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國文化系統的開放精神是古已有之,且以兼收并蓄。容納百川而稱著世界的;但中國人以老大中華自居,瞧不起所謂“夷狄”、“胡越”而唯我獨尊的心態亦是古已有之
中國文化系統的開放精神是古已有之,且以兼收并蓄。容納百川而稱著世界的;但中國人以老大中華自居,瞧不起所謂“夷狄”、“胡越”而唯我獨尊的心態亦是古已有之,不可渭不深。他們對胡人們帶進的外來道術一是覺得好玩、稀奇而又同中國道術相類,二是瞧不起和有所戒備。如《理惑論》陳述說:“世人學士多禮教譏毀之”,太學里沒有人“修佛道以為貴,自毀容(指剃發)以為上”。而道教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佛教作為一種成熟的世界宗教東來浸入中國人的傳統精神世界這一強烈文化刺激的產物。因此,道教成立伊始,就以一種土生土長的中國宗教文化乃至于傳統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公開或半公開地與佛教較上了勁,展開了角力。
佛教以釋迦牟尼立教。給中國傳統信仰造成的第一個沖擊波就是教主的絕對權威問題。道教成立后,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局面便已初見雛型;而三教之中,由于官方統治思想歷來就以儒學為主,因此,已被讖緯神學化的儒學——儒教也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三教之首,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使得道教寬慰的是,孔子曾問禮于老子。老子比孔子年長,孔子是老子的學生一一這一點史有明文(見《史記·老子傳》),儒、道之間彼此有底,也是毋須爭辯的。可是令道士們憤憤不平的是初來乍到的和尚們頌揚他們的祖師釋迦牟尼的那些話,在道士們看來,就簡直沒有將中國的宗教、中國宗教的教主特別是道教的教主放在眼里。和尚們在中國內地布道,說釋迦牟尼苦行6年,競無所得;可是在菩提樹下僅其思了幾天幾夜,便突然成了“無上正覺”——成佛了。那么,佛有多大呢?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數天帝、上帝最大,沒有什么能超得過天帝或上帝的了?墒欠鸾虆s說天有三十三重天,中央最尊的天名忉利天;忉利天的天主叫帝釋;不過這個帝釋只能算做釋迦牟尼的一個小徒弟。釋迦牟尼出行時,他在前面開路。作為上帝、天帝的天,在佛教那里居然只是這么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色,這不明擺著是在欺負我們中華嗎?欺負我道教嗎?于是道教一樹起旗桿,立即全力以赴地與佛比起道行來,首先是比哪個的祖師大。這便有了東漢時代模擬釋迦牟尼的老子出世的神話,然后又有了漢末魏晉之際的《老子西升經》、《老子化胡經》……
道教徒們神話老子,大致始自創教時的東漢。那時五斗米教的張陵(公元34一l56年)在《老子想爾注》里就稱老子為太上老君。他的謀士們則充分展開想象的翅膀,借用佛經關于釋迦牟尼出生的神話也說什么老子生下來就有九龍吐水灌洗其身,化為九井;說老子也是生下來即能行走,同樣是一步生一朵蓮花,共有九朵;又說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些神妙傳說,明顯是照搬佛經而以爾之矛攻爾之盾。 《西升經》針對佛教又說了些什么呢?主要不外張揚教主老子的學說,稱“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云云。道即老子,老子當是宇宙最大的了。對佛教徒來說,最為緊要的還是《西升經》卷首的一句話:“老君西升,開道竺乾”。竺乾就是天竺,說老子自函谷關西升以后,沿著絲綢之路西去開化天竺國去了。
令佛教徒最為傷心的是《老子化胡經》。那里借用老子的話說:“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凈夫人口生,托陰而生,號為悉達,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號為佛陀……”這樣一來,釋迦牟尼就成了尹喜的后身,又是老子的徒弟。
《西升經》、《化胡經》的藍本是《史記·老子傳》,那里面有一句話說老子西游。至函谷關著“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段魃洝贰ⅰ痘洝非擅畹刈プ×诉@一點大肆發揮,矛頭直指向初來乍到而人生地不熟的佛教,直令佛教尷尬萬分,卻又不得不忍氣吞聲。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里刻劃說:“佛教徒心懷憤恨,但在東漢瑰佛教勢力薄弱時期,只好默認這種侮辱,并且還可能默認佛是尹喜后身而減輕傳教的阻力。”
不過,老子化胡的故事并不自《西升經》、《化胡經》始,早在東漢末期,就有襄楷等人提出來了,只是極為簡略。前舉漢桓帶延熹九年襄楷向皇帝上書:“……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襄楷還未明確講到老子到天竺去教化胡人。到三國時,即出現了老子到西方教化胡人的說法,甚至說老子是佛的師父。魚豢的《魏略·西戎傳》稱:“《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生教胡。浮屠屬老子弟子,別號合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可見,《西升經》、《化胡經》的淵源是比較深的。兩經以后,道教徒們并未因佛教徒們的緘口不言而息氣寧人,他們繼續編織著一個比一個玄乎的老子化胡故事。這里摘述一段《歷代神仙通鑒》卷五上的故事以饗讀者:
老子出關往西域,行至竺乾舍衛國,摩耶夫人白天睡覺,老子從兜率天降神,乘日精投入摩耶口中,然后從右肋出來,落地之后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用兩手指著天地,像獅子一樣大聲吼著說:“天地之間,唯我獨尊”,并取名悉達多。悉達多聽說東方有個金蟬子,號曰燃燈,得安定之道,于是不辭勞苦,三年來到東土。當時是周穆王二十一年。悉達多訪至嵩山,有人告訴他金蟬子在泰山的東梁山。他在那里找到金蟬子,聽了13天道,得到真傳,于是返回西天興教,號曰佛。
在這個故事里,老子又化作了釋迦牟尼,親手創立了佛教;同時佛又是道教弟子。類似這些奇怪的自相矛盾的描述,在魏晉之際還很多,可謂花樣百出,光怪陸離。它們順著漢末魏晉襄楷、色豢以及《西升經》、《化胡經》的路子,向著抱法東來的佛教掀動起一浪又一浪的波瀾。
這里有一個問題,《西升經》、《化胡經》的作者是誰呢?
