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國時期軍事要地崇明島出海港今景。

    十里洋場凝聚著昨日的回憶，浦江兩岸承載著今日的期盼。黃浦江作為長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條支流，北去入長江，繼而奔流不息出海，在江畔遠眺浦東盛景，觀滔滔江水奔涌入海，讓人不禁思緒萬千。

    江海一體，是上海被自然賦予的獨特地貌特征。從遠古時期到西周年間，上海的許多區域還在海平面以下，形成陸地的過程較為緩慢。直到明清時期，上海才逐漸憑借港口優勢發展起來。因此很多學者認為，上海是一座“由海而生，因海而興”的城市。千年歷史看北京，百年歷史看上海。從往昔江南小漁村到今日之國際化大都市，海洋文化所孕育而出的城市氣息和時代精神已經與這片土地血肉相連。

    三港更迭 海納百川

    多方史料表明，上海的城市發展史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代：漁港自然經濟時代、國內港口貿易時代、遠東和國際航運中心時代。“由此可見海洋文化是上海城市變遷的內在動力。”上海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寧波表示。2012年，上海港貨物吞吐量7.36億噸，集裝箱吞吐量3252.9萬標準箱，兩者均再度蟬聯世界第一。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簽署了《南京條約》，上海開放為通商口岸，歷經了200余年的歷史風煙，港口貿易的日漸興盛為這座城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上海的城市建筑風格，便是其“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最真實的寫照。浦江兩岸，歐洲古典式、文藝復興式、中西合璧式等不同樣式的建筑群落隨處可見。縱使尋常巷陌，亦隨處可尋西方諸國的文化元素。這些文化符號匯聚在這里不但沒有混雜突兀之感，反而呈現出一種音律般的和諧美妙。“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這是長期引領上海改革開放和持續發展的城市精神，這種精神吸引著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國的行業精英來此匯聚扎根，進一步豐富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內涵。2010年世博會在上海的成功舉辦，將上海的城市精神展現到了極致。在當地諸多文化學者看來，上海的城市精神正是源自于千百年來的海洋文化積淀，與其“開放包容，開拓進取”的精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海防忠烈 光耀千秋

    同中國其余海疆諸城相比，上海的歷史雖不算久遠，但其自繁榮那天起就飽經戰火硝煙的洗禮。1842年，英國侵略軍進攻上海，江南提督陳化成壯烈殉國，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前夕的最后抵抗；1860年，太平軍三打上海，活捉“常勝軍”副領隊法爾思德，然而久攻未遂，被后世史學家評為太平天國后期再難崛起的標志性事件；1937年8月，中國軍隊在上海發動淞滬會戰，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者長達3個月之久，開辟了中國戰場南方新戰線，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美夢……

    “清朝一直把崇明島當做必守的江海第一道防線，然而在近代海防戰略中它卻喪失了應有的重要性。”崇明文化學者沈茂華表示。據他介紹，晚清和民國時期，崇明島經常駐有為數眾多的守軍以拱衛上海。金山，自明朝以來就和天津、威海、鎮海并稱中國海疆“四大名衛”，抗擊倭寇的英雄事跡在當地廣為流傳。“1937年11月，在淞滬抗戰進行到關鍵階段的時候，正是日軍利用漲潮和大霧在杭州灣一帶突然登陸占領金山，對正面的淞滬戰場構成了合圍態勢，迫使淞滬抗戰終結。”上海《金山報》總編輯宋萬軍介紹。斗轉星移，今日上海海疆之上雖然鮮見往昔之斑駁彈痕和戰場遺跡，但中華兒女保家衛國、不畏頑敵、英勇抗爭的忠烈精神卻浩然長存。

    海洋民俗 生生不息

    漁鹽文化、圍墾文化、移民文化……時至今日，雖然早年的勞動生產方式已不復存在，但海洋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精神卻未曾消逝。“工業污染導致傳統海洋漁業萎縮，很多純粹意義上的漁民已經改行。”上海市崇明區文化館館長黃曉說。但據他介紹，海洋文化所孕育而成的一些民風民俗依然傳承了下來。在上海市奉賢區柘林鎮，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奉賢胡橋滾燈”正是早年海洋文化傳承至今的一個最佳注腳。“以前生活在海邊的人們需要修筑海堤，在運送原料的途中逐漸有人開始用泥筐比賽、嬉戲，不但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還演變為今日的胡橋滾燈。”當地胡橋滾燈協會秘書長沈玉琴說。今日的胡橋滾燈不但不缺少非遺傳承人，而且已經走進了當地的單位學校，編入了課本教材之中，成為了群眾廣泛普及并喜聞樂見的文體項目之一。

    海洋文化在上海的城市中演變，逐漸發展成為了個性鮮明的“海派”文化。同“京派”的傳統正宗相比，海派文化是“叛逆”的中西結合產物，它不但繼承了吳越文化的敏感和細膩，而且對異質文化體現出了一種寬容的姿態。在寧波看來，近代上海的海洋文化發展與西方的貪婪及船堅炮利有著一定聯系，因此趨利和投機等文化元素也會滲透其中。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上海在文化發展中更應積極規避負面因素，努力構建和諧有序、進取文明的新世紀海洋文化。（原標題：上海：在歷史與現實中體味海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