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3年6月，北京考古界發生了一件大事——唐朝幽州節度使劉濟墓被發掘出土。一時間，劉濟墓成為各大搜索引擎中最火爆的關鍵詞，人們不僅期待關于該墓的幾大謎團盡早水落石出，更熱衷于談論劉濟、劉總弒父殺兄等離奇情節。然而，不管外界如何演繹與想象，考古過程及其成果的取得，需要證據的累積，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投入。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研究員吳夢麟曾作為劉濟墓的邀約專家探訪考古現場，據她的研究，一生信佛的劉濟與距離其墓不遠、歷經6朝更迭不衰的《房山石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這延續千年的《房山石經》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

    在考古專家的指引下，記者驅車走訪了《房山石經》所在地——北京房山石經山和云居寺。    從京石高速琉璃河出口出來，就到了房山區，沿途大大小小的石刻廠，昭示著這里石料的富藏。由于離盛產石料的大石窩較近，這里很多村莊的村民世世代代以石刻為生。《房山石經》所在的水頭村也不例外，據村里人講，附近石經山上隱藏了千年的《房山石經》就是出自他們的先輩之手。而當年靜琬大師游歷四方最后選擇在此地刻經也正是看中了這里石刻手藝的精湛。

    站在石經山下，仰望著郁郁蔥蔥的山林景色，很難發現山上洞窟的存在，如此隱蔽的地貌也許也是靜琬擇地而藏經的考量之一吧。順著崎嶇陡峭的山路前行，仿佛當年代代承繼的刻經歷程也歷歷在目：石經山往東的白帶山上鏗鏗鏘鏘地傳來鑿山取石的聲音，就地磨石的工人汗流浹背地干著活，將磨好的石頭，哄抬著拉上驢車，運往石經山。第一批石經由靜琬親自雕刻，藏于雷音洞的四壁上。之后幾朝幾代承繼磨刻，生生不息。為了躲避“法難”，靜琬決心刻經于石、永世留存的想法經幾代人堅守終成現實。

    當埋藏石經的洞窟盡收眼底時，記者更為刻經人堅持不懈的精神所震撼——洞窟共9孔，分上下兩層。下層有兩洞，自南而北為第一、二洞；上層有七洞，以雷音洞為中心，右面為第三、四洞，雷音洞為第五洞，左面為第六、七、八、九洞。除雷音洞有門啟閉可以對外開放外，其余洞窟都以石塞爐熔鐵錮封，里面貯滿了石經，為了利于通風，門上還留出幾處3厘米寬的縫隙。據云居寺文物管理處工作人員李丹陽介紹，《房山石經》存于兩處，隋唐宋所刻石經均藏于山上9洞中，其中雷音洞為靜婉大師親自刻經所建，后被作經堂，為后人敬拜，至遼金時，由于布施刻經劇增，所以又在山下云居寺西南角開辟地穴兩處，埋藏石經。

    如今，由于山體松動，總有碎石墜落，石經山已閉門維修。李丹陽說：“從隋大業年間開始刊刻的房山石經已經不是第一次維修了，當年發掘它也是由于長期風化、石板出現字跡模糊才展開的。”

    毛驢馱上山發掘始啟動

    1956年，趕上一個更好的發掘機會——恰逢佛祖釋迦牟尼誕辰2500周年，中國佛教協會想到了以發掘石經來紀念這個神圣的日子。因為這是全世界唯一一部石刻佛教大藏經，其宗教價值、佛學價值、文化價值和獨特的歷史價值都是無與倫比的，而且當時已經沒有人目睹石經的真實面貌。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研究員吳夢麟說，在此之前，房山石經的歷史上，曾經有一次開洞清點。那是遼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涿州刺史韓紹芳游經此地，發現石經雖完好封存，但無人知曉經文總目，于是將錮藏在石室的笨重石經一一取出驗名對數，總合經碑2730條，雖所記石經條數與實際有很大出入，但韓紹芳的提示，使我們得知以后主持石經事業的傳承人。而經韓紹芳奏請，朝廷又有完善、續造石經之舉。自此之后，房山石經藏于洞窟之中綿延數千年而不示人。再加上，石經由于長期風化亟需發揚保護。所以，發掘申請被批準后，行動馬上展開。

    日子選在了1956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中國佛教協會先派出兩名工作人員黃炳章、金敏悟抵達下莊。隨后，其他考古人員陸續到達。下莊是石經山下的一個小山村，考古發掘人員住在老鄉家里，每天上石經山勘查。山上沒有水，飲用水和工作用水都得用人力由山下河溝里挑上山，生活用品、副食品需要騎著毛驢到12里外的石窩、長溝購買，糧食到15里外的南尚樂村購買，生活條件十分艱苦。黃炳章是目前仍健在的、親眼目睹石經出土的見證人之一，回憶起當年發掘的經歷，他感慨地說，那時，發掘工地上20余名佛協、考古人員及拓工有的只能住在廚房里。負責伙食的工作人員購買糧食和蔬菜每天得騎毛驢上下山，拓印好的拓片用馬車運到北京城里的廣濟寺要走整整3天。

