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棺內人骨和隨葬器物



陶罐



銅鋤



銅杖首

    連惠玲

    有這樣一個地方，它是交通咽喉，擁有滇西最廣袤的壩子，列居云南十大壩子之一。它的歷史源遠流長，其名頗有幾分來歷。話說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發動巴、蜀的軍隊擊敗了滇東北的勞浸、靡莫，滇王投降。因漢武帝夢見彩云南現，因此該地取名為云南縣，直到民國以云南命省名，此縣才改為祥云。祥云壩子的北端有個名叫大波那的地方，白族語言稱為“島勃弄”，島勃意為大腦殼即大首領，弄是所在之地。如果翻開史料，不難發現，“勃弄”竟然數次出現于《蠻書》等史籍之中。1964年，此地發現了國內最大的銅棺，一時引起學界轟動，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大腦殼”之墓，一時間眾說紛紜，甚至不少人將其與1956年在云南晉寧出土的“滇王之印”聯系起來，難道銅棺中的“大腦殼”就是滇王？半個世紀前的考古發掘雖然有驚喜發現，但留存的信息相對較少。

    2014年7月，考古工作者再次對大波那墓地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考古發掘。隨著發掘，歷史迷霧漸漸淡去的同時，考古隊員發現又有更多的重重謎題在前方等待。巨大的棺槨在沒有機械的年代是如何運送的？這片墓葬群與銅棺主人是何關系？時光的隧道中究竟還掩埋了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

    巨大的墓葬 匪夷所思的謎題

    此次發掘的墓葬，保存有較為完好的棺槨，其墓葬形制極具特色，尤其是墓葬形體之巨大，在云南極為少見。除了出土一把珍貴的木制弓箭、大量陶器外，還出土了不少隨葬青銅器，其中尤以銅杖首、銅劍、銅卷經桿最為精美，帶柄銅鉞則具有重要價值，“有木柄的銅鉞很罕見，這讓我們得以知道其組合方式。”說到銅鉞，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朱忠華顯得十分興奮。

    在眾墓葬中，一具木棺顯得格外特殊，棺木似乎是一塊巨大的整木剖空一部分，造型與四川的船棺有些相似，但又不盡相同。考古隊員仔細研判，這座棺木是如何開啟的，因為一邊有一半有剖開的痕跡，另一半卻是嚴絲合縫，“我們用了5噸的葫蘆吊才吊起來，估計棺木實際重量有3噸左右。”就連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閔銳也覺得好奇，古代沒有機械，這么重的棺木是如何從遠處運至墓地，又如何置于坑中。

    另一座巨大的墓葬，也顯得異常神秘，當編號15的墓葬出現4塊巨大的蓋板時，考古隊員都興奮起來，這儼然與上世紀60年代出土銅棺的墓葬規格一樣，都是4塊蓋板，那么有沒有可能，在這座墓葬里發現第二個銅棺？

    最終的答案有些匪夷所思，據考古人員介紹，沒有發現銅棺，只在填土里發現了幾個殘缺的陶器，棺木比較散亂，但是以單塊木板來說卻又非常規整，4個木板之間尺寸非常均勻，還有卡槽。類似的墓葬有兩座，沒有相匹配的隨葬品，或是因為遷葬。“也許是因為墓主人出現了什么意外，沒有來得及用這個墓葬，而其他人又不具備相應的資格來享用此墓葬。”閔銳說。

    二次合葬墓  均是年輕的墓主人

    位于整個探方最東南的一座墓葬里，一名考古隊員發現埋藏于土下的一塊深褐色塊狀物，“難道是人骨？”考古隊員心里揣測，但又不敢肯定，因為在此之前，墓葬中對于人骨的發現幾乎停留在幾顆牙齒和殘碎的骨頭片中，千年的侵蝕，骨頭幾乎難覓。當清理繼續進行，發現了很多人骨后，考古人員驚喜萬分。他們初步判斷，這些巨大的墓葬群為二次合葬墓。

    實際上，距離大波那直線距離幾公里外的檢村也曾發現二次合葬墓，兩個墓葬群無論是葬俗還是隨葬品都十分相似，然而檢村等地區都用的是石棺，幾公里之隔的大波那為何要用中原流行的豎穴土坑木棺木槨？

    “兩者文化面貌差不多，但是一個用石棺，一個用木棺，顯然用木棺的要復雜得多，耗費的勞動力、資源更多。”閔銳說，從目前發掘的情況來看，這一遺址中存在很多文化因素，“雙耳罐是北方的，我們之前發掘的遺址是干欄式建筑，這又是典型的南方文化，木棺在南北方都很普遍，但是這樣巨大的規模卻很少。”

    根據對現存的人骨鑒定后判斷，墓主人年齡多在20歲到25歲之間。什么情況造成如此多的年輕人死亡？戰爭還是疾病？“這些大量的合葬人骨并非因為戰爭或者疾病導致的，反映的是二次遷葬習俗，通過遷葬把不同時段死亡的人的骨骸合葬在一起。”朱忠華解釋道，這些合葬在一起的人應該具有比較密切的血緣關系，之所以要合葬在一起，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宗族觀念是極為強盛的。

    墓主或為銅棺主人的族人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發掘的墓地與銅棺主人有密切關系，“應該是一個族群，銅棺主人級別要比這個墓地高一等。”閔銳說，此墓群的主人可能是銅棺的族人，“可能是他的兄弟一類的族人。”

    那么他們是何族群？事實上，自銅棺出土幾十年來，關于這一學術討論從未中斷過。知名考古學者童恩正也對大波那墓地主人的族屬進行了研究，認為這里屬于靡莫之屬（古代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名。《史記·西南夷列傳》：“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 滇最大。”）； 云南考古學者李昆聲認為，這里屬于“昆明人”。當地學者認為，銅棺主人與晉寧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屬于一個族群，銅棺主人就是滇王。

    此次考古發掘，是否能解答這個疑惑呢？

    “關于族屬的問題還是有些困惑，現在還很難說屬于哪個族群。”閔銳介紹，出土滇王之印的滇池周邊文化與滇西文化還是有很大區別。“比如滇池周邊是一字格劍，滇西則是山字格劍。滇池區域發現貯備器，而滇西從未發現。”

    昆明族一說似乎也不十分確定。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巂、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即昆明族是游牧民族，編發，而且沒有君長。“但是大波那銅棺出土權杖，這肯定是有君王的，否則誰會用銅棺下葬？”閔銳說。

    此次出土的隨葬品中，也發現了杖首，“是鳥的形象，說明這個部族可能有鳥崇拜。”朱忠華說，此外，隨葬品中出土了鋤頭和紡輪，說明有農業和紡織業。

    “從考古發掘來看，墓主人應該是一支強大的族群。”閔銳進一步解釋，大波那高規格的墓葬群，說明其實力強大，并設有君長，且其青銅文化對東邊也有影響，“在這一片區域發現的曲刃矛，在萬家壩也有發現，說明它對周邊文化有影響，當然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

    盡管此次發掘已經結束，一些謎題還未解開，然而可以確定的是，2000多年來，大波那一直續寫著傳奇，“這是一個有文化積淀的地方，大波那的遺存要比太和城早，它積淀的實力為日后的南詔興起和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閔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