近地，繞城南至城東，折向北復入沁水。由于年代久遠，史料的缺失，這一水利工程修建的具體年代、修建的經過、灌溉的面積、效益今已不得而知。但秦代興修水利的壯舉卻是彪炳史冊的。

　　秦在其尚未統一中國時，就修建了中國古代的兩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鄭國渠；在其統一中國后的短短時間內，又修建了靈渠。

　　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灌縣（今都江堰市）的眠江上。這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蜀郡守李冰父子領導群眾修筑的。都江堰由分水“魚嘴、“飛沙堰”和“寶瓶口”三項主要工程組成。分水“魚嘴”是在眠江中流作堰，把岷江一分為二：東邊是內江；西邊是外江，是眠江正流。“寶瓶口”是劈開玉壘山建成的渠首工程。“飛沙堰”是調節入渠水量的溢洪道。內江寶瓶口以下進入成都平原上密布的農田灌渠。都江堰的規劃設計相當完善，分水魚嘴、飛沙堰和寶瓶口聯合運用，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都江堰是全世界至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這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跡，運行2500余年至今仍發揮巨大效益，李冰治水，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前236年，秦國在陜西關中地區建成了引涇灌溉工程——鄭國渠。鄭國渠 是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由一個名叫鄭國的水利工程師設計和領導修筑的。鄭國渠從涇陽縣涇河峽谷出口張家山引水，渠長150公里，灌地4萬余頃（合今2800萬畝）。

　　前214年建成的靈渠位于今廣西自治區興安縣城東，桂林之北70公里。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為平定南方，統一全國，派遣大軍南征。而五嶺(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大庚嶺、騎田嶺)的阻隔，運輸不便，嚴重影響了秦軍的進展。為了解決運糧問題，作出了鑿渠運糧的決策，開鑿靈渠，溝通湘江、漓江。靈渠從南陡口到大溶江共長34公里，其由人工開鑿的約5公里，其余由原小河道連結而成。所以史上有“北有長城、南有靈渠”的說法，郭沫若稱其“與長城南北相呼應，同為世界之奇觀。”

　　在春秋戰國時期分裂割據、征戰頻繁的局面下，秦國的水利建設成就，首屈一指。

　　這三項工程不但以其巨大的政治、經濟意義，而且以其巧妙的設計和高超的施工技術而著稱。秦興建的其它水利工程，見于史冊的還有：白渠、漕渠、六輔渠、靈幟渠、成國渠等一系列大規模灌溉渠系。而濟源的秦渠枋口只是個小工程，并未寫在秦的正史上。但是秦渠枋口或者說五龍口引沁水利工程卻是造福萬代的利民惠民工程，以后的歷代統治者都在此有一定作為，這成了貫穿焦作、濟源歷史的一條主線。

　　重修枋口司馬孚

　　秦漢時期，濟源的農業、手工業發達，商業繁榮，是經濟發達地區。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到了19個重要貿易城市，其中就有軹縣和溫縣，他說：“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河濟之間千樹荻，坐以致富。”《鹽鐵論·通有》也說：溫、軹“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

　　東漢元初二年(115年)，已有修理河內等地舊渠，通水道以便灌溉的詔書。三國時期，河內典農司馬孚整修前代開發過的枋口引沁工程，“興河內水利”。

　　司馬孚（180～272）,字叔達，河內郡溫縣（今河南省溫縣）人，司馬懿之弟。自曹操時代起，就任文學掾，而后歷仕魏國五代皇帝，魏文帝時曾任中書郎、騎都尉、河內典農等職，賜爵關內侯。明帝時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晉武帝代魏后，封為安平獻王。司馬孚在“高平陵事變”之際，協助司馬懿控制京師，誅殺曹爽一黨，后又督軍成功防御吳、蜀的進攻，為司馬氏政權的穩固多有功勞，但他性格十分謹慎，自司馬懿執掌大權起，便逐漸引退，未參與司馬氏幾次廢立魏帝之事。西晉代魏后，司馬孚進封為太宰，晉帝司馬炎對他十分尊寵，但他不以此為榮，至死仍以魏臣自稱。

　　約在魏文帝黃初六年（公元225年），司馬孚奉命至河內郡（治所在今河南沁陽）任典農，典農是負責屯田和農業的官。他巡視了沁水的發源地，考察了前代的五龍口灌溉設施。他發現沁水坡降過陡，洪水暴發時夾帶卵石而下，常撞壞易朽的木門，門壞則進水過多，稻田洪水泛濫，形成水患。他又發現：堰口五里以外，有天然方石數萬枚，可以用以壘砌石門。他認為改建為石門后，“若天晹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枋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云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他的意見得到魏文帝批準，“于是夾岸累石，結以為門，用代木門枋”。司馬孚的這一舉措，進一步保證了引沁水灌溉農田的需要。

　　懷州刺史盧賁修沁渠

　　隋統一后，當時因晉末、五胡十六國時期連年戰亂,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大河上下又一次呈現了“中原蕭條,千里無煙”的景象,水利事業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更大的厄運，秦渠枋口年久失修，灌溉效益銳減，人民迫切需要重修五龍口水利工程，恢復農業生產。隋開皇十年(公元590年)左右,懷州刺史盧賁順應了這一時代要求，率領懷州人民復修沁水枋口堰，引水東流，灌河內等縣田地, 名曰利民渠；又分支渠進入溫縣灌溉，人稱溫潤渠。清人段景文有詩“鑿渠尚贊盧侯績”，說的就是盧賁修渠的事。盧賁的這一功績比他的其它功勞更有名。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青年時就有音樂才能。他在北周時就為官，因平齊有功，升任司武上士。

