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他的新書《葛劍雄寫史》，從春秋、兩漢、三國、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等朝代選取了十六個有代表性并對當時及后代歷史發生巨大影響的事件，夾敘夾議，以點及面，對中國歷史進行了一次照相似的掃描。其中有對今人不太注意的歷史事件的深刻挖掘，也有對今人錯誤的歷史認識的顛覆性糾正。本報特摘選其中一章，以饗讀者。

    揭發表兄，大義滅親，38歲當上大司馬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王莽出身在一個顯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繼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擔任大司馬。但王莽父親早死，沒有輪到封侯；哥哥也年紀輕輕就死了，留下了孤兒寡母。王莽從小謙恭好學，生活儉樸，平時侍奉母親和寡嫂，撫養侄兒，都規規矩矩；對待社會上的名流學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禮。永始元年，王莽被封為新都侯，升任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官越升，越是謙虛。他廣泛結交高中級官員，救濟名士，家里不留余財，連自己的軍馬衣服都拿來分給賓客。在位的官員不斷舉薦他，在野人士紛紛傳播他的佳話，王莽的名聲逐漸超過了他的叔伯們。

    王莽的叔父曲陽侯王根擔任大司馬多年，因一直有病，幾次要求退休。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長名列九卿之首，按慣例應繼任大司馬。淳于長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賄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淳于長的妾許女靡的姐姐是成帝已廢的許皇后。許氏想求皇帝給她復位，送給淳于長大批宮中的用品和財物。淳于長騙她說有辦法讓成帝立她為左皇后，通過許女靡不斷給她寫調情的信。此事讓王莽打聽清楚，就利用探病的機會報告王根：“淳于長見您久病，好不高興，自以為應該代您輔政了，已經給不少人封官許愿。”王根大怒，要他趕快向太后匯報，太后氣得讓成帝免了淳于長的官。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紅陽侯王立接受了淳于長通過兒子王融送來的大批珍寶后為他在成帝前說情。成帝讓有關部門調查，王立讓王融自殺滅口。成帝更懷疑他們間有陰謀，將淳于長關押在洛陽的詔獄中反復審訊，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獄中被殺死。王莽繼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當了大司馬，當時他38歲。

    體恤百姓，網羅文士，贊頌他的民歌有3萬字
   
    正當王莽聲譽日隆時，成帝駕崩，太子繼位（哀帝）。成帝無子，太子是侄兒、原定陶王劉欣。哀帝繼位后，他的母家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卻受到沉重打擊。王回到新都侯國（今河南唐河縣西南）閉門不出。他的兒子王獲殺了一名奴婢，被他痛罵一頓，逼令自殺。三年間，官員們為王莽鳴冤的上書數以百計。元壽元年，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義征召王莽回家。

    一年多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急召王莽進宮。哀帝的嬖臣、大司馬董賢被免職自殺，王莽被封為大司馬，建議迎9歲的中山王繼成帝為帝（平帝）。太皇太后重新成為皇太后，臨朝稱制，由王莽執政。

    王莽很快收羅、組織起一個得心應手的班底：王舜、王邑為心腹謀士，甄豐、甄邯負責決策，平晏掌管機密，劉歆撰寫文告制造輿論，等等。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大臣們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廟”的功績與霍光一樣，應該享受與霍光相等的封賞。王莽上書表示，他是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獎勵他們四人，以后再考慮他。并不顧太后多次詔令，堅決推辭。左右向太后建議，還是不要強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會答應。四人受封后，王莽還是不肯出來，群臣又建議，王莽雖然極盡謙讓，應該表彰，但及時加賞，才能證明朝廷重視大功。于是太后下詔：王莽增加封邑二萬八千戶，封為太傅，稱安漢公，以蕭相國（何）的故居作為安漢公官邸。王莽不得已接受了安漢公的稱號，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戶，表示要等到百姓都達到小康水平后再說。太后下詔：接受王莽的辭讓，但將他的俸祿、辦公人員和賞賜都增加一倍，什么時候百姓達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負責上報。王莽連這一點也不接受，建議應該首先考慮封諸侯王和開國以來功臣的子孫，然后是在職官員，增加宗廟的禮樂，使百姓和鰥寡孤獨都得到好處。最后朝廷下令：全國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級爵位；二百石以上級別的官吏，不論是否試用期滿，全部轉正；封東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孫36人為列侯；封太仆王惲等25人及右將軍孫建等為關內侯；公、列侯的繼承人犯了罪，凡判處“耐”（剃去須發服勞役）以上的都應先經上級批準；派諫大夫巡視三輔（三個朝廷直轄區），凡上一年多收的賦稅一律予以賠償，凡不妨礙哀帝陵園中建筑物的百姓墳墓都不遷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備服兵役所需物資。

