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兇殺人，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會發生的事情。而至親骨肉，奪命相殘，雖比較稀見，但此類刑事案件，未必不會發生�？蔀榱诉@個無論如何不能成為理由的理由殺人，聽起來有點天方夜譚。

    在俄國，有通過決斗，想殺死對方，而自己卻被對方殺死的詩人；在中國，有先拿斧頭，殺死情人，然后又舉起斧頭，把自己砍死的詩人。這兩位采取極端手段的詩人，情之所至，猶可理解。但唐代這位詩人舅舅，為一首詩的署名權，把同是詩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開《全唐詩》，卷五十一，宋之問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劉希夷有一首《代悲白頭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閨女兒惜顏色”，與劉的“洛陽女兒好顏色”，有三個字的微小變通外，其余悉皆相同。依拙見，就這點改動而言，名氣大的宋之問，比較造作，遠不如名氣小的劉希夷，比較自然。正是這首詩，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段懸案，一樁出了人命案的筆墨官司。

　據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傳》，這個宋之問，就是劉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來，文學上的流派之爭，門戶之見，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貓一樣，是珍稀動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來往，肯定沒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稱之為文壇的這塊地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覺好的文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最好，都認為別人不如他好，于是，白眼相向，互不相能，針尖麥芒，各不退讓。打過來，打過去，真是好不熱鬧。

    曹丕在《典論》里分析過：“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無可挑剔的。他還說：作家難免“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暗于自見，謂己為賢”，因此，一些觀點偏狹的作家詩人，意氣用事，各較短長，彼此頂杠，信口雌黃的風氣，也就是不以為奇的毛病了，于是，曹丕發明了“文人相輕”說，便成了數千年來的定論。

    文人相輕，很可能成為文學較量的激化劑，似應提倡。但這種文學上的較量，一旦遠離文學本身，借助于文學以外的種種手段，以達到壓倒對手的目的，而成為文學的強者，結果，無非如宋之問收拾劉希夷那樣，終究要遭到歷史的嘲笑。

　劉希夷，是個不太走運的詩人，《全唐詩》有他的一段記載：

    “希夷善琵琶，嘗為《白頭吟》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更作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曰：‘復似向讖矣！’詩成未周歲，為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希夷，而以白頭翁之篇為己作。至今有載此篇在《之問集》中者。”

   《全唐詩》是官方出版物，“或云”這兩個字，就很有政府新聞發言人那種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口吻。文人筆下的《唐才子傳》，這段史實，就寫得率直真實，愛憎分明了。他說：“希夷天賦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業勛名，何所不至？孰謂奇蹇之運，遭逢惡人，寸祿不沾，長懷頓挫，斯才高而見忌者也。賈生悼長沙之屈，禰衡痛江夏之來，倏焉折首，無何殞命。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所較者輕，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況于骨肉相殘者乎？”

    真實情況應該是這樣的：這個年青人苦思瞑想，寫出了這首詩后，多少有些情不自禁，就拿去給宋之問看，想討個好。他忘了他舅舅也是個詩人，而且還是有名氣的老詩人，這可壞菜了。人一老，就容易倚老賣老，所以，老詩人，老作家，老演員，老交際花，有其可尊可敬之處，也有其可嫌可厭之處。你除了向他鞠躬外，萬萬不可招惹他。因為，他要張嘴，你沒法聽而不聞，他要伸手，你沒法視而不見。所以，上海話里的“老娘舅”，其實是一句貌似恭謹的貶義詞�，F在，這位挺麻煩，挺不好對付的老先生，讓劉希夷攤上了。

    至少，他應該曉得，這位老娘舅，基本上是個馬屁精呀！只不過因為此人甚不講究口腔衛生，那時，又找不到什么口香糖，可以稍稍遮住口臭，因此，女皇武則天對他不感興趣，何況他并非小白臉。他拍不上武則天，退而求其次，拍武則天的情人張易之。大唐王朝，是個詩歌王朝，張易之做了莫明其妙的“控鶴史”這個官，總是有兩首詩臨場朗誦才是。宋之問就是憑借寫詩獻媚，以此混飯吃的。當娘舅的一看外甥這首好詩，連呼精彩；尤其“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一聯，讓他拍案叫絕，“真虧你想得出來。”接著，便拉下那張老臉，對劉希夷說，“我的賢外甥啊，你的這首詩就留在我這里吧？”

　“舅舅，你這是什么意思？”

　“那還用問，此詩以后就算是舅舅的作品了。”

    “那怎么行！”劉希夷不甘心被他仗勢強蠻的舅舅蹂躪，說什么不給老詩人這個面子。《唐才子傳》載：“舅宋之問苦愛后一聯，知其未傳于人，懇求之，許而竟不與。之問怒其誑己，使奴以土囊壓殺于別舍，時未及三十，人悉憐之。”

    起初，我不大相信野史所說，后來，細細琢磨宋之問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狀，倒也有可能干出這種事來。

   《新唐書》載他“傾心媚附（武后寵幸的）張易之”，“至為易之奉溺器。”《舊唐書》載他“及易之等敗，左遷隴州參軍，未幾逃歸，還匿于洛陽人張仲之家。仲子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薄，由此深為義士所譏。”從他捧著尿壺，尾隨權貴的表演看，從他背叛朋友，出賣靈魂的行徑看，把自己的外甥干掉，奪得這首詩的版權，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輕”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功力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更不服氣不如人，一定要在文壇上出個頭，露個臉的詩人，作家，評論家，以及什么也不是的文學活動家，恰巧手中握有一點權力，擁有一點本錢，在嫉妒心的邪念驅使下，便可能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地干掉對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隋煬帝了。這個花花公子，酒色財氣，香車美人，沒有他所不擁有的，可他并不滿足。覺得自己在文學的聲望上，他還未能拔尖領先，登峰造極，而且，居然還有不遜于他的，或稍勝于他的，那還得了？據唐人劉所著的《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燕銜泥’否？”又，“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其實，宋之問已經獲得了為上司，為領導，捧尿壺隨侍左右的光榮，說明他在權力場中，既是能夠出入客廳，也是能夠進得臥室的核心人物。尿壺只有一個，猶如官印只有一枚，讓你拿著，那是一種什么樣的信任？而隨著這種不避隱私的信任，將會有什么樣的燦爛前景，肯定是不可限量的了。我估計，當他捧著那騷烘烘的尿壺，隨控鶴史張易之身后走過來，一臉驕矜之色，是可想而知的。從當代那些捧尿壺的同行表情，以今觀古，大概八九不離十。

    看來，文人的胃口還是真夠大的，魚和熊掌，哪個都不想落，這個尿壺詩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外甥弄死，是不是受到隋煬帝殺薛道衡和王胄的啟發？不得而知。但是，楊廣殺掉文學對手以后，第一，他的詩就寫得有長進，獨占鰲頭了嗎？第二，他一只手能掩住當時人的嘴，能擋得住歷史的判決嗎？

    文人相輕，或許無妨，文人相嫉，而且搞小動作或大動作，便是切戒的事情了。若真像隋煬帝或宋之問那樣干掉自己的文學對手，也許你有可能贏得一時，但是你卻百分百地失掉了永遠，算算這筆賬，也許會感到劃不來的�！驹瓨祟}：舅舅使人殺外甥 只為詩作署名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