　　當時在北周朝廷的權力之爭中，楊堅任丞相，封隋王，總攬朝政。將帥大臣尚未歸心于楊堅，楊堅把掌管宮廷宿衛的司武上士盧賁安排在自己的身邊。580年，楊堅將要去丞相才能居住的正陽宮辦公，朝中百官都不知道該怎么辦。楊堅一面密令盧賁部署宿衛禁兵，一面召見公卿大臣，對他們說：”想求取富貴的人請追隨我。”公卿大臣們愕然，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私下商議，有的表示愿意追隨楊堅，有的則想留在朝廷。這時，盧賁帶著全副武裝的宿衛禁兵來到，在武力面前，公卿大臣們誰也不敢再有離去的表示。楊堅帶著朝中百官出了宮廷東門崇陽門，來到正陽宮，但是守門的禁兵不放楊堅進去，盧賁上前對他們說明情況，可是禁兵還是不肯撤離。于是盧賁雙目圓睜，厲聲喝令他們閃開，守門禁兵這才退下，楊堅得以進入正陽宮。盧賁從此負責掌管丞相府的警衛�？梢哉f，在隋高祖楊堅取北周而代之的過程中，盧賁立下了大功。大定元年（581年），楊堅殺北周靜帝自立，建立隋朝后，盧賁任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

　　后來盧賁卷入太子之爭，按理應被處死，但楊堅念其過去的功勞，不忍加誅，只是把他開除為民。一年之后，楊堅又恢復了盧賁的爵位，任他為檢校太常卿。盧賁在宮廷音樂方面又有建樹，并整理出周、齊音律。

　　盧賁又歷任郢州刺史、虢州刺史、懷州刺史和齊州刺史。

　　開皇十二年（592年），他在齊州刺史任上，因饑荒時關閉義倉不讓糶糧給老百姓，又被朝廷除名為民。隋高祖楊堅后來想再授予他一州刺史，而盧賁在回復文帝詔書時不合文帝的意，再加上又有怨言，文帝十分憤怒，就不再起用他�；侍�子楊勇為他上奏說：“像盧賁這些人都有佐命大功，他雖然秉性輕薄，行為險詐，但是也不能棄之不用。”楊堅回答說：“我壓制他，是為了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不是盧賁等人的輔助，我也不會成為大隋天子。但他們都是些反復無常的小人，在北周宣帝時，他們都是以不正當的手段得到了宣帝寵幸。及至宣帝病重，顏之儀等人請求讓趙王宇文招輔政，而他們這些人公然作假，偽造遺詔，讓我輔政。及至我將要當政，他們又想作亂，所以劉昉謀反，鄭譯用巫術詛咒。像盧賁這類人，永遠不會有滿足欲望的時候，任用他們則驕橫不法，棄置他們則怨天尤人，這要怪他們自己不能取信于人，并不是我要拋棄他們。眾人見我這樣對侍他們，都認為我對待功臣太刻薄，其實并不是那么回事。”盧賁遂被廢黜，后來在家中去世，亨年54歲。

　　從史料上看，盧賁是個利欲熏心、投機取巧、結黨營私的政客，不足掛齒，但他在音樂方面的才能和他在懷州刺史任上修建利民渠、溫潤渠，造福了濟源、沁陽、溫縣人民，還是做了一點好事的。

　　唐三任河陽節度使李元淳、崔弘禮、溫造修沁渠

　　唐代有三任河陽節度使李元淳、崔弘禮、溫造相繼修復沁渠，為利民渠、溫潤渠的效益發揮做出了貢獻。

　　河陽三城是在黃河上修建的河陽三座城池。河陽城原是黃河北岸的軍事要地，安史之亂時，唐將李光弼又在河陽城南北各修了兩座城池，三城互為倚存。河陽三城節度使是公元781年設立的軍政長官。建中二年，河陽、河清、濟源、溫縣的租賦入河陽三城收取使用。李元淳是公元788年至公元790年任河陽節度使，公元799年又任了一年河陽節度使；崔弘禮是公元823年至公元825任河陽節度使；溫造是公元831年至公元833年任河陽節度使。

　　當時黃河以北的最大灌區是沁河口的秦渠枋口。唐貞元五年(公元789年)河陽節度使李元淳又引沁水開渠七十余里。

　　寶歷元年(公元825年)左右，河陽節度使崔弘禮大修秦渠灌田千頃,又開辟荒田三百頃,每年收粟十萬石。

　　崔弘禮，字從周，博陵人。初在東都留守呂元膺部為從事，先后任汾州、棣州、衛州刺史、魏博節度副使、鄭州刺史、絳州刺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御副使、河陽節度使。拜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左仆射改授東都留守，在抑制藩鎮割據上有所作為。64歲升刑部尚書，因病未能赴任。太和四年十二月病故。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溫造在河陽、懷州節度使任上時，溫造又奏請開浚了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動用四萬工大修渠堰,溉濟源,河內,溫,武德,武陟五縣田五千余頃。這是今廣利灌區在古代歷史上的極盛時期。

　　溫造（765—835年），字簡輿，祖籍并州祁縣(今山西祁縣東南)，在其父輩時遷居濟源今坡頭鎮左山村。溫造在歷史上是個有作為的官吏，他的歷史功績主要表現在抑制藩鎮割據勢力和興修水利兩方面。

