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是一個歷史悠久，同時又具有光榮歷史文化傳統的姓氏，翻開《論語》，就會頻繁的看到“曾子”的名言，可以說，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主要聚集在《論語》孔子的學說之中，而曾子則是孔子學說的直接傳承人，名言曾子，中國儒學很有可能不會發展到今天。因此，我非常的崇拜曾子，也非常地崇敬從歷史中走向世界的每一個令中華民族引以自豪的曾氏英才。在這里，我僅代表我個人，向與會的每一位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作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實際上，也正是懷著這樣的激情，開始探索曾氏源頭這個問題的。盡管直到目前，我還不以為自己的探索成果是理想的，但仍然愿意借今天這個機會，簡明扼要的公開我的勞動成果，以便與各位曾氏宗親共享，并渴望得到有關專家和學者的教正與指點。
 
     一、歷史文獻表明：從西周到戰國初期，今河南南陽方城境內一直存在著繒國
 
    1、《國語》記載表明西周時期存在著“繒國”
 
    《國語。晉語。獻公卜伐驪戎》載：“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娰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1】P303）
 
    《史記。周本紀》也有同載。此載所述周王史實發生在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00年），說明繒候曾與申候一起聯合西戎攻滅西周，輔立了周平王。說明西周時期存在著一個“繒國”。
 
    2、《國語。周語，太子晉諫壅谷水》記載證明山東繒國被滅之后中原依然存在著另一個繒國
 
    《國語。周語，太子晉諫壅谷水》“其后伯禹……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娰，氏曰有夏……有夏雖衰，杞、繒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1】P273）此載所述史實發生在周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49年），而據《左傳。襄公六年》所載“莒人滅鄫，鄫恃賄也。” （【2】P848）此時山東之繒已于公元前567年被莒國滅掉。這說明春秋時期，在山東蒼山繒國被莒國滅掉之后，在中原依然存在著另一個繒國。
 
    3、《呂氏春秋。上德》記載說明，繒國遷往他處時間應在戰國初期楚封陽城君
 
    《呂氏春秋。上德》：“墨者巨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于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 ，群臣攻吳起，兵于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3】P664）
 
    此載所述事實，依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即至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4】P2167-2168），發生在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說明當時今河南方城一帶為陽城公封地。何時所封，史書雖無明文記載，然依據《國語•周語•太子晉諫壅谷水》所載，繒國則是在楚封陽城君時才遷往他處的。
          
    二、依據文獻記載：繒國國都必在今河南南陽方城境內
    
    1、《國語•鄭語》韋昭注證明西周繒國與申國比鄰
 
    《國語•鄭語》所載：“史伯對曰：……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比求之申，申人弗畀，比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寧夷！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也。”（【1】P364）韋昭注謂“繒、申之與國也。”此載所述史實發生在西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3年），說明西周時期，繒國就已經存在，其址在今河南方城縣一帶。
 
    2、《左傳•哀公四年》及相關注釋說明繒國北部有繒關，國都在繒關西南
 
    《左傳•哀公四年》：“楚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申公壽余、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2】P1629）杜預注（負函、繒關皆楚地。”(【2】P1629）“據江永《考實》在今河南省方城縣境內” (【5】P1626）。上述記載和注釋說明魯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時今方城境內有繒關，關因“繒”名，附近必有繒國。
 依據《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 (【2】P1437）《左傳•昭公十八年》“葉，方城外之蔽也”，此處“方城”指今已發現的楚國所筑長城，今人在楊樓鄉與葉縣交界處發現的古繒國與應國界碑說明，長城以南屬繒地，以北屬應地。可知在公元前524年時，“繒國”國都必在今方城境內東北部“繒關”之西南部的繒國境內。聯系上載，繒國國都地望在今方城縣治附近。
 
    3、方城境內的“繒國”和“夏路”遺跡，為尋找繒國國都方位提供了依據
 
    《呂氏春秋•有始覽第一》中將“方城”列為天下“九塞”(【3】P597），《淮南子•地形訓》也有同載，說明早在戰國時期，“方城”作為關塞就已經名聞天下。
 為了弄清“方城”與“繒關”的關系，1998年以來，筆者在省市文物部門發現的方城獨樹大關口楚長城遺跡基礎上，進行上時間的實地踏勘考察，在方城東北境內的拐河、獨樹、楊樓、古莊店等地先后發現了“夏路”和數處長城遺跡（拐河楚長城、獨樹小關口、五里坡、楊樓、走馬嶺楚長城、關山楚長城等），這些長城遺跡同“夏路”一起構成了春秋時期的長城---“方城”，最后確認：“方城”作為春秋時期楚國憑借的重要軍事防御屏障，實質上是在繒國設置的“繒關”基礎上構建的。