    1956年4月21日是正式發掘石經的日子。根據考古人員商量，首開洞窟選擇第3洞，由于這個洞門是各洞中破壞最嚴重的，上半部石門都已不存在。洞門開啟后，拓印工作緊張開展。工作人員先從上層取出經版，抬到工棚內，洗刷干凈，注明洞號，編號后拓印，每石拓印7份。各洞所藏經版大體可分為3種類型：大型經碑高2.50米，寬0.60米；中型經碑高1.60米，寬0.62米；小型經碑高0.46米，寬0.76米。經版拓印完，仍放還原洞，最后以原洞石門錮封保存。吳夢麟說，看著輕松的拓印流程卻耗費了巨大的人力，云居寺旁有3個村莊，考古人員從中雇傭工人，從1、2洞石經抬出拓印單程就需1.2萬工，山上山下石經全部拓印完用了3年時間。

    石經用作土炕沿記載地穴石經藏身處

    石經山洞窟石經拓印工作還未結束，勘探云居寺地穴遼金石經的準備已經開始。與山上石經不同的是，山下石經埋藏地一直不知確切地點。據稱，當年石經埋藏之后有文字記載，但因云居寺抗戰時期被毀，記載之物也不知所蹤。考古學家一籌莫展。

    沒想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黃炳章有一次去老鄉家討水喝，聊天中，無意發現，灶臺上有一塊被火光映亮的石頭，上面仿佛還有文字。出于工作的本能，他急忙湊到灶臺邊，仔細察看，當看到“……發心磨瑩貞石，鐫造大藏經，以備法滅，相繼至大遼天慶七年已鐫了經近三帙，秘于東峰滿八石巖。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宮有石經碑四千五百條……”字樣時，他驚呆了，這不是他們苦苦尋找良久的地穴石經指示碑文嗎？這便是房山石經發掘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大遼燕京涿州范陽縣白帶山云居寺釋迦佛舍利塔記》。

    黃炳章喜出望外，將這方石刻帶回與考古專家閻文儒認真研究，最后根據石刻上的記載，開始了地穴石經的發掘。發掘結果顯示，埋藏石版的地穴南北長19米，東西寬10米，深5米，面層以方磚鋪墁，周圍砌磚墻，東墻有一石門。此穴北部占全穴2/3，南部占1/3，兩穴之間隔有1米寬的土墻。南北兩穴的經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經版是一排排順序排列，南部經版則縱橫交錯排列，瘞藏經版6層。吳夢麟說，這就是埋藏了800多年的遼金兩代所刻經版。其數量比有關文獻記載的要多。志才《塔記》說瘞經版大碑180片，小碑4080片，這顯然是最初的數量。其后經乾統至金明昌年間繼續刻造的石經亦瘞于地穴中，因此其中所藏經版達到10082片。現今，為保護石經，云居寺修建了藏經地宮，在藏經地宮，記者看到，石經被完好保存在一個常年溫度25度、濕度35度的密閉空間中，不知在這樣一個人體感知最為舒適的環境下，石經的留存會持續多久？

    最后統計，石經山9個藏經洞各洞藏石經數目：第1洞1131石，第2洞1091石，第3洞333石，第4洞164石，第5洞146石，第6洞200石，第7洞285石，第8洞819石，第9洞390石。云居寺地穴石經為10082片。

    多重價值聚于一身

    《房山石經》集聚多重價值于一身，彌足珍貴，主要體現在：首先，從《房山石經》的學術價值來說，它是校勘歷代木刻藏經字句脫誤的最好版本。據唐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守泰撰《山頂石浮圖后記》記載，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請唐玄宗賜大唐新譯經4000余卷，送往石經山作為刻經底本之用，而且是由當時的佛教版本目錄學專家、長安崇福寺沙門智升親自護送。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開元大藏經的目錄《開元釋教錄》完成之年。所以這4000余卷用作刻經底本的賜經，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欽定開元大藏經》，而《房山石經》的唐刻部分保留了這部唐代宮廷大藏經的原貌。

    我國歷代雕印的漢文大藏經，加上朝鮮半島、日本等地刊刻的在內，約有30余種。目前留存于世、年代最早的是朝鮮半島于1236年開雕的《高麗大藏經》再雕本。這部《高麗大藏經》在刊印時的主要校勘本是《契丹藏》，而《契丹藏》是早已佚失的被佛教史學家視為夢幻般的一部藏經。近年來根據研究，《房山石經》的遼代刻經所用的底本正是《契丹藏》。這一事實已被山西應縣木塔中發現的《契丹藏》所證實。《房山石經》的遼代刻經實際上是一部《契丹藏》的覆刻本。因此，《房山石經》所用的兩個底本，在今天都是絕世不傳的珍本。尤為可貴的是，《房山石經》中還保存了60余種各種大藏經沒有收入的經典，這些佛經不是歷代相傳已經佚失的，就是未曾有過記錄的譯本。因此，《房山石經》所藏地被已故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稱贊為“北京的敦煌”。

    其次，從《房山石經》的文化價值來說，絕大部分的石經鏤刻技術精湛，書法秀麗嚴謹，不僅是最有價值的文物，而且也是我國書法和雕刻藝術的寶庫之一。通過歷代不同書法風格的石經，可以看出我國書法變遷的歷程。有些經版上出現的線刻佛、菩薩、天王、脅侍、飛天、花草等藝術形象，生動而豐富地表現了當時幽州地區民間藝術的風格。

    再次，石經經文后附刻有約6000則施刻人題記，反映了當時幽州、涿州、范陽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工商業發展情況。在施刻人中，有不少是歷代的文武職官。他們的職稱和官銜，有的可補史籍記載之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證。題記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貫和居住地的城市、村鎮、城坊等的記錄，為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區的政治區域規劃，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資料。（原標題：延續千年的“北京的敦煌”——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經山探訪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