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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愛國，既見于其作品，更見于其行為，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毫無疑義。正如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所說:“睠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楚人本是中原民族的分支，楚文化也與中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系。所以屈原的作品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他筆下的花卉草木主要產于楚地，詠及的歷史人物卻大多出于中原，例如堯、舜、禹、商湯、后稷、周文、齊桓、晉文等明君，伊尹、傅說、呂望、周公、寧戚、箕子、介子推等賢臣，這說明他生活的自然環境雖在南方，其文化血脈卻與中原的華夏民族一脈相承。

    ■早在劉邦入關之初，就與秦人“約法三章”，悉除秦之苛法。及至賈誼作《過秦論》，遂把秦亡的原因歸結為“仁義不施”。從暫時的結局來看，確實是秦國使用武力統一了中國。但如果從較長的時段來考察歷史，其實是楚人劉邦建立的漢朝才真正開創了中國的大一統時代。

    屈原愛國，既見于其作品，更見于其行為，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毫無疑義。正如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所說:“睠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而今人或以為戰國時的諸侯國不算真正的國家，或以為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有礙于秦國的統一事業，故而反對將“愛國主義”這頂桂冠奉獻給屈原。其實“主義”這個后綴并沒有特別神圣的意義，“愛國主義”則是現代語境中才出現的一個名詞，其核心內涵就是“愛國”，我們沒有必要因概念的纏夾不清而否定屈原的愛國精神。

    何謂愛國？對于屈原來說，當然就是熱愛楚國。熱愛故土，人同此心。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就是疆界最為分明的故土。相傳“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萬章下》)《禮記·檀弓上》記載說:“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孔穎達解釋說:“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屈原生于楚，長于楚，楚國是他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故土，他當然會誠心誠意地熱愛她。所以屈原在《哀郢》中說:“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又在《橘頌》中歌頌橘樹說:“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故土之戀本是出于人類天性的普遍情感，屈原的特點是他對故國的愛戀格外濃烈，且至死不渝。

    有一個問題需要稍作辨析。楚懷王和頃襄王都是不辨是非的庸碌之君，楚國的朝政掌握在子蘭、靳尚等奸邪權臣手中，他們排斥屈原關于聯齊抗秦的正確策略，卻甘心在秦國的再三欺侮下喪權辱國，于是楚國逐漸走上了日薄西山的不歸之路。在這樣的形勢下，屈原為何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呢？春秋時代，士人游走各國便成為風氣�？鬃�、孟子、墨子、吳起、申不害、商鞅、孫武等人，為了實現各自的主張紛紛奔走列國，他們并沒有明確的堅守故國的理念。楚國的人材流失尤其嚴重，以至產生了“楚材晉用”的成語。到了戰國，這種情形依然如故。蘇秦、張儀等縱橫家朝秦暮楚，便是最顯著的事例。那么屈原為何不肯隨波逐流呢？對此，連非常同情屈原的司馬遷都感到不解:“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其實屈原并不是思想僵化、不知變通的迂腐之人。屈原謳歌優秀的歷史人物時，從未因他們出仕他國而另眼相看:“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百里奚原為虞國大夫，后被晉國俘虜，以媵臣身份入秦，終得秦穆公之重用。寧戚原為衛國人，后得齊桓公之重用。屈原對二人評價甚高，竟與商、周時代的輔弼重臣伊尹、呂望相提并論。即使對逃楚奔吳，并率吳軍伐楚報仇的伍子胥，屈原也極表同情:“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憂。”(《惜往日》)“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悲回風》)屈原深知憑著自身的才干，完全能夠投奔他國另謀高就，《離騷》中巫師靈氛對屈原說:“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這未必不是屈原在現實生活中曾聽到的勸說。然而屈原的偉大之處正在于他對故國的愛戀之深非同常人，也在于他的性格之忠貞耿介迥異常人。

    熱愛故國的人必然會誠心誠意地希望她變得更加美好，必然會披肝瀝膽地為她貢獻自己的才華與能力。況且屈原本是楚國的同姓，其家族中世世代代都有人官居高位，他本人也曾任左徒和三閭大夫等要職，與楚國有著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關系。所以屈原始終把楚國的興衰看得比個人命運更加重要，始終把實現楚國的富強視作神圣使命。性格忠貞耿介的人必然會堅守信念而不肯輕易改弦易轍，必然會一心追求道義而不肯為了實際利益見風使舵。況且屈原在楚國的政治事業本來是前程遠大的，他提出的政治主張本來是切實可行的。屈原早年曾經得到楚懷王的重用，不但在內政、外交上牛刀小試，而且提出了聯齊抗秦的重要戰略。他的抱負，他的事業，都已在楚國奠定了根基。如此故國，屈原怎能忍心離棄？如此身世，屈原又怎能朝秦暮楚？