     “夏路”一詞最早見于《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所載“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 (【4】P1748）《索隱》注《史記》時以為劉氏所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走，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為得也。” (【4】P1750）此載說明，狹義的“夏路”指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北通中原地區“路出方城”的古道。而筆者認為，廣義的“夏路”應該是夏禹時期修筑的中原通向西南邊陲的道路。
         
    大凡古代關塞，多位處險要，其中多有要道通過，繒關也同樣具備這個特點，河南南陽方城位于南陽盆地東北隅，北部有東西走向的伏牛山脈綿延不絕，東南部有桐柏山脈南北雄峙，是大自然形成的天然屏障。中間一條寬約20華里，南北長約80華里的隘口，夏路便從中間經過，成為中原與西南諸地陸路交通的咽喉要塞。
        
    依據《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 (【4】P9-10岳麓版），可以證明，《史記》中所載的“夏路”早在夏禹時代就已經修通了。
         
    2003年5月以來，筆者從《明嘉靖南陽府志》所載的今葉縣境內的“古城”（即今人確定的春秋時期楚國所修筑的“卷城”）遺跡開始尋找古“夏路”的遺跡，對“夏路”走向進行多次實地勘察，發現“夏路”的遺跡至今尚存，并仍然可以鏈接成線。其具體走向為自葉縣卷城南出，經葉縣今陳崗、胡庵進入方城境內的后三里河、前三里河、李庵、折西越崗經丄曹屯過硯河進入獨樹鎮境內楊武崗、趙莊。在趙莊村路分兩道，一條西向經段莊、稻谷田、小街、獨樹、搬到井、招撫崗，在西南向經上堡、十里鋪至今方城縣治。另一條南向經板章、屈庵過賈河（古舞水），經孫洼、宋莊折西南經朱莊、金錢嶺、傅莊、郭莊、施莊、路口、歇馬店、東黃泥河，過黃泥河（古滎水、今干江河）經西泥河、涼亭到進方城縣治。方城西南出經十里鋪，廓村、野饃店、趙河、羅渠鋪、趙店、靈龜鋪、水飯店、博望（西漢張騫封侯地和諸葛亮火燒夏侯惇處）、梅林鋪（曹操“梅林止渴”處）進入今南陽市宛城區境內后直達南陽（古申國）市區。
       
    而今方城境內獨樹東出稻谷田經唐店、老堡洼、硯山鋪、進入葉縣保安鎮的古道，據《方城地名志》“辛莊村、老堡洼、自然村，在縣城東北21.5公里處……據傳，原名許關莊或關莊洼。唐時15里建一堡，駐兵傳遞文書，因此出東距保安驛、西距龍泉鋪（今獨樹）各15里，故曾建一堡，因地勢低洼，改為今名。……原古驛道穿村而過。” (【6】P199)，當為唐時所修。
         
    從筆者發現的夏路遺跡看，目前雖大部分已廢棄，但沿途查訪和至今尚存有東西郭莊之間和朱莊的古石橋遺跡（見附圖），在解放初期仍在使用。橋底、橋墩、橋面均以長1.87米，寬0.52米、厚0.23米的石條鋪砌，東西郭莊之間石橋東西長9.35米，南北寬4.43米，橋為5孔。石橋的修筑規模看，此橋可能修于明代，也同樣可以證明這條古道的繁華，符合“夏路”的特征。
      
     “夏路”是繒國立國前就已經存在的交通大道，北通中原，南通西南邊陲，依據古人立國多選擇地理優越之地，可以推知，繒國國都必臨夏路。
 
    4、“方城”是城邑遺址為“繒關”地望提供了旁證
 
    “方城”一詞最早見于《左傳•僖公四年》所載：“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 (【2】P333)，《呂氏春秋》、《淮南子》載為天下“九塞”之一，《荀子》、《漢書》為“”長城之號，東漢高誘注為塞，《后漢書》為“長山”之號；晉時杜預才注為山，南北朝北魏時酈道元《水經注》則載為城邑。依據1957年安徽壽縣出土《鄂君啟金節》“庚陽丘、庚邡城、庚象禾、庚繁揚” (【7】P26)，其中“陽丘”即今方城東側的車站崗，而“邡城”之“邡”右邑，也明為城邑。今考潕水即源出獨樹鎮、拐河、楊集交界處牛心山南坡之賈河，而出黃城山（即今黃石山、小頂山）東北入賈河之溪水惟有硯水。根據酈道元《水經注•潕水注》“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水出黃城山東北，經方城。……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杰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 (【8】P242)，2004年4月，筆者在今方城獨樹七里崗楊武崗自然村西南側發現一個古城遺址，東西有城壕，自葉邑南出的夏路緊貼城邑北側通過，南北長約366米、寬約350米，近似方形，隨處可見漢代磚瓦殘片，古城遺址內仍存一口古井，口徑約1米，均用弧形子母磚砌成。此處地望與《水經注》記載完全吻合，可以認定此遺址就是春秋時期《國語》中所載的古“方城”遺址，也是戰國時期《鄂君啟金節》所載的古“方城”遺址。
      