　　溫造氣豪嫉惡，富有謀略，長于文辭，效力于唐德、穆、文三朝，為唐中央政權削弱藩鎮割據勢力和國家的統一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和貢獻。

　　溫造青少年時英俊瀟灑，酷愛讀書，很有名聲。他目睹唐中期以后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心盛氣傲，隱居王屋，漁釣逍遙，過著悠然自得的閑適生活，時人稱其居所為“處士墅”。后來，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聲名，致書請他為自己謀方劃略。溫造認為張建封是值得為之獻計獻策的人物，于是欣然前往。張建封對他待若上賓，動靜咨詢，但不委以重任。貞元四年(788年)，張建封改任徐州節度使，溫造辭歸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有高天下之心。張建封認為溫造確是頗有謀略的難得人才，不想失去溫造，就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他。

　　唐代后期藩鎮紛紛叛亂，擁兵自立。唐德宗在飽經憂患之后，開始加強中央禁軍對京畿附近各地的控制，并考慮裁抑藩鎮之策。時范陽節度使劉濟向朝廷表示忠誠，唐德宗密詔張建封選擇頗有謀略的人為朝廷所用。張建封經慎重考慮，強行任命溫造為節度參謀，出使幽州。富有謀略長于文辭的溫造不負重托，委婉而全面地轉達了唐德宗的旨意，話還沒說完，劉濟就俯在地上痛哭，表示愿意率領諸侯，效忠朝廷，溫造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張建封因之向唐德宗介紹了溫造，唐德宗召溫造進京，經過當面交談，對他的才略頗為賞識，準備讓他做朝廷諫官，但因走露了消息，有人反對，這事沒有辦成。溫造很失望，離開京師，隱居東都。

　　溫造在隱居洛陽時，又被節度河陽的御史大夫烏重胤招至其部下當幕僚，這時前來送行的韓愈寫了一篇對后世頗有影響的文章，這就是《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韓愈把溫造比喻為“良馬”，把選拔人材的烏重胤比喻為“伯樂”，文中敘述了烏重胤鎮守河陽三個月，就發現了一個叫石洪的人材，招幕到帳下；又數月，發現溫造也是人材，就派石洪以禮相請，又招幕到帳下。韓愈這篇稱贊“重用人材”的文章，對后世的人才觀影響很大，而事實上，溫造以他在歷史上的作為，也反證了韓愈的人才觀。

　　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溫造被任命為京兆府司錄參軍。當時，剛剛繼位不久的唐穆宗繼唐憲宗之后，繼續展開裁抑藩鎮的斗爭。是年，盧龍(治所在幽州)節度使劉總請以所部九州歸附朝廷。唐穆宗認為溫造“識機應變”，任命他為起居舍人，派他為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出使河朔，宣達朝廷旨意。溫造行至范陽，劉總櫜鞬到郊外迎接。櫜鞬，就是頭戴紅抹額，下身穿袴奴，腳登靴，左手握刀，右邊佩櫜（插箭羽的袋子）鞬（插弓的袋子）。這是古代武將的禮服，相當于現代的元帥服、將軍服，一是表明自己的武將身份，二是表示對朝廷的尊重。溫造宣讀圣旨之后向他開示禍福，劉總誠惶誠恐，若兵在頸。不久，劉總就藉所部九州入覲，朝廷以張弘正取而代之。溫造歸朝后，因功升為殿中侍御史（掌管監察的御史臺下設的殿院，有9名侍御史，七品官）。夏綏節度使李祐調回朝廷被任命為左金吾大將軍，他向朝廷進奉馬150匹，敬宗拒而不收。溫造在紫宸殿彈劾李祐違法進奉，請按法律治罪，敬宗下詔釋免。事后，李祐對人說：“當年我率軍半夜攻入蔡州城活吳元濟，都未膽怯，今天在溫御史面前竟魂飛膽破了！” 宋代有兩首贊揚溫造的詩，一首是徐鈞的《溫造》：“威行藩將來朝覲，膽落金吾畏擊彈。牛刃恢恢方用世，青山雖好去應難。”另一首是石介的《溫造御史 》：“一言膽落折藩臣，屈強何人對恃勛。闕下惟聞溫御史，蔡州自是李將軍。” 這兩首詩都是通過溫造彈劾李祐這件事來頌揚溫造抑制藩鎮割據勢力的歷史功績的。

　　由于溫造恪守職責，不久升左司郎中，官拜御史中丞（御史臺副職），對朝中的各種不正之風一律彈劾。以后，又升為尚書右丞（分管兵部、刑部、工部的副尚書），加大中大夫，封在祁縣食邑、開國子（一種爵位）、賜金紫衣。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興元軍發生叛亂，殺死朝廷委派的節度使李絳。因為興元府的兵力編制有嚴格規定，因此朝廷下命超編的新招募兵士一律遣返。李絳召集新兵，傳達朝廷的詔令，然后，每人賞賜麥子，命令他們回家。新兵悶悶不樂而退，前去向監軍楊叔元辭別。楊叔元向來恨李絳不阿諛奉迎自己，就借口說賞賜的東西太少，故意激怒新兵對李絳不滿，導致新兵嘩變，掠搶庫存的兵器，屠殺了李絳的全家。消息傳到京城，唐文宗以溫造氣勢豪邁，嫉惡如仇，委任他為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東道節度使，前往平定叛亂。溫造詳細了解了興元軍叛亂的情況，上報皇帝，唐文宗許以便宜從事，授其手詔四通，命神策行營將士接受溫造指揮。神策軍是唐代后期主要的禁軍，常用以出征藩鎮，稱為神策行營。溫造先發密函給神策行營，三名將領表示接受指揮。溫造于是不動聲色，只帶500名衛士來到興元軍，說是來犒勞將士。他設宴款待所有兵士，態度和悅，兵士不疑有詐。酒宴中間，溫造突然歷聲喝問：“是誰殺害李絳？”不待兵士反映過來，便下令全部處死，參與叛亂的800多兵士來不及起身，就被溫造帶去的衛士全部砍殺。溫造因功加檢校禮部尚書。檢校是兼理的官職。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溫造改任兵部侍郎（兵部副職）、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九月，又改任河陽、懷州節度觀察使。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溫造入為御史大夫，九年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終年70歲，贈尚書仆射。仆射是副職，但因李世民任過尚書令，其后這個職位一直空著，尚書仆射就成了事實上的正職。

