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泰碑

 

 

傅山書《郭泰碑》碑陰拓片

 

 

    假如沒有《郭泰碑》，傅山的隸書水準將要打一些折扣。王朝賓先生講明末清初的隸書時，認為它是“孤峰獨峙”，即使僅從美學表征來看，完全可以同意這一評價。

 

    《郭泰碑》的準確稱謂應為《有道先生之碑》。原碑為紀念漢末名士郭泰而立，郭泰世稱“有道先生”，原碑傳為蔡邕撰并書。傅山之前，此碑已經數度重置而屢毀，而傅山所書碑今尚基本完好，存于介休后土廟真武大殿廊下。此碑是迄今為止仍能幸而得見的唯一一塊傅山隸書原刻之碑（傅山當時隸書名碑以《霜紅龕集》及其他線索可知者有《冠山婆碣》、《不為大常住勖哉之碑》、《毗荼羊記》等，悉數不存。另外，傅山的另一件銘刻隸書《明堂詩刻石》存介休市博物館），其在書法史中的位置以及歷史意義應得到充分重視。

 

    介休市博物館藏有此碑早期拓本，存小篆碑額六字“有道先生之碑”（今原碑首已佚，藏本是目前所能看到唯一具額的藏本，且六字也可能并非傅山所書，其手札中曾稱此前所立一石“前篆書頗可”或者移用原刻），此為其準確稱謂，為行文方便，下仍沿用俗稱“郭泰碑”。以此拓本所呈可一并考察全碑的整體布局。現存碑體右下角缺六字，已依藏本字例補修；底部似有磨損，傷及碑側王鼎起跋語；此碑整體風貌大致完整，歷劫不磨，靈光可鑒。

 

    《郭泰碑》碑體正面為傅山隸書蔡邕原文，計十二行，行四十字，恪守漢式，不具己名；而于碑側以草書長跋記重書此碑始末、原刻考證及其一家三代隸書學習情況及心得。跋文輯入《霜紅龕集》，其中所論書法部分多為人所引用。而其草書部分刻字極小，頗難識讀，民國間邑人岳鴻舉曾以楷書重錄一過，刻石豎于其側以便人們了解。在流傳過程中，傅山的這件作品曾多次被誤認為蔡邕所書原石，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縣呂公滋于碑文左側加了一行說明，而所流傳拓本往往將他的說明書有意割去，此皆緣于世人漁利之心。

 

    此碑的書刻時間存在很大爭議，各種著錄矛盾處極多，經筆者做充分考察研究后，確定為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至六月間。此碑是應林宗祠墓的修繕工程而作。

 

    清政府統治穩定后，地方文化逐步恢復秩序，開始重立典型以應民望，康熙十八年（1679），介休邑人張基鞏倡修林宗祠。這件事情中，地方官吏也積極參與，《郭泰碑》碑陰刻有縣令金一鳳的詩、典史金應玉的跋語。金應玉的跋語說：“有道芳蹈，非蔡中郎不足以闡之。碑蝕風雨，手書殘缺且廢矣……今青主傅先生脫略宏詞之召，可以繼蹤有道之累辭所辭。仍熟漢隸，以補之。”康熙“博學鴻儒”科試，傅山稱病不應，被人以藍輿送至京，仍以病返，折騰了一年多。清廷則表現為策略的寬宥，不但不予追究，且賜官賜匾。這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去，則顯然是正面的接納和表彰。而介休在修祠立碑這件事上，更因“征辟不就”這一點，直接理解為傅山與郭泰是同一品行。政治上正確是事情進入操作層面的前提。

 