    今觀此處一帶山水形勢，七里崗自黃城山東南延展，長約12華里，崗勢南緩北峻，北臨硯河，儼然一道天然屏障，繒國在此設關，只要稍加修筑，再于楊武崗“夏路”通過處筑城屯兵戍守，在軍事技術不發達的古代便可發揮軍事防御作用；如春秋時期楚國再在此基礎上周圍山上可通人處修筑長城，那么，黃城山以西同潕水以東的高山、長城將同七里崗一帶的長城、城邑一起構成“方城”關塞的整體，使這里成為北方中原諸國難以逾越的軍事屏障，其形勢險惡真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故此可以確定，這里就是繒國所設置的古“繒關”遺址，聯系《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諸侯卑，守在四竟。”(【2】P1473)繒國的國都就只能在“繒關”西南今河南省方城縣境內。繒國為侯爵，依古制封地面積當為方百里，國都一般位于中心位置，這樣，繒國國都位置當在繒關西南五十里左右地帶，而今天的方城地望正與這個條件符合，這樣我們可以確定：繒國國都就在今方城縣治（戰國、秦時名陽城、西漢時名堵陽）一帶。
 
    三、文物考古發現：夏代曲烈始封地在今河南省方城縣治南八里橋一帶
 
    1、文獻記載：方城之“繒”為姒姓
 
《國語•周語•鄭人伐滑》載：“杞、繒則大姒，齊、許、中、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1】P263)此載所述史實發生在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8年），說明春秋初期。聯系《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為姒姓，氣候分封，因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邑氏……繒氏”， (【4】P149)“《索引》‘繒，國名，夏同姓。’《正義》‘繒，自陵反。’《國語》云，‘繒，姒姓，夏禹后。’”(【4】P149)可以證明今河南省方城縣一帶依然存在著的繒國是姒姓，為夏禹后的后裔。
 
    2、戰國時期的西陽繒國應為方城繒國所遷
 
    繒國出土的世傳青銅器文物，自宋代開始，已見著錄。清人高士奇根據《國語》、《史記》中西周滅亡故事，就認為申、繒必相近，繒國故地在方城之外的繒關。
 
    此后曾國青銅器又在隨州、新葉等地連續數次發現，再一次印證了曾國為滅周之繒。這些曾國銅器除與黃國銅器同出外，還有曾楚器共存。隨縣煉獄咀出土的銅器，既有“曾子原彝（yi）簠（fu）”、“曾仲之孫戈”，又有“楚屈子赤尾簠（fu）”和“息子行盆”。這些發現，反映了當時曾國同楚、黃、息國等國之間的關系。
 
    然據《左傳》、《史記》，息滅于公元前680年，息為楚滅封息公，可知青銅器當制于公元前680年以前，而黃國滅于魯僖公十一年，即公元前644年夏天。從發現的幾批曾國銅器的形制和紋飾，都同中原地區基本一致，是當時流行的樣式，沒有明顯的地方特色；但后來出土的隨地曾國銅器的紋飾已經具有比較多的繁縟（ru）特點，這種繁縟花紋源于竊曲紋，而接近于蟠離（panli）紋，可以得到證實曾國青銅器源于中原文化，同時又糅合了楚文化的因素，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的結合。
 
    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的發掘，告訴人們在戰國時期河南信陽西南西陽一帶存在一個繒國，爵位為侯。其中出土的一件□鐘上有31字銘文：“佳（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奠）之于西陽，其永□（持）用享。”(【9】)可見此物為楚惠王熊章在繼位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時鑄造并送給曾侯乙的，此銘文在證明墓主為曾侯乙的同時，也證明了繒國的國都在西陽一帶，并非在隨州。
 
    而湖北出土的曾子斿（you）鼎銘文稱“惠于刺（烈）曲”，即《世本》所說：“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繒。”也是這個“繒（曾）”國確是姒姓的有力證據。
 