　　溫造關心民生，興修水利，施惠于民，政聲頗著。

　　長慶二年(公元822年)諫議大夫李景儉酒后謁見宰相，借酒鬧事，溫造因與其共飲，被貶為郎州(今湖南桃源以東的沅江流域)刺史。溫造赴任后關心農業生產，修筑后農渠97里，溉田2000頃。當地人民為了紀念他的功績，改渠名為右史渠。

　　溫造晚年不但在沁河口興修水利，灌溉4縣5000余頃土地，還在今濟源市亞橋鄉的地方修千倉渠、千功渠，引濟水灌溉，“利地61頃有零”，可以說，他開創了今天的濟河灌區。至今，濟河灌區所澆灌的亞橋鄉仍是水稻產區。

　　隋唐時期正史上有關五龍口水利工程的記載都是惜字如金，但詩人們在有關枋口的詩詞中的描繪彌補了正史的不足，且多姿多彩。枋口最早見諸詩詞的，是韓愈的《盆池五首·其一》：“老翁真個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可見當時枋口就以漁業興盛而聞名全國。孟郊在《濟源春》詩中，描繪了碧綠的沁水在枋口大壩前打著漩渦，像一方淺碧色的佩玉鑲嵌在沁河出山處。沿引沁灌渠的千家萬戶都在門前的渠水里洗濯，都在水面上傳杯飲宴，流觴歌舞的寒食節歡慶景象。我們還可以透過孟郊《與王二十一員外涯游枋口柳溪》中的詩句“萬株古柳根，拿此磷磷溪”，得知枋口引水渠道的古老。也可以從白居易等人游枋口的詩中，感知在當時枋口水利工程不但有灌溉的效益，也有人們爭相來游，沈醉在這山水之中的旅游效益。枋口水利工程通過詩人的吟詠，名滿天下，引無數文人騷客前來游覽，成為古代的一大旅游勝地。

　　王允中、楊端仁開廣濟渠

　　五龍口的引沁水利工程，在元代也進行過兩次大的修復。一次是王允中、楊瑞仁奉詔開渠，一次是懷慶路同知阿合馬疏浚。

　　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懷孟路廣濟渠提舉王允中、大使楊端仁奉詔開挖引沁河渠，他們招募了1651人，歷經130多天完工。在五龍口渠首修筑的石堰，長一百余步，闊三十余步，高一丈三尺。石斗門橋，高二丈，長十步，闊六步。干渠四條，長闊不一，總長677華里，流經濟源、河內、河陽、溫縣、武陟五縣，澆灌463個村坊的6700余戶土地。這一次開挖通水，對人民很有利，命名為廣濟渠。第二年八月，中書省大臣忽魯不花等上奏：“廣濟渠請示，沁水渠成，今已驗工通水，但恐怕時間一久，權貴豪強侵占搶奪。”皇帝于是下詔批準引沁管理官員所制訂的用水方案，任何人不得侵占搶奪。

　　阿合馬疏浚河道

　　在王允中、楊瑞仁開挖廣濟渠69年后的文宗天歷三年（1330年）三月，懷慶路同知阿合馬上奏說：“天久不不雨，夏麥枯槁，秋谷種不入土，民眾沒有吃的。我近因訪問有名望的老人，他們都說丹水澆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沁水亦可溉田。中統間王允中奉詔開此渠，于太行山下沁口古跡，置分水渠口，開浚大河四道，歷溫縣、武陟入黃河，約五百余里，渠成名曰廣濟。設官提調，遇旱則官為斟酌，驗工多寡，分水澆溉濟源、河內、河陽、溫縣、武陟五縣民田三千余頃受益。二十余年后，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碾磨，遏止了水勢，又經洪水，渠口淤塞，堤堰頹塌。河渠司也撤銷了，不為整治，因致廢壞。今五十余年，分水渠口及舊渠跡，俱有可考，若蒙依前浚治，引水溉田，于民大便�？闪詈雨�、河內、濟源、溫縣、武陟五縣，使水人戶自備工力，疏通分水渠口，立閘起堰，仍委熟知水利之人，多方籌劃。遇到天旱，視水緩急，撤閘通流，驗工分水以灌溉；若洪水泛漲，閉閘退還正流。禁止截水置碾磨，栽種稻田。如此，則澇旱有備，民能得利。請移文孟州、河內、武陟縣委官講議。”

　　不久，阿合馬據孟州等處申報，親臨沁口，訪問老者。老者們說，過去在沁河上筑土堰，攔水進入廣濟渠。岸北雖有減水河道，但不能排泄，后遇汛期洪水，蕩沒田禾，以此堵閉。今若枋口上連土岸，于沁河中置立石堰，與枋口相平，如遇洪水，閉閘，使水漫流石堰，復還本河，又從減水河分流，如此才不為害。