    他又向太后進言：“由于丁、傅兩家外戚的奢侈揮霍，很多百姓還吃不飽飯，太后應該穿粗衣，降低飲食標準，作天下的榜樣。”他捐錢一百萬、田三十頃，救濟貧民。此舉一出，百官積極響應，紛紛仿效。連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湯沐邑”（供太后私人開支的封邑）十個縣交給大司農管理。元始二年全國大旱，并發蝗災，受災最嚴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帶頭下，230名官民獻出土地住宅救濟災民。災區減收租稅，災民得到充分撫恤。

    為了復興儒家傳統制度，王莽奏請建立明堂、辟雍、靈臺等禮儀建筑和市（市場）、常滿倉（國家倉庫），為學者建造一萬套住宅，網羅天下學者和有特殊本領的幾千人至長安。元始五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風俗使者回到長安，帶回各地歌頌王莽的民歌三萬字。王莽奏請進一步制定條例，以便做到“市無二賈（市場上不討價還價）、官無獄訟（衙門里沒有打官司的）、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男人女人分別走在路的兩邊）”，“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畫像示眾，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太平盛世。

    登上新朝皇帝寶座，王莽的成功并非偶然

    當年底，14歲的平帝死了，元帝已經絕后，宣帝曾孫輩王莽嫌他們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繼承。”所以在宣帝玄孫中挑選了一位只有2歲的劉嬰。當月，武功縣長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塊白石，用紅顏色寫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幾個字。大臣們讓太后下詔，“為皇帝”就是“攝行皇帝之事”，這樣王莽當了“攝皇帝”，立劉嬰為皇太子，稱“孺子”。

    王莽要當皇帝的企圖已經很明顯，以劉氏宗室為主的反對勢力開始發動反抗。首先發難的是安眾侯劉祟，但只拉起了百余人的隊伍進攻宛城，連城門也沒有攻入就失敗了。第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通告各地。長安以西23個縣的“盜賊”趙明等也起來造反。王莽十分恐懼，飯也吃不下，日夜抱著孺子在宗廟禱告，又模仿《大誥》寫了一篇文章，說明自己攝位是臨時的，將來一定要將皇位歸還孺子。

     待王莽掃清了這些障礙，各種符令祥瑞紛至沓來。在長安求學的梓潼（今四川梓潼縣）人哀章干脆做了個銅匾，外面貼上兩張標志“天帝行璽金匾圖”、“赤帝行璽（劉）邦傳予黃帝金策書”，在匾里放的紙上寫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還將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胡編的王興、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11人寫上，每人寫上官職。得到報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廟將金匾迎到未央宮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場戲。

    從陽朔三年（前22年）步人仕途，至當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時間。如果我們認真分析西漢末年的條件，就不難發現，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漢宣帝晚年已開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哀帝繼位后，貶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為比王氏有過之而無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戀伙伴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讓他執掌朝政。皇室濫加封賞，外戚寵臣窮奢極欲，貪得無厭，如董賢在短短幾年里，積聚的家產竟有43萬萬。地方官只要能結交上外戚、寵臣，就能肆無忌憚，對百姓搜刮盤剝。成帝、哀帝時，流亡的百姓已以百萬計，在發生災害的年份，流離失所、死于溝壑的百姓更不計其數。貧富相差懸殊，奴婢與牛馬一起供買賣，這樣的社會怎么能長久存在呢？

    從高層官員到百姓貧民，對現實普遍不滿，王莽的出現當然會給大家帶來希望。

    在政界貪贓枉法成風，外戚聚斂唯恐不及的社會，王莽非但不貪，還一次次把自己的錢財、土地和獲得的賞賜分給下屬和貧民，甚至連俸祿也常常用于救濟，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這些都是《漢書》承認的事實。

    王莽孝母、贍養寡嫂、撫育侄兒、對人謙恭有禮等行為也都是貨真價實的。

    王莽的多數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議，使貴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當然皆大歡喜，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們都會感激。王莽救濟災民的具體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帶頭捐資，在長安為災民建房等，盡管未必都能落實，總能起些作用。他在長安為學者建住宅，從全國征集數千有本領的人和各類學者，知識分子自然會感恩戴德。
 