    慫恿此事的介休鄉紳則早與傅山相過從。傅山跋語中提到三個人：董正紳、張珮、朱敏清。董正紳是當時介休士紳中的領袖，他家修過文廟，他自己后來也作為鄉賢入祀，讓人學習。其年齡和傅山相仿，他和張珮的字也是學傅山，按跋語及《介休書畫略》的一些記載看，他們與傅山非常熟識。康熙十九年（1680）年末，傅山在平定“峪園”養病，介休士紳（據考可能是張珮）來訪，再談書“郭泰碑”的事，傅山送了一本《孝經》給他，這個人還看上了寫就的“明堂詩”，一并索走；康熙二十年四月，前期工作準備完成，碑“磨停當了”，傅山找了離石籍的石匠王良翼、茹謙，帶著子傅眉、孫蓮蘇一起赴介，現場指揮，安排籌措，具體由蓮蘇和茹謙負責雙鉤上石，王良翼負責刻制。傅山又寫了敘事和疏證的長跋，隨后去了冠山。傅山在跋語中談到自己一家三世皆擅長隸書，而各有專攻：“余撫擬《百石卒史》，眉得《泰山太守》處多，亦間作梁鵠方嚴體，蓮蘇專寫《淳于長》”“間嘗與息眉，孫蓮蘇各以其手法書一本”（各寫一《郭泰碑》底本），此碑所采用即家本中傅山的作品，則傅山此書當是《乙瑛》碑（《百石卒史》）風格特征，這也是傅山所有隸書的一根主線；但查閱《霜紅龕集》，則于《冠山婆碣》后復得其后記曰：“四月在介休書《有道碑》，用《淳于長》法……”（《陳批霜紅龕集》傅山著，陳監先批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頁600）則傅山又以《郭泰碑》作《淳于長夏承碑》的風格。二者孰是？我們看此碑的特點，則似乎二者皆包含其中，所以傅山之“手法”并非其分別之一體，而傅眉、蓮蘇之所擅更可以理解為其不同階段追摹之所獲而授之于子孫者。傅山所論所述需要有詳細的討論。

 

    《郭泰碑》勒石之中，康熙二十年五六月間，金應玉帶來了它的第一批觀眾。同為會稽山陰籍的名士、著名游記作家王鼎起率隊來訪。一行人在介休洪山、義棠等景區參觀后，也同來拜觀此碑的風采，寫了精彩的觀后感予以褒贊傅山“此番補隸，一片碑真敵得錦田幾許也”（余鋐跋）。王鼎起同樣是明之遺民，不愿用當朝年號，于是與傅山、李因篤一樣，用了一個晦澀、文雅的紀年方式。此碑紀年諸疑從此種下。

 

    傅眉的跋語為：“今行中郎隸書，惟《汝帖》‘定冊惟幕’數字，及《夏承碑》耳。家君此書，蓋斟酌于二者之間。”跋語所說斟酌《汝帖》與《夏承》，為后來諸家之評所一致認可。而傅眉表面的陳述下尚隱藏對傅山隸書水準的高度定位，即獲得蔡邕之秘奧與真面。刻意“恢復”蔡邕幾乎是歷代以來隸書的一個理想，傅山的詩就曾親呈其旨：“漢隸中郎想，唐真魯國科。”（《即事戲題》）這不是泛泛之談，都是切有所指的。傅山書此碑的態度也表示為“豈敢唐突中郎”，所以當傅眉說他致意或所處在僅余的兩種蔡邕真跡之間的時候，無異于說理想變成現實，夢想成真。

 

    這塊碑藝術成就還應該分一些給石匠的高超技藝和把握能力，兩位石匠和傅山用過的其他石工一樣，皆有不錯文化修養，茹謙并擅醫。傅山十分注重銘刻的作用，也特別善于把握刻制效果。他與段叔玉討論石刻處理的一些細節還能從各類載籍中見到。對于《郭泰碑》，以其高齡、遠道跋涉和參與陣容來看，重視程度更數倍于其他，所以此碑銘刻成的實際呈現應符合傅山的要求。傅山而后，鄭簠的字更多地施于紙帛，也更宜于紙帛之體現，這幾乎成為隸書發展到現當代的一個總體趨勢，書寫性一天天強化、簡牘書的日益重視，正試圖改寫明清際漢代刻石先入而成的對近代隸書審美的前期規定性格局，這個豁口從傅山、鄭簠始。康熙三十一年（1692），鄭簠重書《郭泰碑》豎于林宗墓側，與傅山所書并立，對比而言，從與幽幽清光下的石質更相諧和來看，鄭簠輕佻了些。郝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