　　阿合馬約會河陽、武陟縣尹與老者等商議，若將舊廣濟渠依前疏通，減水河亦挖深開闊，禁安磨碾，設立閘堰，遇旱放閘澆田，遇澇閉閘。懷慶路申報工部，工部都水監批復，委派官員施行。

　　阿合馬在中國歷史上名列十大貪官、十大奸臣之列。阿合馬本為中亞費納客忒（今烏孜別克）人，來到蒙古境內，隨侍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親，得以出入元世祖忽必烈及皇后的宮帳．以他的巧言善辯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得到重用。他曾任諸路轉運使，利用管理全國財賦之便，搜刮經商，廣占民田。后來出任宰相，在位日久，大肆貪腐，結黨營私，民怨沸騰。至元十九年（1270年），太子黨人王著假借詔命，將阿合馬以銅錘擊斃。

　　在北宋、金、元時期，盡管戰亂連年，朝代更替頻繁，但枋口水利工程支撐著濟源地區的農業繁榮，這種繁榮大量地體現在詩人們的作品中。北宋文彥博的《游枋口》詩，對枋口的農業水利效益有著美麗的描述：“石壁張含岈，沁水吐其側。平沙綠水旋，千里不渾色。木秀如鐘山，魚肥似春麥。不見持竿人，鳴哇長湱湱。”金元之交，我們可以從元好問的詞句“尋常夢里，膏車盤谷，拿舟方口”中，知道當時在人們的心中，盤谷和枋口是理想的桃花源。

　　尤其是金代文學家趙秉文的《山行四絕》中有一首專寫枋口的詩：“漠漠青田鷺啄苔，北人飛去又飛回。青山影里啣青稻，知是濟源枋口來。”詩人騎馬沿沁河峽谷行進，看見鷺鳥飛來飛去，啄著山石上的苔蘚，也啣著還未成熟的稻穗，詩人就驚喜了，噢，這來到濟源枋口了。他還專門描寫了濟源道士引山泉灌溉的事：“玉柱峰前紫翠堆，道人架竹引泉來。穿云絡石無人見，下赴龍門怒作雷。”可見，當時的濟源人民的水利意識已是多么的強烈和濃厚，不但利用沁水，還要利用山泉。

　　金代文學家蔡松年有一首到盤谷定居的《水龍吟》詞，其中有：“長腰玉粒，君莫問、香醪價。”是說盤谷產的水稻是一種名叫“長腰”的名牌，價格和美酒一樣貴。這證明濟源在金代就以盛產優質水稻而聞名遐邇。

　　袁應泰開鑿廣濟渠

　　明代有個在水利上頗有作為的文職官員袁應泰，卻被朝廷用非所長，陰差陽錯地到廝殺激烈的東北前線當了軍事主帥，喪師失地，悲壯殉國。

　　袁應泰，字大來，陜西鳳翔人。他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中進士后，就擔任臨漳知縣。他帶領百姓修筑長堤，防御漳水泛濫。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袁應泰任河內知縣。他到任時，正值天旱，他不辭辛勞，走遍境內山川。他規劃了在濟源的五龍口鑿穿孔山，引沁水的方案。他聘請了濟源人侯應時作為總領工，自己時常前去督促施工。據一篇《鑿山創河記》的文章記載，這里的石質堅硬，操錘砸下，只是一個白點。工匠們就架火燒，燒燒鑿鑿，鑿鑿燒燒，這個引水石洞開鑿了三年才完工。三年間，他捐獻自己的俸祿約一萬金。這個渠首石洞長40余丈，寬8丈。引水洞鑿開后，他又請侯應時率領修建閘門、橋梁，又干了二年。這一工程引水200余里，灌溉效益超過了歷史上的面積。

　　袁應泰把灌區分成24堰，灌溉田數萬頃。堰，就是支渠和干渠。他把這24堰分別命名為：利豐、豐稔、利仁、大豐、太平、廣豐、廣阜、萬盈、常濟、永濟、興隆、永通等。這些名字都用的是豐收、富裕的吉祥字眼，反映了百姓的心聲和民意。在這24堰中，濟源有5 堰，其余的19堰分布在河內、孟縣、溫縣和武陟四縣他制定了灌溉制度：每月灌溉兩輪，照號輪灌，依次用水；先從下游灌溉，即先武陟，再溫、孟，最后是河內、濟源。袁應泰親自撰寫了《廣濟渠申詳條款記》，制定了灌溉制度和處罰罪名，以及水渠占地的地界，他把這些條款刻石立碑，公之于眾。他號召沿渠百姓“多植柳樹，以固堤岸”，“數年之后，即可成林。不惟堤岸堅固，而林木不可勝用矣。”清代高世芳在一篇《鑿山創河記》的碑文中說，廣濟渠“發于濟源，盤繞于河內，波及于溫孟武陟，浸潤二百里，灌溉數千頃。”

　　袁應泰從長遠考慮，想方設法解決以后渠道維修的資金問題。他在河內縣利上鄉陸圖、南魯等村買了二頃40余畝土地，雇佃戶耕種，每年收租谷100余擔，用于河渠維護所需。為了防守水閘，他在引水洞口設兩名閘夫看守，在減水河、分水閘各設一名閘夫管護�？蛇@4名閘夫的報酬從那兒來呢？袁應泰一沒給老百姓攤派，二沒增加吃皇糧的編制，而是裁減了他縣衙中的3 名冗役吹手、一名青夫、一名鋪陳車夫，把這5人的薪俸，“改給閘夫工食”，“庶無加派之擾，而興事用人，兩為便宜。”