    3、繒國以“繒”為名，依據《辭源》，“繒”乃絲織品總稱
 
    依據《辭源》，“繒”乃絲織品總稱。然作為侯國因“繒”命名，侯國內因絲織品技術著稱于世。今檢《尚書•禹貢》“荊、河惟豫州……厥貢：漆、枱（tai木名）、絺（舊讀chi，今讀xi，葛布）、紵（zhu，苧麻纖維織的布，厥篚（fei，竹器）、纖（xian，繒帛之細者）、纊（kuang，新絮），錫貢磬錯”等記載。可知在夏時豫州境內已有“繒”出現。方城在夏代為豫州之域，在夏代細絲已成為繒國的貢品。而《國語•齊語》“（桓公）即位數年，遂南征代楚。濟汝，逾方城，望汶山（在今河南郾城南），使貢絲于周而反”記載，說明春秋時期齊桓公伐楚時，楚國已曾向周室貢“絲”。從劉玉生先生《方城漢畫》所載漢畫磚拓片，可知在西漢時期方程的絲綢依然聞名天下。方城境內蠶絲生產歷史悠久，也從側面說明繒國在歷史文明中舉足輕重。
 
    4、考古發現，證明方城境內八里橋夏代遺址即繒國國都所在地
 
    地下文物印證方城屬地為古繒國封地。方城境內不僅多處出土了新石器至夏代文物遺址，其中在方城縣券橋鄉境內的八里橋夏代文化遺址，目前已經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遺址內出土有大量石斧、石鉞、石玦、陶尊、灰陶等夏代文物，其中石鉞是權利的象征；文化特征與二里頭夏代文化相同。
 
    另外，在今方城境內的古莊店鄉金湯寨、柳河鄉漢王臺、券橋鄉游方莊等地，也發現有夏代文化遺物，出土有甑底殘片。“甑”也為曲烈發明，這也從一個側面論證了在夏代這里卻有一個“繒國”存在。
 
    四、從“曾氏”宗譜研究成果看，方城“繒國”仍曾氏發源地
 
    據《廣東梅縣曾氏族譜》記載道：“夏朝在少康中興以后，奴隸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為了加強集權統治，少康分封族人到各地治理。少康的小兒子曲烈，被分封到一個叫鄫（zeng，曾）的地方，建立鄫國。據說，曲烈天生神異，精勤思考，善于制做和改進工具。他制作了木工用來求直角的鉅尺；制造了用竹竿木棒做支架的方型魚網——罾（zeng，曾）；制作了射鳥用的拴著絲繩的箭——增（甑zeng，曾）；燒制了蒸飯盛菜用的陶器——甑（zeng，贈）；教族人紡織出各種樣圖案的絲織品——聞名于世的繒（zeng，曾）。公元前567年，鄫被莒國所滅，鄫國子孫遂以曾為氏。少康封給曲烈的鄫地，在今河南方城縣北。《國語•鄭語》昭注：‘繒,姒姓，申之與國也。’繒作為申國的與國，當與其相近。申國在今河南南陽市北，而北面方城縣有繒關。”此研究成果，不僅與《國語》、《春秋》、《左傳》、《水經注》等諸多文獻記載吻合，而且也與發現的文物研究成果相對應，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可以采信。
 
    據此，可以試提出這樣的結論：古代歷史上雖然曾出現的三個繒（鄫、曾）國，但追根求源實為一脈相承，均為夏禹后裔，姒姓。根據其時間發展順序，可以歸納如下：
 
    第一、今河南省南陽盆地與申相鄰的方城縣境內的“繒（曾）”國，為夏少康所始封，據《左傳•定公四年》“致方城之外于繒關”，可知春秋時期繒國國都一直在“繒關”以內，其存國時間一直到楚封陽城公之前。據隨地出土曾候乙墓所載“陽城公”，可知，此繒國遷國時間事當在春秋晚期帶戰國初期（魯哀公四年至楚惠王三十七年之間），侯爵。是曾姓的唯一源頭。
 
    第二、今山東境內的鄫國，乃繒伯黎隨同晉文候為平王討伐東夷時因功而被封，始封時間當在春秋初期，滅于魯襄公六年（前567年），此為西周方城一帶“繒國”后裔的一支，為夏禹之后，姒姓，子爵，曾子是曾姓的得姓始祖。
 
    第三、在今河南省光山縣一帶繒（曾）國，當為楚王封陽城公時向東南遷移至西陽一帶得繒國，同樣為姒，侯爵。直到戰國初期還依然存在。也是曾姓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條重要支脈。西漢時期的“繒賀”當為代表人物，此“繒”姓可能后代與曾姓合而為一。
 
    故此推知，今河南省方城縣境內的“繒國”則是曾氏起源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替代的唯一的發源地，而今方城縣治南側八里橋一帶發現的夏代遺址則是曲烈繒國的始封候國國都的所在地。（原標題：南陽方城古繒國曾氏發祥地望考）