    脫離現實，托古改制，自走絕路

    一般都說王莽是“托古改制”，認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權，“古”只是一個幌子，只是假托。我以為，王莽倒是真心誠意復古，因為他把儒家經典中描述的古代社會當成了可以實現的目標。如果王莽的復古只是為了篡權，那么在他當了新皇帝后就可以改弦更張了，而他推行的實質性的改革卻都是在當了皇帝以后。王莽上臺以后以更大的熱情頑固地推行他的復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絕路。

    王莽曾經使社會各階層、各類身份的人都獲得過實際利益，因而贏得了最廣泛的支持。但在社會財富沒有增加的情況下，這樣的政策完全沒有物質基礎，只能加速國庫的枯竭和財政崩潰。這些利益還誘發了得益者對王莽、對他的改革過高的期望，一旦事與愿違，這些支持者馬上會變為反對者。知識分子如此，其他階級、階層也會如此。

    王莽想在不觸犯貴族、豪強、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讓百姓、貧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癡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員的俸祿和供養學者的開支，勢必減少農民土地，提高百姓賦稅；而要緩解土地矛盾，減輕百姓賦稅，只有削減朝廷開支，裁減貴族官僚，限制他們的土地占有量；絕對難以兩者兼頤。

    當王莽實行改革時，為了達到盡善盡美的目標，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對社會矛盾的焦點土地和奴婢問題，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將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每個不足八個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過一井，超過部分必須分給九族鄰里，原來沒有田的人可以根據制度受田。還規定，對膽敢說“井田圣制”壞話的人，違反法令造謠惑眾的人，都要押送到邊疆去。

    大地主豪強當然會激烈反對，因為他們占有的田地遠不止一井，要他們將多余的土地交出來等于要割他們的肉。他們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農業生產的，現在將土地都交了，難道將奴婢白養著？而奴婢又不許買賣，豈不是逼著他們白白送掉嗎？由于既沒有可行性，又沒有切實的強制措施，地主豪強多余的土地大多沒有交出來，所以政府沒有足夠的土地分給應該受田的無地、少地農民，對這一紙空文，農民自然也不會滿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讓步，于是土地和奴婢買賣合法恢復，原來的業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將唯一擁護這項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王莽對貨幣的改革，開始時模仿周朝的子母錢。以后又不顧五銖錢從武帝時開始已經生產了280億萬的現實，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卻沒有信用的各種新貨幣。受到百姓抵制后，還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制推行，規定攜帶使用五銖錢的人與反對井田制同樣處罰，流放邊疆。

    由于王莽定下了過高的目標，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響，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境外政權也采取了一系列錯誤政策。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國）、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

    王莽要匈奴改為“恭奴”、“降奴”，將“單于”改為“善于”、“服于”，改“高句麗”為“下句麗”。他又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沖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于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邊疆人民深重的災難。

    王莽泥古不化，掀起了空前絕后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還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這樣改一次已經夠折騰了，王莽卻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間改了五次，最后又改還到原來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記不住，所以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舊名。不但影響效率，造成浪費，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

    天時對王莽也是極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這一段時間，是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階段之一，見于記載的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區范圍大，持續時間長。如此大的災害，即使是在國家儲備充足、社會秩序穩定的條件下也會造成巨大損失，何況發生在這樣一個劇烈變革的動蕩時代，出現在國庫早已耗費殆盡之時！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響應更始政權的軍隊入長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漸臺，公卿大夫、宦官、隨從還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傷略盡，退至漸臺。將士全部戰死。商人杜吳殺了王莽后還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綬帶，校尉公賓就見了，忙問是從誰身上拿到的，得知尸體還在后，立即沖進室內砍下王莽的頭，王莽尸體立即被爭奪的士兵肢解。幾天后，王莽的頭被掛在南陽宛縣市上，這里是更始帝的駐地，也是西漢宗族的重要基地，當地“百姓”紛紛向頭上擲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頭吃了。

    王莽徹底失敗了，但在他山窮水盡、必死無疑時，竟然還會有千余人自愿與他同歸于盡，或許能給他一絲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點真實的信息。（原標題：真實的王莽:失敗時有千人愿與他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