　　百姓修建袁公祠

　　袁應泰興修水利，百姓擁護，被朝廷提拔為工部主事，又被兵部從文官中挑選為武將，任淮徐兵備參議。當時山東大饑，他設粥廠供流民喝粥，使饑餓的人盡得吃的。他修繕城墻，疏浚護城河，修先圣廟。他征收額外稅及漕運、馬價等費數萬金，先后用于賑災。戶部彈劾他擅自動用官庫，這時他已升副使，被罷免。過了一段時間，他被起用為河南右參政，又為按察使，到去永平帶兵。當時，遼東戰事形勢緊張，袁應泰練兵習武，修筑工事，關外所需干草、火藥等軍需，他供應及時，深受遼東經略熊廷弼信賴。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他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撫遼東。他想收復撫順，然而用兵并不是他的長處，制定的作戰計劃有很多疏漏。十一月，他接替熊廷弼為遼東經略。遼東經略就是掌管遼東（今遼寧�。┸娬�大權的正職。

　　說到袁應泰改行去帶兵，必須說明朝的軍隊將領選拔制度。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將，怕他們利用手里的武力，搶奪皇位。先是派文官到軍中監視，后來索性叫文官做總指揮，以至于連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加派太監作監軍。這一選文官任武將的做法，在明末涌現出了三個功勛卓著的抗清名將：熊廷弼、孫承宗和袁崇煥，他們分別是萬歷二十六年、萬歷三十二年、萬歷四十七年的進士。袁應泰是萬歷二十三年的進士，也由文改武，但他沒有成為抗清名將，卻成了這一制度的犧牲品。

　　大清的前身是后金，從萬歷十五年開始，就不斷入侵明朝，使遼東一帶戰火連年。熊廷弼（1569—1625）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出任遼東經略，駐守遼陽，他整肅軍隊，招集流亡，構筑遼河防線，主張采取守勢。后金害怕他，在他任職期間不敢來進攻。后來，宦官魏忠賢專權，他被罷免。

　　袁應泰上任后誓師收復撫順，熹宗皇帝賜他尚方寶劍。袁應泰為官精敏強毅，但作為帶兵的軍事將領，他心太軟，太寬仁了。當時蒙古大旱，許多災民涌入遼陽討飯，袁應泰說：“我不救濟他們，他們就會歸敵，是增加敵方的力量了。”他下令招降。于是前來歸順者日漸增多，都安排在遼陽、沈陽，按月供應。這些人與民雜居，其中有不法者，奸淫搶掠，居民很有怨言。有人認為收降過多，恐怕為敵所用，派遣間諜混入其中為內應，埋下禍患。而袁應泰自認為得計，準備用這些人抵抗清兵。在三岔兒之戰中，這些人為前鋒，有20余人戰死，袁應泰以這為例，打消了大家的顧慮。

　　袁應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也是一個舍己愛民的人，一生修堤治水，開渠引水，救濟災民，大有功勞。他性格寬仁，辦事勤勉，打仗卻完全不會。滿清努爾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職，大喜過望，便領兵來攻。第二年就是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清兵進攻沈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出城應戰，戰敗還城。十三日，那些歸順的人果然做內應，城被攻破，二總兵戰死，來增援的另兩位總兵也都戰死了。

　　沈陽陷落后，袁應泰將奉集、威寧等地駐軍撤回，10萬大軍守衛遼陽，他引水灌注護城河，沿河部署火炮，兵將環四面防守。十月九日，清軍兵臨城下。袁應泰聽從下屬關于10萬兵馬在城中施展不開的建議，調動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的5 萬人出城布防，倉促之間，被清軍攻擊，大半戰死，少部逃回城中，陣亡將士的尸體堆滿了護城河。當天夜里，袁應泰住宿軍營中。第二天，清兵掘城西閘以放干護城河水，又堵塞城東進水口，為攻城做準備。明軍出擊，又戰敗，清軍遂渡過護城河，攻入城中，進行巷戰。袁應泰組織抵抗，但已無力回天。諸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并逾城逃跑，人心離散。在這兵敗城亡之際，袁應泰沒有茍且偷生，也未叛國投敵，而是率妻子和子女在鎮遠樓自焚殉國，殺身成仁。袁應泰喪師失地，自焚報國，被追贈為兵部尚書�？陀^評價，這不是袁應泰的錯，而是朝廷不會用人，用人所短。這是歷史的悲劇，袁應泰不過是犧牲品。

　　袁應泰殉職后，熊廷弼又出任遼東經略，但權力在巡撫王化貞手中，熊廷弼防守山海關的主張不被采納，又導致廣寧大敗，朝廷將熊廷弼下獄冤殺，將首級到各邊關示眾。這之后，兵部職方主事袁崇煥不經請示，單騎出關考察，回來后主動請纓，統領抗清，使清軍不得前進，還用炮火打傷了努爾哈赤。天啟七年（1627年），清軍無奈繞道喜峰口入關，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煥急引兵入護京師。崇禎皇帝中清反間計，將袁崇煥下獄殺害。