    還有一個問題也需要稍作辨析。屈原去世60多年后，秦國最終消滅六國，建立了統一的秦王朝。而屈原奮斗終生的政治目的，正是阻止秦國對楚國的吞并。那么，能否說屈原的努力事實上阻礙了秦國的統一大業，所以其愛國精神違背了歷史前進的趨勢呢？不能。因為在屈原的時代，西方的秦國軍力強大，東方的齊國經濟富足，南方的楚國則疆域遼闊，形成鼎足三立之勢。當時的謀士因盛行合縱、連橫之說而被稱作“縱橫家”，正是天下大勢的實際反映。也就是說，戰國諸雄中并不是只有秦國被歷史賦予統一天下的使命，事實上秦、楚兩國都具備這種可能性。正如《戰國策·楚策一》中蘇秦所言:楚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天下大勢則是“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事實上楚懷王確曾以“縱長”的身份率六國之軍攻秦。如果楚王能夠勵精圖治、楚臣多有賢能之士的話，焉知不會由楚國來完成統一中國的歷史使命？屈原主張的聯齊抗秦的國策初見成效后，秦國大為恐慌，并不遺余力地使出各種陰謀詭計來破壞齊楚聯盟，正是一個旁證。屈原在作品中反復呼喚堯、舜、禹、商湯、周文、周武等古代明君，那些明君都是天下之共主，說明屈原心中素懷輔佐楚王統一天下的遠大理想。我們又怎能以后來秦、楚兩國的成敗來判斷屈原的是非功過！

    況且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實現堯舜那樣的美政，他滿懷深情地呼喚美政的降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離騷》)美政的基礎是仁政愛民:“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離騷》)“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懷沙》)屈原的美政理想中也包含重視法制的精神:“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惜往日》)

    楚人本是中原民族的分支，楚文化也與中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系。所以屈原的作品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他筆下的花卉草木主要產于楚地，詠及的歷史人物卻大多出于中原，例如堯、舜、禹、商湯、后稷、周文、齊桓、晉文等明君，伊尹、傅說、呂望、周公、寧戚、箕子、介子推等賢臣，這說明他生活的自然環境雖在南方，其文化血脈卻與中原的華夏民族一脈相承。所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決不限于楚國一隅，而是要繼承歷代明君賢臣的傳統，從而將以仁政愛民為核心內涵的美政普施于天下。

    與之相反，秦國奉行的卻是一條窮兵黷武的暴力的路線。蘇秦說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魯仲連斥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所謂“上首功”，就是將士出征以殺人多少來論功爵。除了殘暴，狡詐也是秦國的主要手段。就以秦國欺騙楚懷王為例，當初秦國為了破壞齊、楚同盟，派張儀使楚，許諾只要楚國與齊絕交，就割讓商於之地六百里給楚國。等到楚懷王上當絕齊后派人赴秦受地，張儀卻說約定的割地只有六里而不是六百里。若干年之后，秦國提議與楚結為婚姻，并邀請楚懷王赴秦。然而楚懷王一進武關，秦國就伏兵斷其后路，并扣留懷王強求割地。奸詐反覆一如鬼蜮伎倆，全無信義可言。無怪魯仲連要義不帝秦，也無怪楚懷王卒于秦而歸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屈原對秦國的野蠻本性有清醒的認識，他提出的聯齊抗秦的戰略出于與魯仲連同樣的價值選擇，這是根于理性與正義的準確判斷。

    屈原死后60年，秦國終于滅楚。又過了兩年，秦國統一天下。然而殘暴狡詐是不會長久的，與秦始皇傳至萬世的愿望恰恰相反，秦王朝建立不過12年，陳勝、吳廣就起義反秦，并以“張楚”為號。次年，楚國名將項燕之子項梁找到了流落民間為人牧羊的楚懷王之孫心，立為楚王，仍號“懷王”，勒義軍諸部攻秦，兩年之后秦王朝宣告滅亡。楚亡之后在民間流傳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讖語，終于成為現實。隨后建立的漢朝在政治體制上雖承秦制，但其立國精神則與秦朝相反。早在劉邦入關之初，就與秦人“約法三章”，悉除秦之苛法。及至賈誼作《過秦論》，遂把秦亡的原因歸結為“仁義不施”。從暫時的結局來看，確實是秦國使用武力統一了中國。但如果從較長的時段來考察歷史，其實是楚人劉邦建立的漢朝才真正開創了中國的大一統時代。相對于秦國崇尚暴力的反文明路線，屈原的美政理想及其文化精神更具進步意義，他在思想文化上為中國的統一大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我們有什么理由說屈原的愛國精神有違于歷史前進的趨勢呢？（原標題：屈原的故國之戀與美政之思）作者：莫礪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