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不無感嘆地寫道：“走向陜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華民族文化。”是的，只要我們走進陜北，走近陜北民歌，在細細領略她的魅力時，就不難發現：那不正是我們一直向往的民族之韻嗎？

　　陜北民歌是極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現象。在北起毛烏素沙漠、南至金鎖關，東起黃河、西至子午嶺這塊神奇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陜北人“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用攔羊嗓子回牛聲，抒發著自己的沖天豪氣，宣泄著自己的情感世界。通過山曲、秧歌曲、小調、道情、信天游、生活小調等多種形式，用自己的精神、思想、情操、甚至生命，向世人盡情展示著陜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在這里，黃土高原廣袤、雄渾中透出幾分蒼涼的自然環境，峁梁起伏、溝壑縱橫的視覺效果，通過藝術思維的折射，賦予陜北民歌獨特的地緣基因，那高亢粗獷、悠揚質樸的一首首陜北民歌，正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鳴。

　　陜北人就像陜北民歌的一個個音符，無論是牛耕的犁溝，還是農閑的炕頭；無論是節日的街巷，還是商賈的路途，都會被陜北人譜寫成一行行、一曲曲如醉如癡的民歌樂章。“陽坡的糜子背洼的谷，黃土地里笑來黃土地里哭”，你看那田野里、路畔上、院落里、崖畔上，那做工、放牧、趕牲靈的；那洗衣、挑水、納鞋底的，競相用民歌來抒發自己的感情。勞作中、酒席上，甚至叫賣、哭悼，都有詞有曲，令人蕩氣回腸，情不自禁。清末欽差、光緒帝的老師王培棻在巡視三邊后寫的《七筆勾》中，將三邊描繪成“圣人布道此處偏遺漏”之地。恕不論老先生有無偏見，正是受封建禮教影響較小的客觀現實，才使陜北人的天性、野性、人性得以張揚，才會涌現出赫連勃勃、李繼遷、李自成、韓世忠這樣的民族精英，才會孕育出陜北民歌這樣的文化精品。

　　陜北民歌是用老镢頭鐫刻在黃土高坡上的音樂巨著，是瞭望陜北的百科全書。“信天游好像沒梁的斗，甚時想唱甚時有”，現今流行的兩萬多首陜北民歌中，有言情的、敘事的，也有訴苦的、明理的，大都是口頭傳唱文學。陜北民歌在流行、演繹的過程中，陶冶了陜北人淳樸、善良、剛毅、豁達的個性，也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陜北的歷史沿革和社會變遷。像陜北民歌歌手中的杰出代表，《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的作者、黃河船夫李思命，《趕牲靈》的作者、腳夫張天恩。《三十里鋪》的作者、木匠常永昌等，他們可以不識字、不識譜，但他們不能沒有生活，不能沒有民歌。是這些普普通通的受苦人和像他們一樣用心感受生活、用生命擁抱藝術的人，才將黃河船夫的偉大、腳夫的艱辛、愛情悲劇的傷感，定格成一首首膾炙人口的精美民歌，并插上音樂的翅膀，從陜北的土旮旯、山圪嶗走向全國、飛向世界。

　　說起陜北民歌的廣泛影響，人們用陜北民歌唱紅了天、唱慟了地、唱出了一個歡天喜地來概括。

　　陜北民歌唱紅了天，說的就是《東方紅》。《東方紅》唱出了時代的心聲，一俟唱出便迅速傳遍全國，整整影響了一個時代，在1971年，我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時，將《東方紅》的樂曲送上了太空。唱慟了地是指現行《哀樂》。1942年，魯藝的劉熾、張魯在米脂縣常石畔村嗩吶藝人常峁兒處采風獲得嗩吶曲牌《粉紅蓮》，由于此曲音韻深沉寬廣，音色凄哀中凸顯堅毅剛強，體現著一種生生不息的自強信念，音樂家們將此曲與陜北民歌《珍珠倒卷簾》主旋律編配，改編成多種民樂演奏的哀樂。同年，公祭劉志丹移柩家鄉時，被正式當哀樂使用。1956年劉熾在《上甘嶺》電影中將此曲處理成管弦樂隊演奏的追悼音樂，并定格成現今通用的《哀樂》。唱出一個歡天喜地是指我國喜慶佳節的保留節目——《春節序曲》。《春節序曲》是由著名音樂家李煥之先生根據陜北春節民間娛樂活動素材和陜北傳統民間音樂，于1955至1956年間整理編創的《春節組曲》中的第一樂章。該曲以陜北大嗩吶《獅子令》等經典曲牌與陜北秧歌《拜年調》巧妙組合，將中華民族歡度春節的豐收團圓、祥和喜慶、熱歌勁舞、萬眾歡騰的喜氣和追求幸福美好的情趣演繹到了極致，成了全民族的歡樂旋律。

　　陜北民歌能始終跟隨時代的節拍,扎根于厚實的生活土壤之中。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東方紅》，本是一首土生土長的陜北小曲——《你叫妹妹不放心》，歌詞是“蘭格茵茵的天，飄來一疙瘩云，刮風下雨響雷聲，三哥哥今要出遠門，呼兒嗨喲，你叫妹妹不放心……”抗日戰爭時期，陜北人在民族危難之際，盡匹夫之責，奮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隨之將此曲改編成抗日歌曲：“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喲，打日本咋顧不上……”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白馬調》，1942年佳縣農民李有源有感于解放區的新生活，又將此歌改為頌歌《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從《東方紅》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陜北民歌與時俱進的發展軌跡。

　　陜北民歌始終和著時代的主旋律、與民族命運相聯系、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品質，使陜北民歌成了陜西的名片、中華文化的瑰寶。（原標題：陜北民歌之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