　　袁應泰在興修水利中，和領工侯應時結下了深厚友誼。袁應泰知侯應時熱心水利，忠于職守，百折不回；侯應時感袁應泰的知遇之恩，為百姓謀福祉的執著，對袁應泰很是敬重。袁應泰調離河內后，侯應時在河內城西20里的楊家橋村修建了一處紀念袁應泰的祠堂，內外植柏樹百余株。這個紀念堂的投入和支出是侯應時一人承擔。而修建時的用工，則是廣濟渠支流大豐堰灌區的百姓為表達對袁應泰修渠的感激，自愿義務承擔。

　　袁應泰在遼東前線殉國的消息傳到河內縣，河內百姓十分悲痛，城內罷市，進行悼念。這時，已是67歲的侯應時回憶起袁應泰的音容笑貌，常給子孫講述他修渠的政績。天啟二年，廣濟灌區百姓自發組織，在廣濟渠首旁邊的沁水石崖上，鑿石開洞，修建了一個袁公祠。洞底正中雕刻了袁應泰的石像，左右兩側的洞壁上，雕刻了12尊其他修渠有功者的石像。洞口上方雕刻四個大字“禹后一人”。洞口的對聯是:“洞鑿太行引沁水百里咸資潤澤；河開廣濟溉民田萬年永賴生成。”至今這里仍香火不斷。

　　清代懷慶知府沈榮昌有一首《謁袁公洞偕立齊大令》的詩，歌頌了袁應泰的水利功績：“袁公疏鑿處，遺跡至今傳。駐馬疑無地，穿山自出泉。百年青史在，萬井綠云連。肖像巖扉里，殷勤囑后賢。”今天，袁公祠依然保存在今焦枝鐵路沁河鐵橋下方的廣利渠首旁邊，祠下沁水滔滔，渠首渠水千年流淌，嘩嘩水聲不息，仍在歌頌創造了這一利在萬代的水利工程的古人。

　　明代開挖玉帶河

　　在明代，從1369年至1631年，濟源處在一個較為穩定、和平的時期，濟源官吏為恢復、發展生產，圍繞引沁水利工程，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最早是在弘治六年（1493年），河南參政朱瑄按照巡撫徐恪的命令，專職負責廣濟渠的事務，在廣濟渠上設置了閘門，天旱放水灌溉，天澇落閘斷水。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濟源、河內兩縣人民開鑿了利豐渠。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至三十年（1602年），濟源知縣史紀言見河內知縣袁應泰來濟源修渠,也去五龍口鑿山修渠。他設計從廣濟渠上游鑿洞，袁應泰怕影響廣濟渠的進水，懇請他在廣濟洞口東邊開鑿，等洞鑿成后，與廣濟洞交換。這條渠就叫永利渠，但后來洞鑿成了，史紀言也卸任了。

　　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石應嵩任濟源知縣，把這條渠修通，這條渠由休昌起，經南程、苗店東，到瑞村。石應嵩將這條河改名為玉帶河，上閘橋名金魚橋。意思是取自韓愈的一句詩：“玉帶垂金魚”。

　　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濟源知縣涂應選和一個叫李三統的鄉紳在利豐洞左側開挖興利河，灌溉濟源縣河頭、和家莊、王寨村土地160頃。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正藍旗人甘國墀任濟源縣令，他也組織百姓在五龍口鑿洞開渠，想引沁水灌溉縣城北邊的土地。當時，工匠從洞中鑿出一斗石渣，可領取一斗谷子作為報酬。乾隆四十一年（1702年），洞鑿了三分之一，甘國墀調走了，這項工程也就下馬了。

　　濟源人民也忘不了這些興修水利的官員，在袁公祠的東邊為史紀言、石應嵩、涂應選修了“三公祠”。洞內供奉著三位知縣的石像，洞口上刻“萬世霖雨”，對聯是：“永奠一方惠澤旁通環濟郡；利澤萬世馀波灌溉及河陽。”

　　清代濟源人何達善的《甘公洞》詩，記載了這段歷史：“水利古枋口，奇哉穿石泬。人事苦詐謀，史君嘆智拙。偉功待后人，天地為造設。甘洞在上流，引水西南拆。西南遍斥鹵，村村資蓄泄。禾罷稏玉稻盈，飛翔白鳥潔。能驅龍伯旌，一掃蚩尤血。奈何但荒煙，閑作霜與雪。利興會有時，翹首思賢哲。”

　　清代濟源人李含章也有《美邑侯甘公開沁枋第五口》詩贊這段歷史：“志慕前賢跡，遂修神禹功。龍門今再鑿，伊闕復為通。水落青山外，云飛綠野中。翻疑景色霽，化雨瀉晴空。”五龍口的水利工程從秦以降，一直采用“秦渠枋口”、“枋口”的稱謂，從這首詩也可以佐證，到清代，才開始采用“五龍口”的稱謂。

　　紀誡開創廣惠河 蕭應植整修疏浚

　　在五龍口引沁河水灌溉農田的水利工程，主要是在沁河南岸。在沁河北岸，也有一處開創于古代的引沁工程，知之者卻不多。這個工程叫廣惠河，是明隆慶年間（1567—1572年）懷慶知府紀誡開創的。紀誡,文安人,1567年至1571年任懷慶知府,后升任河南副使。當時開挖廣惠河的具體情況已不得而知，現這條運行了430年的灌渠仍在發揮著它的效益，灌溉著五龍口鎮沁河北岸的土地。廣惠河現隸屬于廣利灌區管理局管轄。