道教徒們傳說《西升經》是周代函谷關令尹喜所作。這當然不足為信。因為這尹喜,一會兒是西周康王、昭王時代的人,一會兒是春秋時代與老子同時的人,一會兒又變成戰國時期的道家了。卿希泰、趙宗城二先生認為,《西升經》的作者不詳,大致當是漢末魏晉的道士。李養正則進而指出,《西升經》的作者是三國魏末時代的扶風人梁諶,樓觀道的開山祖師。《化胡經》的作者則公認是西晉樓觀道道士王浮。佛教徒們說,王浮與當時一些名僧辯論佛道優劣。每每大敗而歸,王浮惱怒之余,便編造了《老子化胡經》。 樓觀道是因太和真人尹軌(傳說為尹喜從弟)降于秦嶺終南山樓觀,授梁湛以《日月黃華上經》、 《水石丹法》及《樓觀先生本起內傳》而立。至南北朝,北朝道士多匯集于樓觀,為當時道法重地,遂形成樓觀派。它是道教中最先大張旗鼓地卷入佛道之爭的派別之一,其代表學說就是“老子化胡說”,并聲稱周、秦時就已設道士。自然,其代表經書也就是《西升經》和《化胡經》了。
佛道之爭除爭祖師先后而外,又有夷夏之辨。
據《漢法本內傳》載,在漢明帝于洛陽建白馬寺后第四年,即永平十四年(71年)南岳道士諸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等五岳十八觀、太上三洞共690名道士聯名上表朝廷指控尊佛是逐本舍末,是求于西域;并稱佛是胡神,所論教義與華夏無涉,要求與佛教進行方術比賽,以火燒方法來測驗各自經典的真偽。漢明帝當即認可,特命在白馬寺南筑三個高壇,將道經放在西壇上,將黃老一類道家書置中壇,祭招供物等則置東壇。佛徒們則將佛經、佛像及佛舍利擱于道路上。道士首先舉火。他們用紫獲與檀沉香為火炬,祈求玉清元始天尊(道教最尊天神)保佑,為使朝廷承認道教靈異而以大火顯道經之“真金”。道士們平時自夸神通廣大,可吞霞飲氣,呼風喚雨,入火不燒,履水不沉,以至能隱身遁形,白日升天等等。不意經書著火頃刻間化做一片灰燼,令他們一個個目瞪口呆,南岳道士費叔才當場羞愧而死。此時佛徒也取火焚經,卻只見烈火熊熊吞卷如蛇;但佛經卻穩如盤石,絲毫不損。旋見佛舍利生輝五色大放異彩且直沖云斗旋轉如蓋。其上有西域高僧竺摩騰跏趺端坐,天雨寶花,廣現神變。在場觀者無不雀躍歡呼。佛法大獲全勝。道士們個個垂頭喪氣,而且當場就有620名棄道為僧;又有貴婦宮女2032人踴躍報名為尼。佛徒們個個眉開眼笑。
據稱今天白馬寺南還殘留有兩個方土丘,就是當年焚經臺遺址。唐朝的一代英主李世民曾在洛陽感于此事,作有《題焚經臺》詩一首云:
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漫說函關去, 白馬親從印土來。
確定是非憑烈焰,要分真偽筑高臺。
春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 今天來看,《漢法本內傳》所載道教同佛教比焚經一事,實為荒誕。因為漢明帝時代中國道教尚未誕生(大約在半個世紀至一個世紀以后,張陵和張角方于漢順帝時代與漢靈帝時代分別在四川鶴鳴山及河北巨鹿創立五斗米教和太平道,是為道教之始)呢,何來五岳十八觀太上三洞之690名道士?
對此,有學者(如湯用彤、張英)考證《漢法本內傳》乃元魏時代的憎徒偽造,此記載純屬子虛烏有。然而,這一偽造之舉,卻使我們看出這樣一個事實,即佛教初入中土之際,在某種程度上還被人們視作“以夷變夏”的危險物而警惕之,并受到社會習俗與傳統文化的抵制。
正是在這種認識基礎上,南朝宋齊之際,道士顧歡作《夷夏論》大體是說夷夏異俗,佛教不能全形守禮、是西戊之俗,絕惡之學,不可以信仰;并進而指出,漢族人有自己的禮制風俗,為什么要模仿外國?又有蕭齊道士假托張融名義作《三破論》,攻擊佛教是“入國而破國”、“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云云。(原標題:中國佛教-“老子化胡”和白馬寺焚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