　　廣惠河的渠首不在今沁河鐵路橋下，它位于沁河北岸今馬鞍山水電站附近，即牛王灘的正北。渠道沿沁河峭壁蜿蜒出山，經省莊、賀坡、西窯頭村后，灌溉尚莊至馬村的土地，是沁北農業唯一的自流灌區。

　　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濟源縣令夏霖組織人民在千倉渠下游開挖亨利渠，灌溉南水屯等村50余頃土地前后。又在廣惠河上開挖尚莊至化村的利澤渠，分廣惠河水灌溉60余頃土地，今這些通稱廣惠河。

　　濟源縣令蕭應植是懷寧人，他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任濟源縣令，二十六年卸任。他履任的前三年，一直接到人民的請求，說是利澤渠失修報廢，要求疏導舊渠，復興水利。又說所需費用由用水戶捐工捐款，不需公家一分錢。蕭應植親自到沁北考察，見河道依然完好，便答應了百姓的請求，經組織商議，由用水的尚莊、寺莊、逯寨、任寨、留村、化村、逯村七個村，按畝分攤土工，石工則按畝分攤錢款。工程在沿沁河的山中壘石為河幫，在沙河處設立雙重大閘，閘南設立一放水閘，防止泛濫。在賀坡和西窯頭之間的白澗河，在河床下挖涵洞通過，防止山洪暴發沖毀河渠。在尚莊村西建一分水閘，分為南北二河。南支河經西窯頭、留村、化村，長6華里；北支河經尚莊村穿過，經逯寨向南，走任寨西，東南流經寺莊西，至化村入沁河，長8華里。

　　這里的寺莊，也稱下化城寺，解放前是濟沁地下黨活動的主要據點之一，在今在逯村西南，解放初廢棄，今已不復存在。

　　廣惠河修復拓展工程歷時一年，竣工通水時，知縣蕭應植和懷慶知府沈榮昌參加了通水慶典。沈榮昌作了兩首《閱濟源重復廣惠渠示諸父老》：“五龍洞左出山隈，迤邐陂陀過峽來。村落幾堆云遠近，波光一線是新開。” “蜿蜒穿去小橋通，宿麥初根綠未叢。好語農家還讓畔，一川和氣釀年豐。” 作者沒有以一個知府的名義去下達命令，而是“好語”，平易近人地和農民屈膝交談，請你們在用水的過程中，以和為貴，互諒互讓，不要霸水，不要爭水斗毆，大家都按秩序澆地，用和諧去釀造豐收的年景。一個“好語”表現出作者博大的愛民情懷，如果不是一個真正愛民的官員，去那里尋覓這個絕妙好詞！

　　蕭應植也作了兩首七絕詩，《邑東有廣惠舊渠，歲久淹廢，村民請修復，再閱寒暑而告成功。郡憲親臨勘閱，口占二絕示諸父老，依韻敬和》：“曲曲山隈更水隈，程工一載往還來。敢云利濟邀時譽，故步遵趨祗續開。歡騰眾庶輿情通，紫馬光臨煥棘叢。志喜無欽兼志勉，鴻詞強步語難豐。”

　　“作歌載續溝洫志”

　　當時，有個叫李元叔亦作了一首《陪否岑蕭封翁樗莊沈文游五龍口》：“沁水西來束峽間，鑿開石骨作長川。挽回東倒千尋浪，溉盡南畇萬頃田。依檻光陰隨客過，摩崖詩句待人傳。蕭侯理縣傳為譜，愷澤還應比昔賢。”這一句“挽回東倒千尋浪，溉盡南畇萬頃田”，可以說是古人吟詠五龍口水利工程的佳句，生動地描述出五龍口古代水利工程的無限風光和重大成就。

　　清代內閣中書康儀鈞游覽了五龍口后，寫了一首《沁渠行和仲友》的長詩，詳細描繪和歌頌了這一古代偉大水利工程。他是山西興縣人，他首先感慨：“我家沁水源，不食沁水利。我來太行陽，五邑滋灌溉。”表達了對引沁受益的五縣人民的羨慕之情。他描述的灌渠運行情景是：“群山萬疊鎖青龍，洪濤湍汛藏神功。五丁劈山山洞腹，馮夷鞭水水行空。龍頭崷崪吟風雨，千里泉源一吞吐。縱橫天上走蛟虬，砰訇地底出雷鼓�；蒯嚩�渠引其河，大干小支分叉牙。”這灌渠引沁水奔流，是多么地有氣勢啊。他繼而又描述天旱時灌溉的景象：“六月火珠翻黑蜧，千頃繡壤盤金蛇。一石之水泥五斗，且溉且糞長禾稻。舉鍤成云決渠雨，衣食斯人百萬口。古來美利有廢興，善作不必皆善成。只看此渠二百載，填淤反壤誰經營？河渠使者持急符，錢镈石楗交爬疏。工成不日澤百世，咎鼓那用吏追呼？是時河濟偶旱暵，龍骨軥輈氣吁喘。乃羨池陽四萬田，白叟黃童歌青畎。儒者利物必有濟，畝獲十石伊誰賜？”他邊描寫邊抒情，情景交融。最后，他詠道：“前有史起后白公，作歌載續溝洫志。” 溝洫志是歷代正史的水利史。是的，這一切都應載入史冊，永遠銘記。

　　綜上多篇章節所述，自秦開創秦渠枋口至清代的2000余年間，歷代都有官員在五龍口的引沁水利工程上有所作為，是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和解放后濟源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修建的引沁濟蟒工程相比，后者無論從工程難度、灌溉面積、灌溉效益等方面，都遠勝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